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四百下》中的异化主题

□范旭峰

“人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人性的畸变是人异化的核心。萨特则干脆宣称，异化是身在社会围墙内的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是人类一种无法克服的“本体论形象”。他认为，没有谁能无视“他人的目光”，自顾自地活着，为了迎合别人而“自我欺骗”是异化的最普遍形式。特吕弗对此极为认同，他认为：“成年人是可笑的、不真诚的，他们的不幸不像孩子那样能够打动我，因为孩子被剥夺了选择权。”对于特吕弗来说，社会关系中的孩子就是局外人，处于社会经验的外围。但这并不能丝毫减慢抑或阻止社会对孩子的异化。作为正在被成年人社会异化的孩子来说，他们总是被成年人的规则所制约着，折断了追求自由的翅膀。在一个由成年人建造并为之服务的社会里，安托万对自由的需求总是显得那么可有可无，来自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压力让他窒息。安托万不得不逃走，逃向自由无边的大海。

一、学校对人的异化

异化影响着法国的教育制度，使教育偏离了开发人的自然本性、善良天性的道路而与之背道而驰，甚至妄图摧毁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学校是《四百下》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一个建立在奖惩制度下的集体主义小社会，是我们少年、青年时期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让我们初步接触了僵化体制。令行禁止、服从规矩是安托万必须要学的，也是成年社会最重要的准则。但是，安托万并没有那样做，即使是老师的惩罚也不能让他成为一个“乖学生”。

片名《四百下》源于一句法国谚语：“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变成健康听话的儿童。”显然，在大人眼中“顽皮”已经不能够形容安托万了，这意味着安托万要承受比“四百下”更严厉的惩罚。电影开始，调皮的学生们正在传阅一张衣着暴露的杂志封面，当传到安托万手上后，他还饶有兴致地画上几笔。暴躁的老师不由分说地认为安托万是这场恶作剧的始作俑者，罚站墙角。细细想来，老师在不问缘由的情况下处罚安托万是否合适？如果放在法庭上，成年人寻求公平的地方，安托万顶多算一个嚣张的帮凶。严惩帮凶，放走元凶，小孩都知道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就可以这样对待小孩，成年人永远是规矩的制定者，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他们只关心教给孩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问缘由，只看结果。

安托万不认同老师的做法，在墙角写道：“在这儿可怜的安托万，对只因为一幅和他毫不相干的画像就惩罚了他的那个老师感到非常不满，他会报复的。”但这样的反抗只能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和死党逃课被老师惩罚；在学校里成绩不好被反复批评；热爱巴尔扎克的安托万写的优秀作文还被老师以抄袭为由要求停课。终于，安托万厌倦了学校——“我不想读书了，也许找一份工作比较适合我。”在成年人的社会中，小孩是不可能得到尊重与重视的。社会异化了成年人，成年人异化了小孩。

二、家庭对人的异化

以血缘为基本纽带构建的亲子关系也发生着改变，疏远和异化进入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家的概念被淡化。家庭是《四百下》中出现较多的场景，本应是避风的港湾、恬睡的温床，可安托万的家却总与这些不相干。母亲冷淡强硬，父亲庸俗懦弱。他俩争吵不断，毫不关心这个家庭。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规则要求着安托万，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乖孩子”。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托万要去买面粉、倒垃圾，放学后还要准备晚饭。这些做得好与坏才是父母衡量“乖孩子”的标准。他们不愿意在安托万身上花时间，也极少进行情感交流，更从不过问安托万的学习和生活。安托万成绩的好坏远不如买米买面粉重要；看着安托万睡在客厅的过道里，盖着破旧的被子，父母从不去真正关心他冷不冷。即使在电影之中所见的母子间“短暂而温馨”的景象，也只是别有用意罢了。或许安托万只是母亲在心灵空虚时的一种心理诉求转移，亦或是她有意地“讨好”安托万，以此达到“封口”的目的。

安托万被不自觉地异化了，而他对此的反应远没有学校里那么强烈。父母深夜吵架时，安托万会选择假睡。这种行为既是安托万逃避身为家庭一份子劝架的责任，又是对父母长年不断争吵的无奈，习以为常。父母间极其深重的矛盾和家庭冷暴力蔓延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更值得一提的是，安托万在路边看到母亲与老板拥吻后，选择了沉默。这一成年人特有的狡猾行为，标志着家庭对安托万更深一步的异化。互有把柄，相互制衡，安托万逃学也不怕被母亲惩罚了。

安托万的异化更多是由父母一味地推卸责任导致的，他们往往忽略了安托万敏感脆弱的个性，家庭的矛盾致使他放大自身的痛苦。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父母一切的行为举动和想法都很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孩子，看似微小的动作也可能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三、社会对人的异化

社会是对安托万最终的拷问之地。而作为社会“代表”的拘留所与少管所是整个电影中对安托万压迫的极致之处。说起来也很讽刺，父亲的大义灭亲直接导致了安托万的入狱，而这种决绝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安托万的放弃。父母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安托万就是这样的孩子”，无可救药、天性如此，他们已经尽力了。但实际上，父亲的米其林指南、母亲的面粉都比安托万重要。当安托万与几个妓女一起被押上警车时，他的脸上流下了一行泪水。这是安托万第一次哭，泪水里既有害怕，也有悔恨。而社会把这些全当成扭转安托万思想的成效。

安托万被送到了少管所，一个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孩子”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和学校的存在是相同的，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规则的人，而不在意公正，往往以严苛来保证处理事件的效率。似乎他们不是在教育孩子们，而是在培养一批契合社会这个大机器的齿轮。不要个性，只需服从。这里不仅困住了安托万的身体，更是禁锢了他的灵魂。在这个精神牢房里的安托万彻底被所有人抛弃了，甚至是唯一好友雷内，也无权探望，也只能隔窗而望。心理学家与安托万的谈话可以看作社会对他的终极审判，而这也是安托万的唯一一次正面自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声音，心理学家的形象是没有出现的。安托万就这样对着镜头回答着，仿佛观影者才是最终的审判者——导演似乎在暗示踏入社会的我们早已不自觉地成为枪杀自由的行刑人。

异化，如《荒原》中所讲，物质世界已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们生活在精神的荒原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疏远。《四百下》与其说是安托万个人生活的不幸，倒不如说是导演借此对现实社会进行诘问，对自身价值进行的重新定义：什么值得坚守，什么该去追寻。虽说异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我们不应折断飞翔的翅膀，要抵御、反抗这种异化，唤醒久已失去人性的人们，尤其是要保护好即将遭此厄运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