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与道德的思考
——通过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启发

程曦佳（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4）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及礼乐教育家。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即“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首先体现于“礼”“乐”的关系之中。在春秋战国充满战乱“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见出单用“礼”的强制手段无法使人遵循周礼，周代原有的礼乐文化在当世的价值观已被冷落，因此孔子便作为第一人提出“仁”，企愿通过“仁”精神的发扬来实现他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仁”即“爱人”，培养“仁”最好的方式即“成于乐”，孔子学说影响及其深远，其中“诗”、“乐”的活动在孔子美育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是一个虔诚的音乐爱好者，其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治国安邦的教化功能。在中国美学史上，孔子首先区分了形式美与内容美，又将二者相统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可见孔子并非从音乐本身出发去考虑音乐的美，而是为“礼”去重视音乐。孔子在评论音乐艺术时不仅考其艺术性，更看重其思想性的优劣。例如，《韶》和《武》两部乐曲，它们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孔子仍从作品思想内涵中将其区分：谓《韶》为“尽善矣，又尽美也”，《武》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因相传舜是在尧的禅让下获取王位，而周武王却是伐得天下，且其原是诸侯，即为臣子，杀商纣王，固有弑君之嫌。这里提到的是乐舞的政治、道德标准，于孔子而言《韶》更合乎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标准。因而，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实则是一种具有道德性的美学思想。

孔子在音乐审美中又讲到“和”，一方面是对前人音乐思想论的总和与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与他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等哲学思想相同。乐舞的表现应当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孔子要求音乐艺术的情感表达须有所节制，保持在一个平稳中和的状态，适度不过分。他批评热情奔放的民间俗乐如“郑卫之音”（“郑声淫”、“放郑声”），赞美高尚的雅乐。

相应，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对音乐的社会功用做了规定与诠说。《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反映的是艺术是可以抒发情感，并以心去感受的（“兴”）；通过艺术活动对社会生活加以深刻的了解（“观”）。如《论语·微子》中：“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可反映孔子从音乐中得知鲁国政治情况后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孔子强调人通过音乐活动加强沟通与交流（“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是说交流者需要具备共同语言，正所谓“诗歌必类”。关于“怨”，则是人能够在音乐活动中表达个人好恶之情感。

依据上文不难总结孔子的美育内容具有其系统性及自身完整性。“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看重音乐艺术中的道德含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与其美育作用，希望通过音乐的审美情感活动成就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孔子审美标准的提出无疑对中国古代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艺术内涵审美准则中仍有重要地位。

但是，孔子的音乐思想中包含保守的倾向及复古主义色彩。艺术与道德均属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相同之处不言而喻，且由古至今大量艺术作品中包含有道德内容。强调艺术不能脱离自然社会固然正确，但往往很容易将艺术沦为道德传播的工具。若一味强调说教，则会弱化甚至失去艺术本身的审美性，必然会产生阻碍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并非所有的艺术都需要背负道德的责任，成为道德观念的载体，使得艺术失去其根本意义，中国已有相关惨痛的经验教训，所有泛道德化的评价和准则皆只会给艺术带来灾难。2004年2月24日发布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8 号文件）》指出，“加强少年儿童影视片的创作生产，积极扶持国产动画片的创作、拍摄、制作和播出，逐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适合未成年特点、展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动画片系列。”其目的在于加强未成年的思想教育，却将行动落实在了动漫产业发展上，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局限性，动漫市场仅针对未成年群体展开发展，宣教功能无处不在，动漫创作变得乏味枯燥。中国政府提出政策限制了动漫的创作，错误的把动漫作为渠道重点培养低龄儿童的道德建设，这使得中国动漫创作题材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导致动漫产业消费市场急剧缩小。

艺术作品只是将丑恶、美好的事物或情感呈现和表达出来，不能等同于道德。带有说教意味的艺术往往无法真正感人，亦不能称之为是成功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