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中西

中国管理科学发展，在经过了前三十年大量引入西方管理学知识之后，近十余年来，也有学者对此反思，进行着中国情景下的管理学科探索。出现了“东方管理”“本土管理”“管理中国化”“中国特色管理”等研究，形成了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黄如金的和合管理，成中英的C理论等研究成果。如果说前三十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侧重点是“洋为中用”，后十余年异军突起的侧重是“古为今用”，似乎仍存在西是西，中是中的明显差异。两者之间少了一点融合。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大潮中，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经济社会发展高度融合，开放包容的国际化是趋势，管理学科建设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情景下，管理学科的发展更需要开放的心态，海纳百川，融合中西，融合古今，无问中西。

众所周知，管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以便达到既定的目标的过程。

管理不仅仅指工商管理，还有很多种类，如经济管理、文化管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等等。故中国管理学科的体系构建，不能简单地或狭隘地理解为工商企业管理。从管理学科体系构建而言，管理科学体系是一种层次结构，即如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所言：“管理是一种工作，它有自己的技巧、工具和方法；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组织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管理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同时，管理也是一种文化”。可以说管理科学是管理技能和方法、管理知识原理、管理思想和文化的综合。其中，管理文化包括与此相应的组织与制度。（拙文《管理文化的内核与外缘》）

反观中国传统社会，自古并没有管理一词，能查到管理一词的文献，始于明代，且阐义狭隘。

中国古代传统的管和理是分开的。管有枢要之意，旧指一国的中央行政机关或重要官职。《后汉书·韦彪传》：“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比喻管事物的关键之处，恰似人体的中枢神经。《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称之谓枢务，指的是重要政务。旧谓的枢府是政府的中枢，即中央管理机构。白居易《寄隐者》诗云：“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同时，管又有管辖之意，或谓管领；掌管。孙绰《为巩曹参军驳事笺》：“纲纪居管辖之任，以纠司外内。”黄帝始设百官，“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意为整治、治平。如理政、理财、理事等等。《后汉书·循吏传序》：“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从哲学上讲就是条理，准则。如韩非子认为，“理者，成物之文也。”

中国古代传统的管和理虽然分开，但合在一起，自有两重含义：一是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二是管理文化，包括理念和制度。可以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主要是双重结构，比起现代西方管理学科，少了技能方法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重视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强调管理文化中的理念和制度，适应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管理。当然，这也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管理中轻技能方法，欠知识体系构建。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当代管理学科时，无问中西，贯通古今，在继承中开放、包容，拾遗补缺，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