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模式变化：从工业化社会到服务型社会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016年中国被列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以工业产值计算，中国生产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2014年，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达到20.8%。当前中国面临深化结构性改革问题，中国社会在工业化后期也即将转向服务型社会。

工业化社会转型为服务型社会的时机，相应的财政收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税收收入随产业结构变化而调整。2015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8%和9.9%，第二产税收占比46.3%，第三产税收占比53.5%。从增收贡献看，第三产业税收增量占全部税收增量的80%，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19%。

中国社会在逐步实现工业化后，逐步向服务型社会过渡，由此也带来了国家财政收入模式的挑战。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国家财政收入模式，具有现实需要。

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

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狭义的工业化则主要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及其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工业化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原始工业化阶段，开辟国内外统一市场，促进商业交换，鼓励农村企业、乡村手工作坊制造业以远距离贸易为生产目的从事全球贸易；(2)利用原始工业化创造的统一国内外大市场和商贸网络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劳动密集型工厂规模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求；(3)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对能源、动力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需求启动工业技术升级，克服能源-动力-交通瓶颈，降低交易成本，拓宽和深化市场；(4)利用工业技术升级带来的红利和契机，对规模化生产所用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实现规模化生产，如钢铁、道路和机械设备，大规模信用体系的建立；(5)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如现代服务业、失业保险、基础医疗服务、义务教育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应这五个阶段，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形式大概也经历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人身依附的人头税或者不易转嫁的土地税；第二阶段是商业逐渐发展，开始征收关税；第三阶段是商品经济发展，开始征收商品税；第四阶段是随着工业化进程，个人收入增加，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五阶段是商品经济不断繁荣，经济发展更加充分，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等构成的直接税为主体。

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世界主要趋势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21%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14%左右，这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较一致的趋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一直较高，平均在35%左右，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逐渐降低制造业比重，提高服务业占比。目前中国已经处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其产业升级正处于由中端往高端转变阶段。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财政收入模式也在不断调整。从最开始的价格管制到逐步放开，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原始的利润上缴到后来的税利债费，从预算内和预算外到全预算口径，从商品服务税到所得税。税收规模、结构、方式的调整都体现出经济结构变化过程。

二、社会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

当中国社会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时，政府的首要目标变成了提供公共服务，即公民以公共委托代理的形式，通过提供公共税收，购买公共服务，公民与政府是平的的“契约关系”。通过法律和选举，公民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行使，政府作为代理人，税收是代理费用，因而政府必须向委托人负责，提供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因此也需要加强政府绩效评价，全面评价受托人的责任履行情况。

服务型社会是与后工业经济社会相适应的行政模式，以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中心，以公共委托代理为基本特征，根据主权在民，委托政府行使的原则，强调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统一，采用结果导向的管理模式，坚持依法行政和依行政程序办事。要求从控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到善治型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神秘政府到透明政府，从僵化型政府到学习型政府，从人治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

政府财政收支规模应该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标准，保证收入适度，在收入类型上选择最小扭曲市场价格，最不易转嫁的收入形式。从支出端看，保证支出有效性，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三、财政收入模式的发展趋势

政府则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收入模式。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实际，调整财政收入来源，结构，方式，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当前世界各国财政收入发展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1.财政收入法治化，英国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时，美国在建国初就确定了财政收入法定原则——即无法律不纳税原则。税收法定，是工业化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与经济双重要求。

2.保持财政收入规模适度。中国与和英国相比，税收规模并不是很高，但是考虑到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国在面临老龄化问题时，税收规模有可能在进入服务型社会后面临着巨大上升压力。美国以10%左右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强大的国防，军事，航空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与其在适度规模下，提高使用绩效密不可分。

3.财政收入结构中，逐步以直接税为主体。直接税不会产生价格扭曲和无谓的损失，因此要在现行税制结构中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而商品服务税含在价格中，容易对价格产生扭曲，造成资源的错配或者无效率，对所有的收入获得者来说，只要消费了同样的产品或者服务，就要缴纳同样数量的税收，暗含在服务和商品中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美国税收中，来源于资本、所得、利润等直接税形式占到其整个税收收入的52%(2014年)。直接税的主体地位也应该是服务型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在各类财政收入形式中，直接税最能够体现公民意识，从而约束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约束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优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进入服务型社会，政府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应该坚持政治程序法治化，规范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民主，公开，透明，保证公众利益最大化。政府财政收支规模应该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标准，保证收入适度，在收入类型上选择最小扭曲市场价格，最不易转嫁的收入形式。从支出端看，保证支出有效性，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为企业，公民做好服务，除了宏观调控与经济稳定，更多地做好“守夜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途径。

1.中国社会远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在现阶段，国家财政收入模式还应该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进行相应的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情况下，确定适当的财政收入规模，满足政府社会治理的职能需要。

2.财政收入法治化，目前中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中18个税种仅有6部有正式立法，营业税从开征到废除，60多年都未得到正式立法，税收法治化进程滞后，应加快税收法治化建设。

3.保持财政收入适当规模，提高使用绩效。财政收入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国进入服务型社会留足税源，而不是连年大幅度超GDP增长。并且注重财政支出的合法有效运用，强调政府收入支出的绩效评价。

4.随着中国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型，财政收入结构应该以直接税为主体地位，减少效率损失，维护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实现共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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