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抉择

摘 要：《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在惨案发生以后沉默了七天才写出的作品，“沉默”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了鲁迅对写作的思考，而对这一写作困境的焦虑也致使鲁迅在写作过程的语言的转折与犹疑，进而导致了散文情感的延宕。鲁迅在对“沉默”与“言说”之关系的思考中重新确立了自我写作的价值，这也体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记念刘和珍君》 沉默 转折 情感延宕 反抗绝望

鲁迅的散文名篇《记念刘和珍君》自问世以来就被广泛地阅读和阐释，但是任何解读都不能指向一种终极的答案，尤其是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思想的巨人而言，他自身的复杂性及其所携带的“晦暗元素”本身就包蕴了某种多义性和歧义性，因而也在不断召唤着我们去重新理解和解读。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遭遇的困境依然持续到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并且时时拷问我们的灵魂。

一、从沉默的七天开始

在1926年3月18日的惨案中，刘和珍被残忍地杀害，但直至3月25日鲁迅来参加刘和珍的追悼会时，被程君问起是否有为刘和珍“写一点东西”，鲁迅回答说：“没有。”这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整整七天了，在这七天里鲁迅对刘和珍的死保持了长久的沉默。纵观鲁迅的整个写作生涯，他总是会对社会现实保持高度而密切的关注，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迅速反应，无论是攻击、自卫还是批判，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揭开事物的假象而直击本质，展现出非比寻常的穿透力和战斗力。但这一次面对自己学生的惨死，鲁迅久久地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与之前鲁迅所展现的“战士”形象完全不一致，而这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为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记念刘和珍君》，就必须将“沉默”这一颇具深意的行为问题化，更进一步而言，只有从鲁迅的“沉默”处开始挖掘，我们才更能够听清他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声音以及他面对现实是如何做出抉择的。

事实上，在后来的散文诗集《野草》的题词中鲁迅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虛。”这句颇具悖论性质的诗语就已经显示出了鲁迅心中的矛盾和忧虑，即如何在“沉默”与“开口”之间表达自己，这是鲁迅先生所面对的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他对于自我的表达方式以及写作本身的探讨与追问。具体而言，就是鲁迅在面对现实境况之时该如何能够准确地将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感转化为文学化的语言，既能使这样的话语不丧失原有情感的真实、复杂与丰富性，并且为读者所理解，又能使它们符合文学的审美标准与历史要求。在这里可以看到，鲁迅所担忧的问题其实是对自古以来的写作中都关注的“言”与“意”的关系的更进一步探询，《易传·系辞》中孔子就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预示着书写与表达的困难以及所暗含的危险性。然而，对于鲁迅而言更加迫切的则是，他所面对的时代极其凶险以及所处理的现实更为复杂，这就加剧了“言”与“意”表达合一的困难。正因如此，鲁迅在面对刘和珍的死时，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奋笔疾书，任情感流泻，以尖锐的笔锋直插敌人的心脏。因为死亡就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就发生在自己可爱且颇具进步思想与上进心的女学生身上。当死亡从遥远的他处变为身边的客观存在之时，鲁迅再也不能不更加深刻地思索死亡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了。他担忧的是，如果自己作文以抒情，那说出的部分是否是自我内心面对生命凋亡时最原始的情感？而读者接收到的文本是不是一个“诗”与“真”的完美结合体？所以他才沉默，才会迟迟不肯发声来应对这样的噩耗。

另一方面，鲁迅在《墓碣文》中对自我的写作一直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他写道：“……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这就是鲁迅的“噬心”体验：当抉心自食时，由于身心痛苦异常难当，根本无法理解“食”的滋味；然而，等痛定之后再来“食”之，由于经历了时间的间隔与停顿，那种最初痛苦的滋味变得陈旧了。鲁迅的思考处在这种矛盾与紧张中，而写作本身对他而言也是“抉心自食”的过程。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观照鲁迅面对刘和珍之死的长久沉默，文本也会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具体而言，暴力摧残了刘和珍的生命，面对生命的死亡和现实的残酷，处于悲愤交加当口的鲁迅根本无法用文字切实表达心中的愤怒与哀伤之情，因为这样剧烈的创痛不能使他在现实与审美中寻找到一个确定的平衡点，所以他不得不选择沉默了七天之久。七天之后他动笔写出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他自己所谓的“痛定之后的长歌当哭”了。然而，这种写作在他自己看来是否真的有效，是否真的还原了他所说的“本味”呢？这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语言的犹疑与情感的延宕

很显然，鲁迅虽然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但他从根本上仍然是对自己的写作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正如上文所言，七天之后的“痛定思痛”在鲁迅看来其实也是一种“远离本味”的写作，但身处严酷的时代语境中他又不得不拿起笔为她而作。正如在文章的开头部分鲁迅写道：“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作为一个活着的写作者，只能选择以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来告慰亡灵。正因为这是一种不得已，所以他的情感表达不是酣畅淋漓式的一泻千里，反而是在行文的过程中充满了疑惑、停顿、转折甚至是犹疑。这展现出鲁迅内心深处冲突而矛盾的自我。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鲁迅进一步写道：“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一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大量用到了“但是”“可是”“然而”这样的词语，造成了一种感情的延宕，有学者将它定义为“沉郁顿挫”的风格，其实这种风格学层面的定义遮盖了鲁迅写作这篇文章之时情感流动的脉络与走向，以及作者鲁迅在行文过程中的思想变动。当作者正想开口说话之时，突然插入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样使得“说话”的欲望在“不说”中刹车和停顿，而一种更深的情感势能得到了积蓄，这种积蓄也进而转入更深的悲痛与激愤。或者说，正是这“无话可说”的突兀与结巴才牵引出后文的言说。不管是“使我艰于呼吸视听”，还是“尤使我觉得悲哀”与“出离愤怒”，甚至是“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这样的语言都以特殊的话语形式负载起了巨大的情感与张力，既体现出言说者痛苦交加的悲愤之情，也让读者充分领悟到鲁迅先生在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与意义的无限性之间拓展出一条言说通道的勇猛姿态。

在以后的行文过程中，鲁迅虽然进一步直陈了作者喷薄的情感，但是仍充满了停顿与迟疑，他在赞扬“真的猛士”之时，却想到了“造化为庸人设计”，更“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在张扬纪念的意义时，又担忧“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鲁迅先生看来无情的时间也会冲洗掉牺牲者的血迹，也会磨灭掉牺牲者的价值与意义，最后什么都不能剩下，何况自己此时汹涌的情感呢？但鲁迅仍然想在“忘却”中杀出一条血路，所以他仍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在克制地回忆了与刘和珍生前的交往之后，当她的死重新置于鲁迅眼前之时，他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痛斥暴力与流言的言说欲望了，但叙述仍然是充满着转折、否定甚至是否定之否定，例如“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这种种的转折既表达出鲁迅的痛恨、惊讶与怀疑，又呈现出曲折的语言效果，更清晰地勾勒出鲁迅的情感跳动的脉搏。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转折句式是鲁迅特有的句法特征与话语方式，在它的背后隐含的是鲁迅独特而复杂的思想，鲁迅并不是故意转折和停顿，也不是有意造成似是而非的文意效果。实质上，文辞的缠绕从本质上是现实和情感杂绕的体现。语言世界实则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鲁迅独特的话语方式是对现实与社会批判与反思，对自我生存和存在的深刻质疑，表现出一种质疑与否定逻辑思维，由转折引出了许多相反甚至是对立的情感深意，在这样的思维背后分明可见出鲁迅先生对于现实的乖谬以及写作本身所流露出的矛盾与紧张的独特体验。另一方面，轉折的多处使用也增强了鲁迅先生情感表达的深度以及语气调整的巨大作用，使得句式变化多样且意味深长，并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语气韵味和语言节奏。

三、行动哲学与反抗绝望

著名的哲学家阿多诺在奥斯维辛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浩劫之后，曾下过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即“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这样的结论实质上是对文明制度下屠杀行为的深刻反思与清算，也包蕴了作者本人对于文明本身的忧虑。那么，这样的命题同样也可以挪用到鲁迅的写作思考中来，对于鲁迅先生而言，“三·一八”惨案之后写作还能否成为抚慰哀痛者的良药？还能否成为“介入”社会的重要方式呢？很显然，对于鲁迅而言，他必须要在“言”与“不言”中有所抉择，因为鲁迅深知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最容易被世人所忘却。进一步看，鲁迅从这一事件中“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所以他就必须写作，只有更内在的写作才能昭示着一种鲜活的生命行动，展现出一种“反抗绝望”式的战斗，这深刻地体现了鲁迅的生命哲学。由此可知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心路历程实质上是从最初的个人“沉默”到突破“沉默”的过程，也就是从“写作”的沉默中认识到了“沉默”本身的虚无性，最终辨认出自己的价值，也确立了写作本身的意义，即必须通过写作来反抗暴力，并为生命作证，为时代作证。

因而鲁迅才说“但我有话要说”，他进而叙述了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学生遭遇枪杀的整个过程，并且强烈讽刺了“看客”和“传播流言者”的帮凶姿态，谴责了反动政府枪杀学生的罪恶行为。在文章的最后鲁迅坚定了自己战斗的信念：“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对于鲁迅而言，写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拒绝平庸、拒绝犬儒和抵抗遗忘的方式。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存在先于本质，但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彰显则依赖于主体的自我选择，选择决定了存在最后的旨归。很显然鲁迅是最厌恶平静和“半死不活”的安稳状态的，正如《过客》中的主人公“过客”一样，他“只得走”，那么，走的行为本身就是鲁迅所选择的战斗方式，虽然“希望”与“绝望”都是虚无的，虽然“走”并不一定都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在黑暗中只有自己的写作才能证明了自我的生活与存在，这是一种不得已，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它也意味着鲁迅将个人的生命与现实历史相结合的吁求，并通过行动与写作重新赋予个体生命以“活”的意义，唯有如此才能延续自我生命的力量，获得生命本身的超越。这才是《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最重要的思想价值。

综上所论，鲁迅写作《记念刘和珍君》实质上饱含了鲁迅本人思想挣扎、撞击以及自我搏斗的过程，是鲁迅本人面对现实思考写作价值的心路历程的展现。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写作过程中所提出的抵抗遗忘和反抗绝望的重大命题对于当下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张克.“倘若”与“然而”——鲁迅话语世界的理想类型[J].鲁迅研究月刊，2008（4）.

作 者：熊爽鼎，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2018级实验8班学生。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