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徽州谱牒档案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关 欣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历史学家顾颉刚说：“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两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1]目前，学界对家谱的价值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武新立[2]、欧阳宗书[3]、冯尔康[4]、王鹤鸣[5]，等等。随着研究深入，家谱的效用越来越明显。这一期间，国家档案局主编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也编纂了《中国家谱总目》，它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它揭示了存世家谱档案的分布状况，促进了对家谱档案的利用和研究。

徽州有数以百计的方志，数以千计的家谱。此言不虚，徐学林指出，“笔者对公私收藏估算，徽州地区存世家谱保守数目也逾2000种”[6]。赵华富说：“现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馆藏徽州谱牒总计1000多种。此外，原徽州一府六县民间保存的谱牒，数量也相当可观。”[7]徽州地区存在着数千部家谱。既然发掘了新材料，那么如何开辟新领域？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学界研究徽州家谱档案主要在徽州宗族、徽州文化、家谱理论上。

1 徽州宗族研究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典型性”如何体现？赵吉士曾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8]他已将徽州宗族的典型性作了诠释，正是有“千载谱系”的存在，使“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得以实现。家谱中对祖宗墓地、家族成员的记载，是研究徽州宗族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