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名士生存美学及对现代生活启示
——以竹林七贤“诗意的栖居”为例

东方蓝莹(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相比起建立凌驾于生活之上的美学和哲学体系，关注人类自身的状况——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说个体存在的人类的真实生存状态，并为之提出某种有借鉴意义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实际生活起到改善的作用，这似乎更有意义。古往今来，中西很多哲人也为此付出心血，而对人的关注，也使美学走向“生存美学”这一维度。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的栖居》一诗中写道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是对人超越性的歌颂，又何尝不是诗人心中之所向往？当今人们呼吁“诗与远方”。这“诗与远方”正是一种城市中行色匆匆的人们所希冀的美的生存方式，但是有些什么途径可以为人们提供具体参考范式呢？笔者认为我们不妨从西方福柯的生存美学与中国魏晋玄学名士的生存方式中去寻求一些启发。

一、西方生存美学典范

粗略的说，西方美学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次理论典范的转换过程【1】（P9）古代美学典范以古希腊美学为框架，其基本特征在于把哲学本体论的审美分析与生活实践中的审美体验和观察经验结合起来。近代美学以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基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为顶峰。这个时期思想家们试图挽救和重建被基督教和近代哲学所篡改、扭曲和窒息的古代生存美学。更注重作者的主观才艺特征，并肯定美的非理性本质。现代美学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期间在近代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重视主观创造性，使之发挥到最大程度。当代美学更进一步突出个人的独特个性，尤其凸显创造者个人的审美“风格”的绝对奇特性和唯一性，这也表现了人们对美的标准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下面笔者简要概述一些现当代西方有代表性的生存美学理论：

1.梅洛-庞蒂的身体生存美学

梅洛-庞蒂提出人的存在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存在物，不是人的意识所单一决定，也不是人的主体性决定，而是由生活世界中身体与心灵之间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人的身体是“肉身化的知觉”（incarnated perception），他用身体概念表示主体在世界中的存在。人的身体不同于客观事物，客观事物可以离开我们的视野而存在，身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

梅 洛-庞蒂曾引用幻肢现象 ( the phantom limb) 和疾病感缺失现象 ( anosognosia) 等例子来告诉我们，对于主体来说， 与其说他的身体是外在于他的意识的客观对象， 毋宁说他的身体是他存在于世界、在世界中在场的独特方式。【2】(P23)“拥有一个身体，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世界 ……所谓肉身化，就是处身于世界之中，甚而拥有这个世界。”【3】(P65)

在梅 洛-庞蒂这里，身体紧密地与生存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我与世界、我与自然存在于某种关系中，肉身是在自然中实存的，并且肉身通过这种存在而拥有这个世界。

2.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美学

海德格尔在给法国诗人和思想家雷内.夏尔的信中说：“人是通过他的’在那儿’而存在着。也就是说，是在’存在’的光照中存在。’在那儿’的这个存在，即’此在’（Dasein)。也只有这个存在，才具有生存的基本特征，显示’存在’在真理中的那种销魂神迷的敞露状态。”【1】(P373)

海德格尔强调，通过艺术，通过人的“此在”诗性地审美生存，才有可能导向真理。人生是否能达到最高境界，决定“此在”在世存在中，能否以诗人的生存方式，无止境地超越其主体的限制，通过自身亲自实践富有诗意的审美生存方式，将自身的在世存在和不在场的无限缺席的世界万物融为一体。

他强调“关怀自身”只能由存在着个人面对世界所提供的具体生存状况，依据“此在”自身存在过程中的抉择和判断来决定。当“此在”被扔掷在世界时，绝不应该屈从于它所照面遇到的现实世界的约束和规定，而是应该积极地以它所选择的在世存在方式，通过对世界的领会和诠释，将其自身所筹划的生存方式从“能在”（seinkoennen）转化为“此在”的真理存在方式。

3.福柯的游戏生存美学

福柯的生存美学（l’esthetique de l’ exitence）提倡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生在世并非为了使自己变成符合某种“身份”标准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确定在一个固定的身份框框之内，而是要通过游戏式的生存美学。发现人生的“诗性美”的特征，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生历程。福柯提出通过“自我技术”，以便“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和不朽的状态”【4】(P54)

波德莱尔可以说是福柯生存美学的理想范式，他在波德莱尔身上发现了一种现代性的态度。这种现代性的态度不是沉迷于现代的平庸之中，“成为现代的，并非只承认和接受这种恒常的运动，恰恰相反，是针对这种运动持某种态度，这种自愿的，艰难的态度在于重新把握某种永恒的东西。他既不超越现时，也不在现时之后，而在现实之中”。【5】(P534)

同时，这种现代性的态度意味着有意识地将自身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成为现代人，并非接受身处消逝的时光之流中的那种自己本身，而是把自己看作一种复杂而艰难的制作过程的对象。“把自己的身躯、行为举止、感情、激情以及生存变成艺术品。”【5】(P536)

二、竹林七贤的生存美学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七位名士的合称，“七贤”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裴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6】(P3)

竹林七贤生活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清谈、饮酒、抚琴、游仙、服药、文学是竹林七贤的生活常态。

知行合一可谓魏晋风骨最耀眼之光芒，他们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优于器”、“得意忘言”的高深哲学理念演绎成了一种具体而不朽的生命体验。他们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是活生生的演绎。

1.“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姿态

自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礼”化的进程，其目标指向是社会秩序而不是个体生命自身。关乎的更多是社会秩序, “礼”化 的进程紧密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为政治所用, 自汉代以来的“礼”的发展，越来越压制人天性和自然性情。在礼制的异化下, 个体生存状态变得虚伪、功利 , 使个体生命失去了本该具有的生机和活力 。

而老庄学说的自然主义和逍遥游的思想，恰好契合魏晋名士们的谈玄论道、放任自性的气质，嵇康在《释私论》中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 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 ? 夫气静神虚者 , 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7】（P183）

“越名教”即从儒教礼法、社会繁节中解脱出来，自身言行不以外物为尺规。

《晋书.阮籍传》中有载：“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7】(P308)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依旧与友人下棋，吃了肉饮了酒，这是非常不合乎礼法的，但披麻戴孝、大声嚎哭在阮籍这里无非外在形式。“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7】(P308)诀别过后，阮籍吐血数升，几近身亡。形式之外，这才是阮籍的真性情，人与亲密之人的联系、心中的情谊，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规范——生命与生命深厚而微妙的连结，岂是世俗之间长年来的繁文缛节可以一言蔽之的？另载有“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7】(P308)阮籍喝醉了酒躺在美丽的少妇旁边，并不觉得有什么需要避嫌。坦荡的作为、自性的显现、真情的流露才是身为自然人可贵之处，这是一种生命之初最为高贵的单纯。

2.“死便埋我”的死亡态度

刘伶每当酒醉，就脱掉衣服，赤身裸体仰卧家中。有人指摘他，他却笑着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和裤，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面来了？”他有《酒德颂》传世，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8】(P576)在刘伶这里，漫长的时间也只不过是一朝，万年也只不过是须臾，他俯瞰那纷纷扰扰的万物，就像江汉之水运浮萍；看待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在身旁站立，就像那蜾蠃与螟蛉。这无疑正是刘伶自己的真实写照。

对时间的感知与对死亡的态度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史上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他平日常常乘着鹿车，带上好酒，一路痛饮，悠然自得，带上童子，让其扛着锄头，并对童子说：“如果我死了，随便一个地方将我埋了就行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氛围下，人们一向对死亡讳莫如深，刘伶这样的举动无论是当时还是放在今天都堪称惊世骇俗。

嵇康对死亡也是非常坦然豁达的态度，《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7】(P294)在死亡即将到来之际，嵇康并没有执着于自己的性命将要流逝，而只是惋惜《广陵散》将要失传于世。在死亡来临之际如此坦然，似乎只是来这尘世游玩一趟，就要继续上路的过客。这段短短的记载，笔者看来近似传奇，在古今中外，或崇高、或壮烈、或唯美赴死之人有不少，但却鲜有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刻，如此优雅、如此从容。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笔者却认为“未知死，焉知生”——如果没有意识到人生短短不过数十载，面对无始无终的宇宙，在世几十年不过一瞬，是那天地间的蜉蝣，沧海中的一粟。没有生命消逝的紧迫感与对死亡的思索，又如何能参悟生的真谛呢?所以晋代名士对死亡的观念实则是一种与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合一的豁达，是一种了悟了生死的生存美学。

三、评价

1.共性与指南

无论是西方的哲学家还是东方的名士，他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怎样最大限度地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各自所认为的美丽人生。共性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摆脱外在束缚，解放天性，回归去除了外在伦理后的真实自我。去除外在伦理对人自然本性的异化，驱除其加在人身上的负累。无论是福柯还是竹林七贤，都提倡在艺术中升华和陶冶自己，最佳状态是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成为一件艺术品。这在今日对我们都适用，每个获得自主意识的个体，依旧可以沿着自我解放之路，在可行限度内，去寻求自己认为的“诗与远方”。

第二，对“疯癫”的再审视。福柯在其《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曾提到，“疯癫”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自文化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即没有对所谓“正常”和“文明”的界定，那么其实“疯癫”也是并不存在的，别人眼中的疯癫，或许对疯癫之人而言，那恰恰是他的生存方式；竹林七贤也正是这样，他们在别人眼中不拘礼法，癫狂放浪。但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之下，那恰恰是当时的处境下可以选择的最诗意的存在方式。

2.差异与缺陷

西方提出生存美学理论的哲人多是身处20世纪，他们享有着工业现代社会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生命个体在工业、技术、权力、知识和道德之下被客体化和异化而感到焦虑。他们关怀的根本问题，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问题，尤其是福柯，既试图探索人类现状及其历史原因，又要寻求我们自身实现自由审美生存的出路。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然而西方哲人所建立的话语体系之科学、逻辑要求之严谨、表达方式之理性，对普罗大众来说，用这样的美学体系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几乎是难以实现的，这些话语更多是一种被束之高阁的理论，当然也不排除哲学家本人用这样的理念为指导过完他本人的一生（比如说福柯），但是又有多少现代人有那样高的自我觉察意识，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实现他们所倡导的生存美学？简而言之，西方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现代人的处境，甚至预言了未来人所要面对的困境，但是他们的理论更多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东方的名士则“道成肉身”，他们用生命活出了他们所倡导的生存美学。但那时候人的自由更多是被礼教和政治所钳制，情况远远没有今天那么复杂。来自外在的权力、礼教的束缚是较容易被感受和反抗的，但如今的商业社会、消费时代，除了来自外界 话语权力、道德的束缚之外，被科技、知识、和自身欲望所禁锢的个体，是否会有所察觉呢？魏晋名士那样逍遥神游、纵酒高歌、隐逸竹林的生活，在当今又该如何调整、适应当下社会的生活，这是值得未来的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