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而难治：民国前期的乡城县政(1912-1937)

王海兵

近代以来，乡城成为康南藏区治乱的关键性因素，“康南能否治理入轨，亦视乡城之安定为何如耳”[1]。民国前期，“康南除雅、理、巴三县较为驯善外，其余各县犷捍异常，所委县长多不能到任，勉强到县者，大皆备尝凌辱，盖无驻军戍守，不能解决纠纷，人民毫无政府观念，拒粮抗差、杀官逐府，劫军夺械，无所不为。纵有到任县长，一概不纳粮税，生活告急，不逐自走”[2]。康南政治的乱象尤以乡城最为显著。“康者，为川之后轮，三乡为康之祸根”。[4]陈步三事变后，乡城“县官被杀者二，被辱者数”[1]。近年来，随着康藏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康区县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对具体县份的研究尚未开展。[注]目前学界有关康区县政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沛杉的《清末川边县政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陈沛杉的《民国康区县制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王春英的《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本文拟从民国前期乡城县政的施行、乡城政教势力对县政的影响、乡城县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初步论述，以加深理解乡城县政的特殊性及其在康南藏区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一、县政权力体系对乡城地区的施政

(一)民国前期乡城县政的困顿

改土归流前，乡城地方政务归理塘正副宣抚司管理。宣抚司委派协敖1名，在乡城加拉村设办公处，专司地粮收支、差徭分配、纠纷调解等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