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6世纪山会平原水乡景观的形成与水利塑造

耿 金

一、引 言

景观(Landschaft)不仅指“景色”(Landscape)，地理学上的景观，一般统指地球表面可见的各种实体景物，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德国地理学者施吕特尔(Otto Schlüte)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分析景观，认为地理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区域从原始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的过程，将景观说成是人们感觉上的一个地区的总效应，包括看不见的现象，如风或温度。([美]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5～223页。)不过，更多地理学家强调景观的实体性，虽然地理学家大体上将景观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但自然景观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实际上从未存在过，在大部分地区，现时的景观都是高度的耕作景观(cultivated landscape)或整治景观(tamed landscape)。关于景观概念的详细讨论，请参阅[美]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第五章《“LANDSCHAFT”与“景观”》(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174页)。即狭义上的自然地貌及人为构建的地面建筑。水文环境丰富的水乡河网景观的形成，既有水环境的“自然”演变作用，也有人类对水环境的改变、塑造影响。绍兴山阴、会稽平原(简称山会平原)河网水乡景观的形成，关键时期在南宋后期鉴湖垦废至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江闸修筑之间。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守马臻筑鉴湖，至魏晋隋唐时期，山会地区逐渐形成以鉴湖为核心的大水域景观格局，其优美风景成为诗人们咏唱对象，呈现出“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杜甫著，仇兆熬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三《小寒食舟中作》，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审美感受；南宋鉴湖垦废后，山会平原逐步发育成河网水乡景观，并于三江闸构建后，最终完成传统时代绍兴水乡景观的塑造，水利工程的变革推动着这种景观格局的变化。

具体而言，山阴、会稽北部水网平原在唐宋海塘构建以及鉴湖湖田化推进后，内部水流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北部新的积水区,在北宋时期通过扩建朱储斗门为八孔的玉山闸后，也具有强大的灌溉功能，推动着鉴湖湖田化进程。南宋嘉定年间，鉴湖基本围垦完成，南部山区溪水不再通过鉴湖蓄积调节，径直排入北部内河水网中，原鉴湖水域范围内的山麓地带被农田取代，南部溪水成为其重要灌溉水源。*耿 金：《9～13世纪山会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系统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期。鉴湖垦废后，原宽广水域消失，代之为沿河流两岸推进的农田，随着河流携带泥沙的不断淤积，农业不断占领新的淤积带，聚落也随之形成，原本宽阔的水域逐渐变成条状河道，并在自然淤积与人为挤占下越变越窄。

另一方面，南宋以后鉴湖垦废对北部西小江的影响也进一步凸显。北部海塘构建后，原下游宽泛的西小江向北入钱塘江的支港被堵塞，而且在西小江塘修筑后，内河出水集中到西小江主干，加之南部溪水径直排入西小江，西小江河道横溢，经常泛溢成灾。元代开始治理西小江，历经明天顺、成化年间的系统治理，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江闸建成，才完成对内河的系统治理。在治理平原水环境的过程中，水利系统逐渐由鉴湖早期沿湖堤置斗门、闸转变为沿西小江置闸，并最终将置闸推向内河与后海交界的最前线。目前对山会平原水利系统的研究缺乏对引起内河水利系统转变的水文生态的详细考察，不利于理解水利系统的演变过程以及水利推进对当地水乡景观形成的作用。*鉴湖垦废以前的研究，可参阅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3年第3期)；对鉴湖垦废后，山会平原水利系统研究，以地方学者的梳理为主，如盛鸿郎《绍兴水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陈鹏儿《鉴湖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 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也涉及鉴湖垦废与山会水利系统关系的论述。本文在已有水利史研究基础上，讨论鉴湖垦废后至三江闸构建完成间，山会平原的水网景观形成过程以及水利推进在景观塑造中的作用。

二、鉴湖垦废后的水域环境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总结了山会平原的水利形势，大体而言有4次大的转变：东汉马瑧筑鉴湖，将海潮拦于湖塘之外，北部农田得灌溉之利，此为一变；唐代建玉山斗门(即朱储斗门)，南宋后期鉴湖被垦废为田，水利形势又一变；明代中叶在平原西部浦阳江下游凿碛堰、筑麻溪坝，将浦阳江下游完全改道向西入钱塘江，此又一巨变；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江闸建，海潮不得入三江而内犯，内河水网格局形成，此又一变。*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山川·水利沿革》，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888页。此4变中，马臻筑鉴湖奠定了山会平原的水环境基础，后3变则促成了近代以前绍兴水乡景观的形成。

南宋后期鉴湖垦废，山会平原境内的水文环境发生根本改变，这种变化影响着此后平原近千年的水利走向，故鉴湖垦废乃山会平原水利转变的关键节点。鉴湖垦废后，境内水流变化主要体现在3种水体形式上：水源、水道与水泽。首先，平原北部的农田灌溉水源主要来自南部山区溪水。鉴湖存续期间，南部山区溪水被汇集于湖泊中灌溉农田，鉴湖垦废后，南部山区开发，通过筑塘、设闸以及开渠，发展山麓及山区的水利；其次，河网逐渐形成，凡以河名之者，则为水道，乃沟通水网之脉络；最后，湖泊水体也发生变化，湖泊被占为田，水体遭到进一步侵占。明嘉靖《山阴县志》中对明中叶平原境内的水源、水道、水泽环境有分类界定：“其境内水之以溪名者，……皆水源也；水之以河名者为运河，……皆水道也；水之以湖名者，……皆水泽也。水源必决之使达，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诸水泽宜查复旧额，令圩人杜侵填广停，蓄以资灌溉焉。”*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鉴湖垦废，南部山区溪水由于缺少湖泊的缓冲与蓄积，径直排入北部河网，原本属于鉴湖水域范围内的山麓地带也被开发为农田，这部分农田地势略高于北部鉴湖遗迹(诸如湖泊等水体)，因而灌溉水源主要依靠南部山区溪水的引灌，即“田之沿山者，受浸于泉源”。*康熙《会稽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于是南宋以后，原鉴湖南部山区逐步通过设置堰闸来蓄积溪水，如马尧相所言：“县(会稽)之东南，沿舜溪两岸而田，虽地势高峻，然各有泉可蓄”，形成众多新的水体，“惟各因其势而利导之，则其田皆可获矣”。*康熙《会稽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所谓因势利导，即对溪水或蓄或引，“是以或引之而为沟，或障之而为砩，或浸之而为湖，或潴之而为塘”。*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二册《浙江下》，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95页。因此，鉴湖垦废以后，南部山区水利也在不断推进。

随着鉴湖渐趋湖田化，早期宽广水域变为条形河道或小型湖泊，水面向破碎化发展。就整个江南地区而言，宋代以后的水面都呈逐渐破碎化趋势，特别是明清时期达到顶峰。*王建革：《历史时期江南水环境变迁与文人诗风变革——以有关采菱女诗歌为中心的分析》，《民俗研究》2015年第5期。处于江南边缘区的绍兴也如此。鉴湖早期大水面的荷花景观逐渐消失，主流植物由“鉴湖时代”繁茂的荷莲变为菱等水生植物。如唐代李白诗文中，水面上大片荷花景观成为绍地的典型特点：“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李 白：《李诗选注》卷九《别储邕之剡中》，明隆庆刻本。在鉴湖存续时期，陆游对家乡鉴湖的荷花也有过甚多描写，其在外地为官期间，思念的即是故乡的鳜鱼与白莲藕，在《思故乡》一诗中言：“船头一束书，船尾一壶酒。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陆 游：《陆放翁诗选后集》卷之二，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诗中白莲藕乃藕的一种，即荷莲，万历《绍兴府志》载：“连子、藕，六七月间最佳，谓之花下藕。又白莲藕最甘脆多液。”*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一《物产·果》，李能成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在另外一首《同何元立赏荷花怀鉴湖旧游》中对山阴荷叶的繁茂景象描写更生动、具体：“三更画船穿藕花，花为四壁船为家。不须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无酒。花深不复画船行，天风空吹白苎声。”*陆 游：《陆放翁诗选后集》卷之二，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一幅江南水乡景观画卷跃然纸上，船行荷花丛中，完全被荷花遮盖，这是陆游时期，山阴居所周边鉴湖湖面的景观写照。绍兴地区的荷花以山阴为盛，嘉泰《会稽志》中称：“山阴荷最盛，其别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千叶白莲。”府城“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到晚上的时候，香气弥漫一、二十里，“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游者多以昼，故不尽知”。*嘉泰《会稽志》卷四《斗门》，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虽然陆游时期的鉴湖已被大量围垦，但仍有大片宽阔水域。南宋以后，鉴湖垦废，大片水域消失，这种广袤的荷花也逐渐被更为经济的菱取代。*参见李玉尚《三江闸与1537年以来萧绍平原的姜片虫病》，《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

山会平原的河道并非人工开凿形成，除早期的运河有相对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外，境内的河道基本是在自然泥沙淤积的基础上人为干预形成的。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绍兴河道的形成机理有详细阐述，其言绍兴“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页。王士性的观察，将平原河网的形成原理解析得十分到位，河道的形成是泥沙自然淤积后人类不断向淤积地带推进后的结果。在传统技术时代，宽大的河面由于泥沙的淤积而变窄是不可避免的。河道水流两岸较中间为缓，故而泥沙先沉积在沿河两岸，泥沙淤积后，农民为获得更多土地，则在河边增筑堤埂，广其种植，使“河道日形狭小，而滨溇小港至有不能通舟楫者，且瓦砾垃圾倾倒淤积，河底日浅，蓄水不多，一经旱干，不敷灌溉，此后又当以浚河疏源为水利之要务矣”。*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山川·水利沿革》，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889页。河道被不断挤占乃至完全填实为农田，影响境内的蓄水环境，水旱灾害也随即增多，故明人言：“自鉴湖旣废，髙下皆由下流，虽有诸闸之防第，可因水势以时蓄泄耳。其上由无沟渠河荡以潴之，则岁旱无所取水。”*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明嘉靖三十年刻本。除农田不断挤占自然河道，横贯山会平原的运河也被一些巨室侵占，其“日规月筑，水道淤溢，畜泄既亡，旱潦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明嘉靖三十年刻本。嘉靖初年，运河“南自蒿坝，北拒海塘，水道淤隘，舟楫或阻”。*万历《会稽县志》卷二《山川·河》，万历刊本。运河被侵占，严重影响航运往来。嘉靖初，南大吉疏浚运河及府城周边重要河道，其中对城内河道之整治力度极大，河道治理也收到一定效果。然广浚河道，致“失利之徒胥怨交谤”，南大吉也因此遭到弹劾而被罢官，浚河未得全面推行。然绍兴民众不忘其治河功绩，请王阳明为其治河之举撰写《记》文。*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鉴湖垦废后的山会平原仍遗留各种大大小小的湖泊，这些湖泊在南宋以后成为平原蓄水灌溉及潴积洪水以防涝的重要载体。有些湖泊是鉴湖遗迹，如青田湖、白塔洋等，而有些则为平原积水环境改变后，在鉴湖北部形成的新积水区，如湖、瓜潴湖等，是鉴湖围垦及北部海塘构建后逐步发育形成的。原南部水流逐渐汇集北部低洼处，形成一片沼泽区，后随着闸堰水利系统的构建而形成新湖泊。*陈桥驿先生认为，诸如瓜潴湖、湖等湖泊形成于春秋时期的海岸线北迁时，乃海退后遗留的泻湖。(陈桥驿等：《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地理研究》1984年第3期。)但陈先生却没有给出科学及文献的证据。其实，山会平原在唐宋时期东部、北部海塘构建后，平原内部的积水环境发生改变，才在平原北部形成一些新的积水区，且在南宋鉴湖垦废之初，这些积水区仍不可蓄水，后期随着闸堰水利的修筑，才具有蓄水灌溉的功能。如南宋嘉泰《会稽志》将湖归入“拾遗”条下(嘉泰《会稽志》卷十八《拾遗》，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第349页)，且到嘉靖《山阴县志》中仍记载“浅不能畜水，遇潦则盈，遇旱则涸”(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湖》，嘉靖三十年刻本)。无论是鉴湖遗迹，还是新形成的积水区，都分担着早期鉴湖的蓄水灌溉功能，诚如顾炎武所言：“唐宋以来，后海北塘成，蓄水于北塘之南，南塘之北者，在会稽有三大湖：一曰贺家池，一曰俞林大坂荡，一曰东大池；在山阴有三大湖：一曰青田，一曰瓜滋(潴)，一曰猹；在萧山有一大湖曰：湘湖。灌田共数十万顷，奈何沧桑变易，而湖沙日涨，葑泥壅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二册《浙江下》，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97页。顾炎武强调湖泊凐废的泥沙淤积的自然作用，但人类向水域推进的影响更不容忽视。唐代以后，整个宁绍平原的湖泊逐渐减少，特别是宋至明之际，湖泊在自然与人为作用下急剧萎缩。陈桥驿等诸先生统计宋元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仍有199个左右，到明清时期就只剩下44个，万亩以上水域的湖泊由10个变为5个。*陈桥驿等：《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地理研究》1984年第3期。湖泊在自然泥沙淤涨后被渐次开辟为农田，湖泊的蓄水灌溉与潴滞洪水能力降低，这种情况在整个宁绍平原极为普遍。由于泥沙不断淤积，大多湖泊不能积水，平原水文生态发生改变，宋代提倡废田为湖的治水之策也完全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泥沙壅遏不能积水，虽废其田无益也”。地势低洼之湖，不可为田，可责令得利之人，“浚去泥沙，筑成河道，俾之通流；稍有淤浅，实时挑浚，则田不妨而湖不涸，两利俱存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二册《浙江下》，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97页。早期自然河道被农田不断挤占，水道不通，积水排泄不畅；此外，由于河道淤塞及湖泊淤积，平原蓄水灌溉能力下降，对洪水的调蓄作用也减弱。总之，从南宋鉴湖垦废到明嘉靖年间，水流不畅与蓄水灌溉问题越来越严重。

三、西小江逐渐淤塞

鉴湖围垦后，南部溪水向北经过内河排入西小江以及河湖网中，北部形成一些新的积水区，这对西小江的影响极大。嘉靖《山阴县志》如此描述当时的水文环境：“鉴湖之水出平水、若耶诸溪，其源凡三十有六，皆西北流入小江，以达于海。”*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祭酒王撰文》，嘉靖三十年刻本。这里的小江即西小江，“自后镜湖废为田，源既漫流，水无所潴，兼以浣江之水灌于西江”。*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河道骤然承受众多水流，必然泛溢两岸。遇有淫雨，即江水横溢，加之潮水顶托，平原农田水患频繁。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萧山县令崔嘉讷即凿碛堰分流浦阳江，导浦阳江水入钱塘江，“萧县主崔嘉纳见山、会、萧之卑下，土非上上，因筑麻溪坝以塞暨邑之水，开碛堰而使入于钱塘江”。*徐 职：《治水说》，民国《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诸暨民报社1924年，第99页。由此开启对西小江的治理。崔嘉讷的治水没有更多文献记载，但其治水措施却为明代浦阳江彻底改道奠定基础。

分流后的浦阳江主干道仍由西小江入海，但江水径流量下降，江水冲刷泥沙能力减弱。西小江河道的泥沙主要来自两部分：一者河流自上游搬运，到下游河床比降降低，水流平缓，泥沙沉积在河槽底部；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于钱塘江潮水携带的泥沙。钱塘江河口由芦茨埠至杭州闸口是近口段，由闸口至澉浦属河口段，澉浦以下为“杭州湾”；萧绍平原的钱塘江水系属于河口段，此段江水径流与潮流相互作用，径流水清沙少，而潮流来自海域，水浊沙丰，涌潮强大，水流呈周期性的往复流，水位也有周期性的涨落变化。钱塘江潮水属半日潮，一日涨落两次。潮水涨潮与退潮皆携带大量泥沙，涨潮时泥沙随潮水顺内河河道进入平原水网，沉积于河床底部；退潮过程中又将河道上游的泥沙搬运到下游，河口段的泥沙淤积也就越来越多。明代前期，萧绍平原内部的河道已经开始普遍淤积。永乐十七年(1419年)，萧绍段运河淤塞严重，“萧山民言：境内河渠四十五里，溉田万顷，比年淤塞，乞疏浚”。*《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1页。地方官员请求疏浚，以灌溉农田。宣德十年(1435年)，吏部主事沈中上奏称西小江河道淤积影响行船，需要堵塞临浦碛堰，将上游湖水汇集由钱清东出三江口，以实现聚流冲淤的效果，“筑临浦戚堰，障诸暨等处，湖水仍自小江流出，则沙土冲突，舟楫可通矣”。*《明实录·英宗实录》(一三)卷9“宣德十年九月戊子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176页。《明史·河渠志》也记载了此事，*《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4页。可见当时西小江河道淤积已经十分严重。沈中希望将江水汇聚，以冲刷泥沙，然江水与潮水相比，并不占优势。1447年，地方官员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对河道进行疏浚：“绍兴东(西)小江，南通诸暨七十二湖，西通钱塘江。近为潮水涌塞，江与田平，舟不能行，久雨水溢，邻田则受其害。乞发丁夫疏浚。”*《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6～2157页。浦阳江分流西北入钱塘江后，潮水势大，江水势弱，潮水反而挟江潮倒灌浦阳江，这是分流而未断流之后果。

天顺年间(1457～1464年)，绍兴知府彭谊再治西小江，其治水采取分流、御潮并举之法：在麻溪上筑麻溪坝，以阻断浦阳江东流；于山阴北部白马山附近筑白马山闸，阻断潮水倒灌。《明史》记载，天顺初，彭谊到任后绍兴即发饥荒，饥荒根源在于江潮倒灌内河，危害百姓，于是“筑白马闸障海潮，历九载，多惠政”。*《明史》卷一五九《彭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45～4346页。《明史》中只记其筑白马山闸，并没有筑坝之说。嘉靖《山阴县志》中也只有彭谊建白马山闸的记载，*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但在嘉靖《萧山县志》中却有彭谊筑临浦、麻溪二坝之记载：“天顺间，知府彭谊建议开通碛堰于西江，则筑临浦、麻溪二坝以截之。既改其上流，又于下流筑白马山闸以遏三江口之潮汐。”*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设志·水利》，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77页。两相比较，置白马山闸的工程量与价值更大，故在其治水功绩中被记载，而麻溪坝可能只是修筑了其中一部分，并没有最终完成。目前麻溪坝的修筑年代仍存在不同观点，更多材料显示麻溪坝最终筑成于成化年间。*陶存焕：《浦阳江改道碛堰年代辨》，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78页。如上文所述，山会平原的水利形势有4次大的变革，而彭谊筑白马山闸及其对山会境内水文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筑闸后西小江东出河道逐渐淤塞，迫使浦阳江最终改道向西北入钱塘江。

建白马山闸以前，钱塘江潮水直达钱清附近，由于运河水位高于西小江，行人往来每跨越运河都要通过钱清南、北堰候潮，两宋之交，官员陈渊过绍兴府，作诗《钱清待潮》《钱清过堰》两首，诗文再现了当时的江、河水势：“江潮来去自有期，扁舟阁浅心如飞”；“江流自下河自高，逆上更堪行罔水。九牛回首竹索细，十丈沙泥拒舟底。”*陈渊《默堂集》第一《钱清待潮》、《钱清过堰》，四部丛刊三编景宋钞本。建闸后潮汐不至，钱清堰也随即废弃了，“今因筑白马闸，潮汐不至，乃去之”。*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嘉靖三十年刻本。宋代以来，过钱清堰入运河的凶险境况顿时改变。此外，建闸前，由于河道宽阔，加之潮汐往来，钱清江上没有固定的桥梁，只能在水面上搭浮桥，而天顺年间的白马山闸完全改变了西小江的水流环境，世代居住于山阴前梅的周氏家族，在其《族谱》中对祖上于弘治年间筑桥前后江水的水文变化也有记载，可为彭谊置闸改变平原水流环境之佐证：“(钱)清江据山阴、萧山之会，上引众流，下注巨海，潮汐往来，行者病之。宋元以前比舟为梁以渡，我朝天顺间郡守彭公谊堰其下流，海桑倐变，始可成杠，然未有以石之者。”*《山阴前梅周氏族谱》卷五《钱清石桥记》，清代康熙十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置闸后，钱塘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在闸外河道中，西小江“闸东尽涨为田，于是江水不通于海矣”。*嘉靖《山阴县志》卷第四《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今绍兴蜀埠村的马氏宗族，元末由华舍后马村向北迁居于西小江边，以制盐、捕鱼为生，*《山阴朱咸马氏宗谱》第一册《创辑朱咸马氏宗谱初序》，民国六年书诚堂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可见元明之际西小江仍是潮汐出没之地。今白马山以东，西小江沿岸周边有“沙田”“沙地王”“沙地寿”“东上沙”“上沙”等地名，*绍兴县革命委员会编：《浙江省绍兴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0年，第28页、第44页。应该是原西小江故道泥沙淤积后开发而来的。需要说明的是，西小江东出河道淤塞，并非白马山闸以东至入海口段完全淤塞，而只是闸东一段水道淤塞，西小江下游的入海口段并未淤积，从20世纪60年代的影像地图上，西小江中间河道断绝，而下游入海口段畅通的形势仍十分明显。*浙江天地图(影像图)绍兴部分：http://www.zjditu.cn/map.html?tif。以上所述开垦的沙地也基本分布在今白马山闸以东至湖北以西之间。

西小江在未筑白马山闸以前，为防止潮水沿西小江倒灌入，也为保持内河水位，在内河与西小江的交叉处置堰坝，其中鱼后堰、鸭赛堰、西虚堰、蜀阜堰、华舍堰、姚衕堰、抱盆堰，“并在西小江南塘上，蓄泄塘之水，今因江塞俱改为□。”而甲渎堰、安昌堰、余家堰，“并在西小江北塘，蓄泄塘北之水，先因江塞俱废”。*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嘉靖三十年刻本。堰是一种较低、用于溢流的坝，未建闸之前，主要靠堰抵御潮水倒灌。建白马山闸后，闸东河道淤塞，堰即废弃了。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出任绍兴知府，当时的西小江白马山闸以东河道已经完全淤塞，也失去疏浚之价值，戴琥认为：“或以先浚西小江为言者，亦不知世久故道皆为良田，浚之故土无所安置，虽或暂通而水势不能敌潮，故潮入则泥澄不胜其浚，而终无益于堙塞。”*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四《戴琥水利碑》，乾隆五十七年刊本。西小江故道皆已淤积成田，疏浚价值已不大。为此，戴琥一方面拓宽碛堰，完成浦阳江最终改道向西北入钱塘江；*浦阳江最终改道向北入钱塘江与碛堰的开凿年代有关。陈桥驿先生认为，碛堰在南宋时期就存在，在明代中叶以前一直处于开、堵中(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陶存焕先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碛堰堵、开的情况，浦阳江主流改道碛堰，应在宣德十年(1435年)之前不久(陶存焕：《浦阳江改道碛堰年代辨》)；朱海滨教授认为，浦阳江的改道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开始于元代，最终于成化年间由戴琥凿宽碛堰完成最终改道(朱海滨：《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6～122页)。另一方面则在西小江故道两岸的支河上多点置闸。

四、河网景观的水利塑造

鉴湖垦废后，原湖堤上的斗门系统废弃，代之为各种堰坝蓄水，如会稽蒿口斗门原为鉴湖东泄水口之一，“今斗门废而为堰，水遂却行北流入官河”。*万历《会稽县志》卷八《户书四·水利》，万历刻本。同样，曹娥斗门，原湖水通过斗门向东入曹娥江，鉴湖废后，斗门废为坝，东出水流转向北入运河，再汇聚于三江口入海，“曾南丰《鉴湖序》云：湖有斗门六，曹娥其一也。旧时本县之水东流入江，今斗门废而为坝，水遂却行入官河。□□堰，北注之水达诸乡，汇玉山、放应宿闸而朝宗于海”。*万历《会稽县志》卷八《户书四·水利》，万历刻本。一些堰则成为南部小湖泊水流向北流的挡水坝，如会稽瓜山堰旧为闸，后废为堰，其汇集南部溪水后北流入运河，再注入白塔洋、茅洋等小湖泊，其“北流入官河，为茅洋，为白塔洋，遂由樊江、政平、茅洋、陶家、东西瓜山六堰而北注”。*万历《会稽县志》卷八《户书四·水利》，万历刻本。内河上大量设堰，是鉴湖垦废后山会平原水利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本身有技术上的缺陷，即堰只能蓄水，遇有江潮倒灌内河，积水如何排泄？而江潮倒灌后，洪水潴积，为害不小，如山阴县西北五十里的抱姑堰，“内总大河，外临小江，古人众此以障□汐，然□小易溃，或有小水遂致淹没，往来病涉”。*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堰闸》，嘉靖三十年刻本。随着内河河道的逐渐淤塞，平原积水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闸的设置也就必不可少。

随着平原内河容积减小，农田面积增加，水网的蓄水与滞洪能力减弱。成化年间，推官蒋宜言：“山阴、会稽、萧山良田千万顷，一遇淫雨，则溪水横流，遂成瓮形。”而“江水逆入内河，众流并入玉山斗门，宣泄不及，而郡又有浸滛之患。”*嘉靖《山阴县志》卷四《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乾隆《绍兴府志》称：“西小江自鉴湖废，海塘成，故道堙，水如盂注。惟一玉山陡门莫能尽泄，而山、会、萧始受其害。”*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四《戴琥水利碑》，乾隆五十七年刊本。故明代中叶以后，平原积水排泄成为治水重点。

面对平原内水排泄不畅，为害百姓，戴琥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在山阴西小江以南的“新灶、拓林各置一闸”*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李能成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以分斗门积水。筑闸后，“黄垞、东西瓜渚、茶等湖，横流出新灶、柘林闸”。*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四《戴琥水利碑》，乾隆五十七年刊本。但置闸不久，“因小江涨塞，久废”。*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嘉靖三十年刻本。此后，又阔玉山闸，以缓解南部泄水压力。西小江北岸有其支河江北河，由于海塘构建，出水口堵塞，常受潮水之害，戴琥先于西小江北岸置扁拖北闸，*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李能成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又在扁拖闸东置甲蓬闸，*嘉靖《山阴县志》卷二《山川志》，嘉靖三十年刻本。以分担扁拖闸调节河水的压力。此二闸主要泄西小江北部的江北河及“白洋、西扆、金帛、马鞍诸水”。*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四《戴琥水利碑》，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戴琥在山阴、会稽设置了以上4道水闸，但萧山湘湖、麻溪之水仍排泄不畅，对东部的水流调节也不利，所以又在萧山北部设长山、龛山2闸，“岁涝并以出诸乡之水，东北入于海”。*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李能成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至此，平原具有了统一调泄内部水位的能力，戴琥又在各水闸处置水则碑，水则碑的水位则根据平原内农田的高低而定：“种高田，水宜至中则；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也无伤。”水则高低是开闸多少的依据，“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用闭”。而一年中“正、二、三、四、五、八、九、十月，不用土筑，月余及久旱，用土筑”。*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李能成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对内河水文的管理十分精细。

不过，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汤绍恩筑三江闸前，戴琥所置的闸大多废弃，其间虽有正德年间山阴县令张主奎于玉山斗门处置闸，并于扁拖故闸左、右增置斗门六洞，*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李能成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但仍无法改变水闸日益衰败的局面，农田改良与水利改造一度受挫。时人评价，当时的萧绍平原又变为稍雨即成涝的局面，“(会)稽、(山)阴、萧山，地势卑，积霖不用旬雨，只一夕，百万膏腴须臾没溺，举目望洋，徒兴叹息。白屋啼饥，朱门告籴”。*张文渊：《太守汤侯治水利民碑记》，嘉靖《山阴县志》卷二《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马尧相提出治水三策：一曰深浚河渠，二曰增设闸堰，三曰修筑海塘。其一疏浚河渠可储蓄淡水而不患于旱，这种对策来自于嘉靖三年(1524年)知府南大吉疏浚内河之法，对境内水源诸如溪、湖，必决之使通达；水道诸如运河、小江等则浚之使之深，“其诸水泽宜查复旧额，令圩人杜侵填，广停蓄以资灌溉焉”。*嘉靖《山阴县志》卷四《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其二增设闸堰，可散泄水势而不患于潦，仍然沿用戴琥的多点置闸之策。其三外部修筑海塘，“使之完且高，则可捍御风潮，而不患于泛溢”，*万历《会稽县志》卷八《户书四·水利·水利考》，万历刻本。明清时期萧绍平原外御海塘系统一直在维持之中。这种内外兼顾的治水方式，其实是将旧有治水措施统合一并施行。

嘉靖年间汤绍恩执掌绍兴后，治水追求一劳永逸，在三江所城西的三江口处建大闸以阻断潮水倒灌，并统一调配内河水位。平原内“旱则畜储，潦则放逸，耕始有秋，饥始得食，行始遗舟，眠始帖席。此劳此功承自开辟，此德此恩垂于罔极”。*张文渊：《太守汤侯治水利民碑记》，嘉靖《山阴县志》卷二《水利志》，嘉靖三十年刻本。三江闸建成后，不仅使山会平原的农田灌溉能力显著提升，而且内河航运条件也大幅改善，“闭闸时能容大量之水，足资灌溉，舟楫往来，到处可达，货物运输，尤称便利，图极完备之灌溉制度，亦一周密之水道运输网也”。*浙江省水利局编：《浙江省水利局总报告》，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至二十四年六月，1935年铅印本，载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选编：《民国浙江史料辑刊·第一辑》第十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4页。

由于三江闸兼具调蓄、灌溉以及抵御潮水等功能，促使西小江以北、山阴后海塘以南的大片土壤的水土性质发生改变，常年遭受海潮倒灌的斥卤之地变为沃野，“塘闸内得良田一万三千余亩”，*程鹤翥辑著：《闸务全书》上卷《郡守汤公新建塘闸实迹》，冯建荣主编：《绍兴水利文献丛集》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26页。平原北部海塘内的农田开发也进入新阶段。原以宗族姓氏为主，零星栖息于滩涂孤丘或坡地之盐、渔、农户，随即扩大为新的沿海聚落，部分村落随海退涂涨而进，出现一迁再迁之情势，域内北海塘沿线聚落，如前梅林、中梅林、后梅林，上丈午村、下丈午村，前李家畈、中李家畈、后李家畈等村名，就留有这种聚落几迁几扩而始定之痕迹。*《齐贤镇志》编纂委员会：《齐贤镇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6页。而海塘的维修与维持，则是西小江以北农田进一步开发的前提。

三江闸建成的次年，汤绍恩又在大闸内部建了撞塘闸、平水闸，以备大闸排水不及之需。后为分担三江闸压力，萧良干初修大闸时又于山阴县西北五十里的白洋村龟山下建山西闸，闸初建之时，由于钱塘江仍走南大门，闸紧邻钱塘江，“出水较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绍兴知府李铎，因正值大水，急于泄水，在闸西添建二洞。此后闸外“(泥)沙渐涨且远，水道湮而即宣废”。*平衡辑著：《三江闸务全书续刻》第二卷《修闸备览·泄水》，《绍兴水利文献丛集》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101页。到康熙年间，三江闸外的泥沙淤积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曹娥江江口也逐渐向外移，清代以后山会地区的水利核心变为海塘修筑与三江闸外河道泥沙的清除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从工程技术演变的角度看，山会平原的水闸经历了从泄水为主向综合大闸转变的过程。根据地形与功能的不同，水闸大致可以分为蓄水闸、排水闸与拦潮闸。蓄水闸主要为满足农业灌溉等需求而设；排(泄)水闸则主要设于地势低洼地区，为防止洪水倒灌并排除积水；而拦潮闸则在滨海河口，具有拦潮、御卤、排水、蓄淡之用。*张绍芳：《堰闸水力设计》，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第1页。一些滨海大闸则同时兼具以上各闸之功能。明成化年间，为排泄内部积水，在沿小江两岸设置的闸主要为泄水闸，目的在于排除平原内部积水；嘉靖年间，三江闸的构建则兼具蓄水、泄水与拦潮功能。山会平原的置闸逐步由简单的泄水闸向综合大闸转变，三江大闸的修建，完成了平原水利网的最终构建。至此，传统时代的山会水乡景观格局也基本构建完成。

五、结 论

就景观研究而言,只有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活动与自然景观之间的联系,景观史研究的本质是从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变化中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髙 岱：《威廉·霍斯金斯与景观史研究》，《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综合性景观的形成，离不开人类不断地适应与改造环境，而水利工程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以欧洲典型的低湿地滨海国家荷兰来说，水利在土壤改良及农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在人类采取积极行动之前，荷兰辽阔的低地呈现出滨海低湿地和潮间浅滩的陆地和水域相交替的景观面貌。人类用堤坝将低湿地围起来，并人工排干，形成圩田农业景观，水利在荷兰的“国家景观”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视角转向古代中国的江南地区，水利也主导着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江南从唐代开始逐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基本经济区，这种经济中心地位的取得也是在水利技术的推进与提升过程中完成的，水利不仅仅塑造了江南的水乡农业，也逐步完成了江南核心区从自然水域景观向人为构建的水网景观转变。因此，从长时段区域景观形成角度来看传统时代的水利演变，水利史研究就具有了全新的价值与观察视野，这无疑将进一步拓宽目前水利史的研究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以水利工程的转变看景观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本身具有整体史观的史学关怀，这对于理解区域环境变迁与社会演变规律，都有极大的参照价值。

对于地处杭州湾南岸的绍兴低地而言，传统时代水乡河网景观的形成，也是在水利工程的不断推进下完成的。平原由早期鉴湖时代的大水面景观，逐渐演变为破碎水体景观，河网逐步形成，并在三江大闸构建完成后，形成完整的水网景观格局。具体而言，在鉴湖垦废后，一些小湖在自然淤积与人为垦殖作用下缩减，内河水网到明代中期逐渐老化，加之平原北部原浦阳江下游河道西小江部分河段在建白马山闸后淤塞不通，平原内河积水排泄成为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水利问题，故明成化年间开始在西小江两岸多点置闸，目的主要在于泄水；由于外部潮水倒灌问题没有解决，原本用于泄水的闸不久即废去，嘉靖年间三江闸的构建，将内部积水排泄与外部御潮问题一并解决。从置堰、设泄水闸，再到建三江大闸，水利工程的提升与改进再次推动着平原水乡景观的变革，并最终完成了绍兴核心区(山会平原)的内河水网景观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