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情、道器到体用
——中国现代化的一项“未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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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道器”和“体用”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几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概念运用总不外乎解决一些共同的寻常问题。比如牟宗三说：“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即要求知识作为传达的一种工具。例如见人重病哀号，有好心救之，然却束手无策，空有存心何用？要有办法，就得有知识。……要想贯彻其内在的目的，都得要求科学、肯定科学。”[注]牟宗三： 《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4—15页。就此事而言，见人重病而欲救之可谓之“情”，工具方法可谓之“器”，有救治知识可谓之“用”，而“性”、“道”、“体”则可分别依此而显——实情而尽性、循器而见道、由用而出体。此说固然不错，然而一般人或囿于旧说，或耽于新说，读之难免颟顸笼统。本文无意梳理出一条思想史脉络，仅以中国近代以来的谋求现代化问题为触发点，清理出上述几对范畴在一定诠释范围内的曲折之处。

金岳霖在《论道》中就“性情”、“体用”之说有过一段自己的诠释。他认为，从“性质”来划分的“性情”，依赖于从个体之间“关系”来划分的“体用”。然而如果要理解两者之间的“依赖”，在逻辑上尚需补充“道器”这一环节。“道器”关系是我们打开“现代性”这一潘多拉盒子遭遇的第一个问题： 当“体用”落入到价值-工具层面上时，产生了两种非此即彼的“道器”关系——“道体器用”抑或“器体道用”？这两种关系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幅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