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三礼学成就述略

丁 鼎

郑玄是汉代经学史上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家，是汉代最大的“通儒”。所谓“通”，一方面是说郑玄兼通“五经”，不专守一艺，遍注群经；另一方面是说他兼通今、古文经学，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和整合。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早年赴京入太学师事第五元先研习今文经学，后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和扶风马融两位名师研习古文经学。[1]他综合今、古，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为两汉学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郑玄的经学成就以礼学最为突出，在礼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郑玄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礼”为宗。所谓以“礼”为宗，就是以“三礼学”贯通其他诸经。

三礼学是郑玄经学的精华和重点所在。郑玄《周官注》师承于著名古文经学家马融，其《仪礼注》则兼采今、古文之说，《礼记注》则是其文心独断的创新性撰作。此前，《周礼》《仪礼》与《礼记》三部礼书各自成书，分别相传，而郑玄将这三部礼书融会贯通，形成“三礼之学”。

郑玄以《周礼》为中心的三礼之学对后世礼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礼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礼是郑学。”[2]清代学者陈澧高度评价说：“孔冲远云‘礼是郑学。’《月令》《明堂位》《杂记》疏皆有此语，不知出于孔冲远，抑更有所出？考两《汉书·儒林传》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释文·序录》汉儒自郑君外，注《周礼》及《仪礼·丧服》者惟马融，注《礼记》者惟卢植。郑君尽注三礼发挥旁通，遂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故直断之曰‘礼是郑学’也。”[3]清人戴震则说：“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4]张舜徽对郑玄的礼学著述亦有很高的评价：“三礼之名，虽始于马、卢，实确立于郑氏。三礼之学，前此虽有师说，至郑氏而集大成。其后王肃之徒，颇好立异，终莫能与之抗。故晋宋六朝间，《周易》《春秋左氏传》南北异师，而三礼则同遵郑氏。自尔以降，更无异论。”[5]从上述著名学者对郑玄三礼学的高度评价足以看出郑玄对于汉魏时期礼学的传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郑玄礼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不仅特别重视三礼在整个经学系统中的地位，而且将其他经义也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正如清儒皮锡瑞所说：“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6]

甚至可以说，郑玄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素称显学的三礼学的最主要的奠基人，为三礼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集大成式的贡献。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郑玄在三礼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做出概括性论述。

一、郑玄对《周礼》学的重大贡献

《周礼》原名《周官》，是先秦儒家学者编著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职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周礼》一书虽然不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述，但综合现代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认定《周礼》一书大约成书于东周春秋时期。

《周礼》直到西汉初年才见称于世。如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和《史记·封禅书》均称引过《周官》一书，但西汉前期其他学者几乎无人提及或关注此书，可见当时此书流传不广，影响不大。直到刘歆于西汉晚期受命校理皇家图书时从秘府中发现此书，并对其大加推崇，才逐步引起社会的重视。王莽当政时，刘歆奏请将《周礼》立于学官。而王莽也非常看重《周礼》一书，甚至依照《周礼》的政治设计进行施政改革。于是在刘歆的推动和王莽的扶持下，《周礼》这部本来不在儒家经典之列的书大行于世，甚至被提升到“经”的序列。

虽然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新莽时期设立的包括《周礼》在内的古文经博士也被废弃，但新莽朝廷的大力推行、博士的讲授以及生员的学习和传习，为《周礼》学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早期著名的《周礼》学专家主要有杜子春、郑兴、郑众父子、贾徽、贾逵父子、卫宏、马融等人。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7]此前，《周礼》《仪礼》《礼记》三种礼学经典都是分别传授，各有师承。《后汉书·马融传》记载，马融即已开始为三礼作注，郑玄沿着马融的学术道路，进一步遍注三礼，亦即“通为三礼”。此后，便形成了三礼之学。黄侃曾在《礼学略说》中认为：“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故舍郑无所宗也。”[8]黄氏之说并不准确，因为《后汉书·马融列传》明言早在郑玄之前，马融即已遍注三礼。[9]只是马氏之三礼注后来失传了而已。

郑玄礼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提升了《周礼》在其礼学阐释系统中的地位。本来，在汉代经学中，“五经”中的《礼经》是指《仪礼》，《周礼》不在“五经”之数。郑玄非常重视和尊崇《周礼》，将《周礼》提升到其礼学阐释系统的中心地位。《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玄注曰：“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指《仪礼》）也。”[10]可见在郑玄的心目中，《周礼》为“经礼”，《仪礼》只是“曲礼”，亦即《周礼》的地位高于《仪礼》。此外，郑玄不仅把《周礼》与《仪礼》和《礼记》并列为“三礼”，而且在“三礼”之中，首推《周礼》，独树一帜地把《周礼》排在了“三礼”之首，确立了《周礼》《仪礼》《礼记》的三礼顺序，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周礼》的学术地位

郑玄《周礼》之学能够达到集前人之大成的高度，与他破除今古门户之见、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有着密切关系。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所引郑玄《序》自谓：“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 觕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11]由此可见郑玄的《周礼》之学，并不仅仅是对张恭祖和马融学术成果简单的传承，而是综揽前儒、博综兼采的结果。郑玄曾在其《戒子书》中自谓其治经宗旨为：“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12]应该说郑玄三礼学确实达到了“整百家之不齐”的高度。

郑玄还在当时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中捍卫了《周礼》的地位。自刘歆始，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就不断地发生矛盾和摩擦。由于《周礼》一书原本不在儒家经典之列，而刘歆却建议将其立于学官，因而招致了今文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周礼》便与《左传》《毛诗》一起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焦点问题。郑玄博通今古文经学，接受了刘歆关于《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的观点。郑玄认为：“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13]他既然认定《周礼》一书为周公所制作，于是便不遗余力地研究发扬《周礼》之学。贾公彦《序周礼废兴》记载：“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为括囊大典，纲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14]按文中所谓“林孝存”与“林硕”为同一人（林硕，字孝存。林，或作“临”）。面对林孝存、何休等今文经学家对《周礼》的猛烈攻讦，郑玄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对林、何等人的辩难进行了回击，为《周礼》一书进行了辩护，从而巩固了《周礼》的地位。与此同时，郑玄还为《周礼》作注，使《周礼》“义得条通”。郑玄的《周礼注》对两汉今、古文经学进行全面的整合，独成“郑学”。范晔于《后汉书·郑玄列传》论赞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5]范晔的论赞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郑玄的《周礼注》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周礼》注本，是后世《周礼》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郑玄的《周礼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被后世许多学者奉为《周礼》研究的圭臬。

如果说刘向、刘歆父子是《周礼》学的发起者和开创者，杜子春是两汉之际《周礼》学传承的关键人物，那么郑玄则是《周礼》学的集大成者。

二、郑玄的《仪礼》学成就

两汉时期《仪礼》贵为五经之一，在汉代经学文献体系中的地位本来高于《周礼》和《礼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礼》和《礼记》虽不在五经之列，但在两汉时期学术界对《周礼》和《礼记》的研究热度却高于对《仪礼》的研究。尤其是东汉时期，整个《仪礼》学呈现衰微之势。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郑玄的《仪礼》注以其博综古今、广洽精详的特点横空出世，成为两汉《仪礼》学的集大成之作，也为后世的《仪礼》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诸家传授《仪礼》均只有师授而无注解。东汉马融始为《仪礼》作注，惜早亡佚。郑玄又为《仪礼》全书作注。由于郑玄是一位兼通今古文家法的经学家，因而他在给《仪礼》作注时，对《仪礼》原文也作了一番整理的工作。他把今古文两种本子拿来互相参校，每逢两个本子文字不同时，他便择善而从，或采今文，或采古文。不惟如此，郑玄在改定经文时还严格注明其改定的依据，若改用今文之字则必注明古文该字作某，若改用古文之字则必注明今文该字作某。经过郑玄杂采今古文并为之作注的《仪礼》，就是今传本《仪礼》。所以今传本《仪礼》实际是一部今、古文相混合的《仪礼》。此后，郑注所整理的《仪礼》十七篇就成为《仪礼》的定本，一直流传到现在。

郑玄《仪礼注》是目前我们所知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全面注释《仪礼》的专著，代表了汉代《仪礼》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汉代注释《仪礼》的典范著作，郑玄《仪礼注》注释内容甚为丰富，注释方法也非常完备。郑玄《仪礼注》所传承和创造的校勘、训话条例、方法，为后世历代《仪礼》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世《仪礼》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约略说来，郑玄《仪礼注》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会通今、古文，并择优从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仪礼注疏》提要云：“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玄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16]

其次，郑玄《仪礼注》校勘态度非常严谨，对经文之讹脱衍倒处皆只在注释中一一加以标注，而绝不妄行删改。这种谨慎的态度使后世读者得以领略古代多种不同的《仪礼》版本情况。

再次，郑玄注解《仪礼》各篇经文时，或权衡本经前后文，或参校他书，或证以汉代风俗以为佐证，或引前人之说，对古代礼制、礼义、名物加以诠解，力求详备完善。无文献可征时，则据上下经文，断以己意，力求准确客观。

最后，郑玄《仪礼注》言简意赅，不枝不蔓，注释非常精当，要言不繁。据统计，《仪礼》经文共计56115字，而郑玄注文总计只有79810字。注文仅比经文多出两万多字。其中《少牢馈食礼》经文计2979字，注文仅2787字；《有司》经文计4790字，注文仅3456字。这两篇注文的字数竟然比经文还少！由此可见《仪礼注》之简约。

正是由于以上特点，使郑玄《仪礼注》一书问世后，很快风靡学界，取代了其他注本，成为通行至今的《仪礼》权威注本。

郑玄《仪礼注》行世后，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之学便衰亡了。汉魏之际，形成了郑学独盛的局面。唐代贾公彦编纂《仪礼注疏》，所依据的古注就是郑玄的《仪礼注》。直到今天，郑玄的《仪礼注》仍然是研究《仪礼》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文献。

三、郑玄《礼记注》的学术贡献

郑玄《礼记注》是东汉时期最重要的《礼记》学著作。《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17]《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18]《礼记》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东汉礼学大师马融及其弟子郑玄，使它摆脱了从属于《仪礼》的地位。其中郑玄的《礼记注》影响最大。郑玄校注《礼记》时，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版本互相参校，择善而从，成为后出转精的善本，不仅为学者所传习，而且也使《礼记》流行于世。

郑玄《礼记注》博综兼采，取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诚为《礼记》学的典范之作。郑玄《礼记注》有着多方面的学术贡献。

首先，创建了较为完备的训诂体例，在训诂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中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可见，包括训诂学在内的小学，是经学研究的基础。郑玄的《礼记注》标志着中国传统训诂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有学者通过分析郑玄《礼记注》中训诂内容、术语和方法，进而归纳出了郑玄《礼记注》在训诂学方面的三点成就：创建和完善了完备的训诂体例；建立了先进的语言观；采用了科学的训诂方法。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学科体系，至郑玄而大备。[20]

其次，对保存古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郑玄在注解《礼记》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版本中存在的经文异文并没有简单舍弃，而是将其详尽、准确地标注清楚。据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统计，郑玄在《礼记》中保存了多达二百零六条的异文。[21]面对不同的异文，郑玄不是妄下结论，勘定某一条经文而舍弃异文，而是对异文加以认真标注，让后人择善而从。无疑，郑玄“三礼注”保存下来的这些异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为后人研究《礼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郑玄的《礼记注》在学术史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摒除门户之见，博综兼采，择善而从，而行文简明晓畅，要言不烦，又多真知灼见，从而使《小戴礼记》大行于世，影响很快超过戴德所选编的《大戴礼记》。值得注意的是，《礼记》在汉代本是附属于《仪礼》的一些资料汇编。但自郑玄作注后，《礼记》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到东汉末年，即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蔚为显学。至曹魏时又第一次被立于学官，设博士。《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玄《礼记注》的推阐所致。郑玄对于《礼记》的传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郑玄网罗自二戴《礼记》成书以来流传的各种本子并对其进行参校而成《礼记注》，形成了今天所见《礼记》的定本。正是因为包括《礼记注》在内的诸经注成果，使郑玄成为集大成者。经学在该时期达到了“小统一时代”。《礼记》在经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开始提高。据王锷《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一文考订，东汉末年，传习郑氏之学者，有赵商、冷刚、张逸、孙皓、刘炎、炅模、田琼、王瓒、焦氏、崇精、王权、鲍遗、任厥、泛阁、崇翱、刘德、陈铄、桓翱等一十八人，可见郑玄学说在三国时期之影响。[22]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为南北二朝，在经学上也分为“南学”“北学”，但“南学”与“北学”在三礼学方面却“同遵于郑氏”，而且北朝格外注重对《礼记》的研究。到了唐代，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之时，将《礼记》编入五经之列。于是《礼记》以官方的名义被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在五经中的地位。孔颖达《礼记正义》正是采用郑玄注本为底本。郑玄《礼记注》至今仍是最权威的《礼记》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