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 莹
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1]这种扎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助”观念使得礼尚往来成为我国人情往来的传统习俗。当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圈子的中心势力,送礼收礼就不再仅为情感沟通,而可能演化成为“情感投资”。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收受贿赂的行为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礼金进而可能异化成为腐败犯罪的避风港,使得这一危害社会的行为游离于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了平衡保护国民情感和遏制以礼代贿的腐败现象,需对收受礼金这一掺杂着权力、利益以及人情的行为应否受到刑法规制进行理性分析。
礼金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为了表示敬意或庆贺所馈赠的现金或者财物。从这一点上说,“送礼”这一行为可看作是“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签订了无偿的“赠与合同”,是“送礼者”单向的、不求回报的自愿行为。但正如蒙田所言,赠予的本质包含野心和特权,受赠的本质则包含顺从。在这一法律关系中,“送礼者”无对价而支付利益,“收礼者”不负担任何对等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2]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出于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考虑,赠与合同的立法建构中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采取各种措施偏向赠与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