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30年研究综述

2018-04-02 22:41苗培周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8年2期
关键词:西柏坡弘扬精神

苗培周

(石家庄学院 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西柏坡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目前,围绕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笔者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抓住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本质特征以及价值功能,以期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益借鉴。

一、西柏坡精神研究历程简要梳理

1988年5月,在河北省举办的纪念党中央、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40周年活动中,正式提出了“西柏坡精神”概念。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正式起步。此后,有关西柏坡的学术研究逐渐由描述党中央在西柏坡的革命实践活动,转向深入探讨和阐述“西柏坡精神”。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关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成果开始在全国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报刊上发表,扩大了西柏坡精神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对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深入开展。21世纪以来,西柏坡精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一个新高潮。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考察时郑重表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并重申“两个务必”精神。与此同时,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系列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机构开始加强合作,西柏坡精神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深层次的全新阶段。

梳理西柏坡精神研究的30年历程,不难发现,研究的实践导向日益突出,研究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主要以河北省为主。此外,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或座谈会)的形式,也是推进西柏坡精神的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西柏坡精神研究与相关学科专业建设互动发展的态势正在形成,如河北师范大学开始将“西柏坡精神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结合起来,培养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进入西柏坡精神研究领域。

二、西柏坡精神研究的主要成果

就总体而言,30年来有关西柏坡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研究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在领导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精神。

在对西柏坡精神主要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方面,由于学术素养、研究视角和学科立场等的不同,不同学者一直各抒己见。如韩振峰将其概括为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军民团结、同舟共济的精神,民主集中、协作统一的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1]郑建敏、张怀兵认为,彻底革命、不断进取、民主协商和科学创新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2]王聚英、尤秀斌则将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归结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精神三个方面。[3]而陆仁权总结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关注和改善民生的惠民精神,人民民主的建国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进取创业精神,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科学精神,“进京赶考”的奋发有为精神。[4]

有学者从逻辑体系视角对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作了阐述。如张志红分层剖析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认为其顶层精神是自信担当,并将之具体概括为以“破”为目标的革命革新精神、以“立”为目标的创业探索精神和以“防”为目标的居安思危精神,其核心是探索创新精神,实质是实干兴邦精神,特质是“两个务必”精神。[5]何珊分析了西柏坡精神的逻辑结构及其哲学内涵,提出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转折和革命目标、“两个务必”“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坚持”归纳为西柏坡精神在理想目标、价值观、意志、方法及民主五个层面的内容。[6]此外,王荣丽提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是“两个务必”,宗旨是“依靠群众、立党为公”,品质是“敢打必胜、勇克时艰”,表征是“发扬民主、团结统一”,特质是“与时俱进、科学创新”。[7]也有学者从历史的视角对西柏坡精神作了解读,认为其基本内涵至少包含思想、作风与形象三个主要层面的内容。[8]

(二)西柏坡精神本质特征研究

作为历史性转变中的理论创新[9],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认真研究和回答当时我国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具有时代特色。因此,研究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必须分析西柏坡时期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

在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特征研究方面,研究者的认识基本一致,即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向建设、革命性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的时期所形成的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历史转折之魂”。[10]如刘家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和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历史关头以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转折时期,这些构成了西柏坡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11]吕列霞、祖金玉也认为,西柏坡精神孕育形成于革命和反革命势力的较量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于党所面临的由战争转向和平、由革命转向建设、由乡村转向城市、由革命党和局部执政党转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四次历史性转变中。[12]崔玉生、王彦周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具有历史和现实渊源,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失败教训,特别是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建设新国家的现实以及所面临着的严峻考验。[13]

在西柏坡精神本质特征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也有称之为核心、灵魂或主题。但也有部分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如宋志宏、李丽芳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西柏坡精神实质归结为“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14]石仲泉则将“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15]张志红、杨士泰及张静如认为探索创新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5,16]

(三)西柏坡精神时代价值研究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伟大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所具有的自信、果敢、自省、图强的特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17]

西柏坡精神资政育人的价值研究。研究者认为,西柏坡精神的独特价值在于资政育人,即党建价值。西柏坡精神是新时期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执政活力的需要,也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如蔡秀平认为,弘扬西柏坡精神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方式,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需要弘扬西柏坡精神。[18]符维健认为,当前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和党内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使我党执政面临着新的考验,只有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活力。[19]史海默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随着党执政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而不断适应新要求的过程,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新时期,只有坚持西柏坡精神,坚持“两个务必”,我们才能在国际国内形势和执政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时刻,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20]

西柏坡精神涵育文化的价值研究。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西柏坡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重铸辉煌的表征[8],孕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新观念、新文化[21]。因此,人们必须从文化视角认识、理解和把握西柏坡精神的文化力向度,以便更好地发挥西柏坡精神强大的文化力功能。[22]尤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振奋民族精神需要西柏坡精神。[18]研究者还认为,西柏坡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3]西柏坡精神的深刻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24],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源泉[25]。

弘扬西柏坡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西柏坡精神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重要法宝和精神柱石[26],“从西柏坡精神汲取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是研究者的一个共识。研究者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弘扬西柏坡精神必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27]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弘扬西柏坡精神,发扬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才能“啃硬骨头”,安全度过改革“深水区”。汪勇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百年梦想任务非常艰巨,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进取、艰苦奋斗。[28]

(四)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的路径研究

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实践需求,不断创新学习、践行西柏坡精神的途径。因此,学者们十分关注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的路径研究。如王玉平强调,探讨西柏坡精神的时代价值,最终目的是要促成“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她还对这一转化的实践途径作了详细分析,首先要将西柏坡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通过切实可行的形式、途径和方法使各层面的受众都能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其次是将思想教育、典型教育、实践教育统一起来,将西柏坡精神文化转化为理想信念,提升全党全民的精神境界;再次要将思想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保证弘扬和践行西柏坡精神的长效性;最后,将弘扬西柏坡精神落到实处,提升其精神“生产力”。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需要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29]宁悦认为,弘扬西柏坡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以传承和创新相结合为原则,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宣传教育,不断扩大教育范围。同时要把西柏坡精神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整合多种教育资源,不断拓宽教育渠道,多视角进行传播和教育。[30]康小莉、李丽华认为,可把开发多样化的文化产品、综合利用多种传播手段、分层次向不同群体传播西柏坡精神等作为培育西柏坡精神的有效途径。[31]

一些高校学者提出让学校尤其是高校“成为弘扬和践行西柏坡精神的重要阵地”的思路,探索弘扬和践行西柏坡精神的校园路径。李建强在总结河北师范大学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高校应通过营造主旋律校园文化氛围、开展西柏坡精神普及教育和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弘扬西柏坡精神纳入校园文化体系和教育教学体系,这是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有效途径。此外,整合学校相关资源,将西柏坡精神纳入科研和学科建设体系也是高校弘扬西柏坡的重要路径。[32]高正方、李杨从高校文化建设的视角提出,高校应积极构建西柏坡红色文化实践教育体系,尤其是石家庄地区的高校应以弘扬西柏坡精神为依托,凝练具有地域特色的大学文化。同时,高校传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还应做好资源开发、利用与整合,特别是开展系统性、创新性研究,促进西柏坡精神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教育资源,实现高校文化建设与西柏坡红色文化研究传承工作的互动发展。[33]

三、未来深化西柏坡精神研究的几点思考

30年来,西柏坡精神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研究相比,西柏坡精神研究尚有待于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

(一)研究应紧密结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需求,强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应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引,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西柏坡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当前党和国家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性。因此,今后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应当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立足当代中国重大时代命题,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党的建设等方面坚持创新性研究和创造性实践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多的智慧。

(二)加强协同合作,推动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西柏坡精神体系内涵十分丰富,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共同推进研究。从目前情况看,西柏坡精神研究队伍和机构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京冀地区的高校、党史研究部门与社科院(或社科联)以及西柏坡纪念馆。近两年河北省相关单位已经开始加强合作,推进协同研究。如2015年成立了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柏坡精神协作研究基地。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需要持续推进,不仅要在本区域,还要努力建设全国性的研究机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党史工作者和社会研究者等加强合作,还要与其他机构(行业)密切配合,构建跨学科、跨机构、跨行业的西柏坡研究联合体。这样不仅可以整合研究力量和资源,也有助于从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西柏坡精神内涵进行更深、更广的挖掘,还可以提升西柏坡精神的文化影响力,把西柏坡精神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三)加强学科建设,促进西柏坡精神研究可持续发展

西柏坡精神固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要求我们必须开展持续的理论研究,因此,必须把西柏坡精神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学科建设结合起来,实现西柏坡精神研究与相关学科专业的良性互动发展。将西柏坡精神研究作为相关学科建设重要的内容,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研究队伍的实质性整合,加强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的培养,提升西柏坡精神研究的品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西柏坡精神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促进西柏坡精神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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