李文军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重庆 401120)
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18条关于“讯问程序”的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操作来看,被告人并无选择供述与否的权利,对公诉人和法官的提问有如实供述的义务。从立法的原意来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赋予被告人供述或辩解与否的权利,而“如实回答”属于“义务型”条款,是强加给被告人的义务,两者存在直接冲突[注]万毅.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策略与技术[J].法学论坛,2012,(5):33.。这使我国证据调查所假设的理论前提为被告人有罪,讯问被告人通常能够获得其有罪供述,而为使公诉人能更好地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揭露,证据调查阶段应首先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不过,原本应该是通过公诉机关自身的努力寻找证据,并通过法庭调查以证明被追诉人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现在却成为了公诉人讯问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过程。笔者认为,因应庭审实质化改革促进庭审方式的改变,对审判实践的各方面形成积极影响,最终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个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格局,真正实现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转变,促进司法水平新的提升和司法文明质的飞跃[注]成都中院.全省法院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工作推进会资料汇编[Z].2016.19.,有必要重新审视被告人在我国公诉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可能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