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命题、习俗与共同体

李大强 陈莉莉

哲学最受诟病的一个特点是，哲学家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很少建立一致的答案。“一致”未必意味着“正确”，但是“不一致”一定意味着“不正确”。如笛卡尔所言，“我看到它(哲学)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专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我考虑到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都有博学的人支持，而正确的看法却只能有一种，所以我把仅仅貌似真实的看法一律看成大概是虚假的。”〔1〕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状态，如果哲学问题注定始终处于争论，哲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

20世纪以来，在精英哲学家社团内部，对哲学的这种缺点的厌弃逐渐达到顶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大胆地宣布，一切哲学问题都已经在这本小书中得到解决〔2〕，而他所提供的这种解决方案是彻底否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的可能性。简单地说，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只能作为一种“活动”，而不能作为一种“理论”。〔3〕这种“暴力拆迁”式的解决方案立足于一个简洁笃定的推理：理论由命题构成，而所谓的“哲学命题”都是“伪似命题”，即伪装成命题的无意义语句，因此，不存在哲学理论。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体系以“图像说”和“真值函项理论”为基础，通过划定“命题”的范围而把“哲学命题”(以及“哲学问题”)排斥在有意义的语句之外，从而彻底消解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维特根斯坦的立论根据在于对“命题”的基本规定——“命题是真值函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