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的“小气”美学

美亚 廖伟棠

和马家辉第一次见面，是在某谈话节目上，我俩都是那期节目的嘉宾。这也构成了马家辉在延绵几个月的反复邀约后，最终接受我和《南都周刊》采访的理由：其他人我都推了，但你是一起参加过节目的朋友。

实际自节目录制后的四个月里，除了邀约采访，我和马家辉并无热络联系，称不上朋友。这像是马家辉的一种社交机制：他惯于高简狷介，但在社交礼仪上尽量让对方不感到尴尬，也会主动用一些亲近的言行，滤掉机械的寒暄。

这次的采访似乎也是社交机制中的一瞥。我们约见在香港九龙塘又一城的咖啡厅，在他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附近。下午四点，他准点到达，一身素黑，高级灰围巾整齐地塞在领口，一副墨镜在采访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摘下过。我们曾约定采访时间为一个小时，一坐下，他就立刻掏出一块手表放在桌上，令人心头一惊。

他曾在节目中赞不绝口的新欢拐杖，这次没有带来，但是带了一位女学生。和初次见面时一样，这种阵势容易保持三人间的话题流动性，采访中但凡遇到暗礁险滩，比如他觉得我的问题太“幼稚”，想法很“年轻”时，都会轻巧地把话锋转向学生，以插科打诨的形式应付过去，保持整场采访的愉悦友好。

马家辉的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质，有民国先生略带“迂腐”的旧式绅士，有香港老派专栏作家的精练刻薄相，又有阿尔贝·加缪经典风衣造型感的主流时髦。糅杂在一起，似乎与马家辉如今的大众认知严丝合缝，一一对应：大学老师、作家、电视谈话节目的经典嘉宾。

一开口，他就先对自己的墨镜造型做出解释：昨晚没睡好，畅想了一夜美好的计划，导致今天起来整个人都萎靡了。马家辉这种近乎强迫症的细节苛求，是他性格里的“小气”在外形上的体现。

“小气”是马家辉在一次采访快问快答里，对自己性格缺点的总结。在追问其涵义时，他解释：“小气不是度量小，而是较真。”较真，与马家辉的求学经历有关。他在台湾大学读完心理学学士后，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了社会科学硕士，再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了社会社会学博士。“我受过分析哲学的训练，对每一个字都非常敏感，我连与自己对话都很痛苦。”

的确，我们的整场对话，都在较真中进行。这场采访更像是一堂带有批判主义色彩、反对阐释、反对标签的哲学思辨课。几乎我每提出一个问题，马家辉都会先抓住问题里的字眼，例如“年轻”“文化”“夫妻感情好”等，先进行一个定义，评论一番，然后才开始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年轻？

在不久前的文化访谈节目中，马家辉曾谈到现在90后、00后的保守、胆怯、老气横秋。心态不如他这个60后来得开放。当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比00后们更年轻？马家辉拒绝了这个词语。

他要求首先对年轻做一个定义。“如果年轻是抽烟喝酒泡夜店，我对这样的年轻毫无兴趣。如果年轻是progress，是敢付出，没有包袱，那么我可能比年轻人更年轻！”他拒绝条框圭臬，用流动的眼光具体评判定义排列组合后的人与物。比如，他更愿意为精神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去无限度追求理想。

马家辉曾用买保时捷跑车来过渡50岁中年危机。他在《大叔》里用一篇文的篇幅，来表达他对保时捷911GT3的心水，因为它“精准、威猛、爆发，像两道电流源源不断地注入体内。”我主观界定，这是他付出生活成本追求理想的典型案例。但马家辉又随即表达了思辨：“一般人看到跑车，会想到炫酷与速度，还有香车美女的活色生香，而我的跑车，就像骑马，是和马的对话。”

结束了对于年轻一词的洋洋洒洒评论后，马家辉又开始展示硬币的另一面：你要和你的年龄对话，调整你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他拿内地流行的“中年油腻男”来打比方：觥筹交错，三杯下肚，就涕泪横流，抱头痛哭，他认为这是一种有碍观瞻的失态。而女人的永葆纯真，只不过是一种恭维措辞。随即，他举了一个冒天下文青之大不韪的三毛来做女性反例：“三毛到了四五十岁，两条大辫子，看到什么都高兴得拍起手来，对谁都叫叔叔哥哥，忘记自己是大妈”。

马家辉曾说，他希望像他的偶像李敖那样刻薄。当他在形容三毛的样貌神态时，我感受到了这种刻薄。随后，他突然意識到眼前在年龄上也应归纳成“中年女人”的我，赶紧补充了一句：“当然这是选择，没有对错，也可以是一种老去的美学。”

什么是文化？

马家辉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香港《东方日报》总编，从小浸淫在香港文化圈。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是家中独子，本能继承父辈衣钵，在香港文化最鼎盛时期自成一派。但是，就因为17岁时在书店读到了李敖的文章，他从此视李敖为文学庙堂，以至放弃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电影专业的机会，追去台湾大学读心理学，并通过台湾出版社结识了李敖，每天去李敖金兰大厦的家中，帮李敖整理剪报，同时开始动笔写稿。

大二那年，马家辉出版了《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一举从一个仰视的迷弟，成为李敖回忆录里最年轻的好友，李敖甚至说马家辉“比李敖还了解李敖”。从此，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利落的香港作家，混迹于台湾文化圈，结识了一众文化名流，也成了一名台湾问题研究员。

1997年，34岁的马家辉已然从美国求学归来，变成了马博士。一天，马博士接到了来自香港的一通电话，是时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办人高信疆打来的，后者邀请他回香港岛《明报》出任副总编辑。

《明报》由查良镛（金庸）先生创刊，曾是香港主流文化阵营，被称为香港的《泰晤士报》。也是香港文化的黄埔军校，亦舒、王世瑜、董桥都曾在《明报》任职。副刊作为《明报》的重镇要塞，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蔡澜的食评、陶杰的檄文，都曾是《明报》副刊的卖点。1992年，金庸把《明报》的控股权出售，又在两年后辞去名誉主席一职，彻底告别了这个灿若星辰的府邸和时代。

马家辉欣然接受了高信疆的邀约，回到香港。他接手《明报》的第一件事，是大刀阔斧创办了“世纪”人文副刊，复辟明报副刊的文化传统，并邀请名家助阵写专栏，他自己也参与其中，针砭时事，对事也对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是马家辉一贯的风格，梁文道曾评价“他能指名道姓地批评同行的慵懒无聊，当别人都在写哪家大学排名下降时，他谈教授夫妇在课堂上当着学生争辩的故事，这些趣闻就像庸俗报刊里打开的一面窗，凑近一闻，便是冷冽清风”。由于专栏评判过于犀利刻薄，马家辉一度被人称为“贱嘴马”。

至此，在台湾、美国流连数年的马家辉，终于回归本土，“兴风作浪”。

除了写专栏，马家辉从1998年开始参与凤凰卫视的某谈话节目的录制，与好友窦文涛、梁文道搭档。内地进入网络时代后，这档谈话节目打开了马家辉在内地的知名度。后来，他又随窦文涛，做了新网络谈话节目《圆桌派》的客座嘉宾。因为老友的相投，多年合作的默契，马家辉与梁文道、许子东，一并成为《圆桌派》最受欢迎的嘉宾，内地网友们称他们为“一群可爱的老男人”。

从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报社专栏作家，到台湾金马奖评委，再到内地做谈话节目知名嘉宾，然后第一本小说《龙头凤尾》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香港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之一、内地京东年度作家，并且娶了台湾姑娘……马家辉风头一时无两。那么，他是怎么看三地文化差异的呢？马家辉思忖良久说，“太大了，我不能回答。”我只能改变问法，问香港、台湾、内地文化中他的喜好。

北岛在散文集《青灯》里曾这样评价香港：“和呼啸成群的内地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敢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马家辉也同意北岛的看法，他认为香港文化是清宁的、幽静的、不露圭角的，他享受这一部分的疏离。讲到香港文化的弊端，马家辉用黄贯中形容香港娱乐业 “有娱乐圈，没有歌坛”来做类比：香港作家之间没有过多的联结与分享，阅读与写作是个人文化行为，人情淡薄。他回忆，余光中先生去世时，他只能在台湾约稿。香港作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对于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十一年书的余光中先生来说，这不免显得清冷决绝。

谈起台湾文化圈，马家辉的脸上露出了和善暖意。他眼中的台湾，人们给喜欢的书写书评、开展读书会推荐，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让文化从个人行为变成公共性事件，是精神食粮的布施与滋养。

提到内地文化，马家辉欲言又止。他对在内地的社交网络发言感到恐惧与无措。他的微博很少回应，也不用微信朋友圈，只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却更新寥寥，偶尔不紧不慢地发一些专栏体的散文。他说，害怕自己会收到“炒作、汉奸、脑残”的无由头网络暴力。

其实马家辉在早期与内地社交网络文化交锋的动作，可以用“可爱”来形容。他曾在豆瓣上批判他的帖子底下留言：“如张爱玲谈写作，作家只写自己想写和能写的，没所谓应该不应该。做节目，好玩，如同生活里的每项事情，独立行事，一比较，便烦了。择其所爱，爱其所择，我是张爱玲信徒，做电视、看电视、或都一样。”落款：马家辉在香港，鞠躬。

这个豆瓣账号，2006年就建立了，繁体字、无头像、字母组成的简单ID，都显示出马家辉笨拙而努力地想融入内地社交网络文化的心思。

马家辉对内地，一直表现出一种欣赏又不解、迎合又拒绝的态度。他曾夸赞内地的年轻人有修养，在我们那期讨论香港的谈话节目中，他肯定了内地OTO产业发展的迅猛。也许他眼中的内地大众文化，就与我们眼中的如出一辙：良莠不齐，又爱又恨。

但他对内地的同行们，却极其看重，经常把莫言的文章拿来做课程教材，在微博上也直接剖白对毕飞宇的喜爱，甚至会看更年轻的流行作者：韩寒、九把刀、南派三叔等。毕飞宇尤其受到马家辉推崇，他形容毕飞宇的笔调“干净、伶俐、对女性情欲的处理、触感都和我非常投合”。在马家辉看来，写严肃文学的毕飞宇，和写网络小说的南派三叔，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明威笔下的美国，都一样值得开放性地欣赏，没有地域文化与时代印记的隔阂。

什么是感情好？

马家辉在两性方面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动不动就开车的老司机，谈话节目里扮演花心渣男与撩女嘉宾的部分，大多由马家辉完成。在咖啡厅的采访现场，他就与女服务生搭讪甚欢。他說自己最尴尬的一次，是在搭讪女服务员时，用了那句老套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女服务员眨巴眼睛，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之前在酒店工作。”

然而，他似乎不是在刻意塑造自己的老司机形象，而是八年的留美生涯后，对陌生女性说“你今天很漂亮”就像“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妥帖。

我好奇，听说他与太太感情很好？马家辉又开始了哲学思辨：“什么叫感情好呢？只能更具体地去讨论。”他曾说过，好的婚姻靠的是“技术、运气、忍耐”，而他就属于运气很好的类型。他们夫妻俩价值观一致，认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是生命唯一的意义，淡泊名利，衣食无忧即安。太太并不怨念他执教多年仍然只是助教，尊重他乐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他也不在意太太是否会懂得理财，只需要在看过电影后，懂得与他分享即是财富。

太太张家瑜曾是记者，结婚后几十年来做家庭主妇，跟着马家辉满世界相夫教女，成全了马家辉的文学艺术创作。但马家辉也投桃报李，成全了“台湾最后一代女文青”太太的文学梦。这个16岁就看完但丁《神曲》的台湾花莲姑娘，不停地在阅读与写作，但从不发表，马家辉就偷出张家瑜的电脑档案，发给台湾的出版社，张家瑜的第一本书《我开始轻视语言》出版。

张家瑜的百度百科确实很文艺，大约是自己撰写：她希望自己非常之温柔和善，但骨子里却有股反对势力。她喜欢旅行，喝咖啡，听小岛上的流言；她喜欢读书观影看人，她旁观死亡却无法平静。

这是一种底色纯良，未经污染的状态。世上文艺女青年多如牛毛，能贯彻终生的凤毛麟角。多数被柴米油盐腰斩沦入平庸，抑或入尘世栉风沐雨，笔调掺了凉薄愁苦。由此可见，张家瑜的精神世界被保护得很好，得以保持从一而终的浪漫文艺趣味。

马家辉和张家瑜恋爱时，看到小说里有一个情节，男女主角相约45岁，自己出门旅行，一年回来，都不问对方去过哪里，和谁去。他们觉得很浪漫，约定45岁也效仿赴约。45岁超时后，他们把这份约定用另一种方式呈现了出来，联合出版《家行散记：你去过的地方和我去过的地方》

旅行是什么？

《家行散记》除了与太太合著的这一本，还包括《死在这里也不错》《温柔的路途》，都是马家辉过去的游记。有意思的是，马家辉的旅行文学启蒙，还是十五六岁看到的一本《旅行文学：环宇香艳猎奇》，是全世界红灯区的全纪录。少年马家辉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去书中的丹麦哥本哈根红灯区大开眼界。

长大后，马家辉却成了一个恐飞者：他二十几岁当地理杂志记者时，曾经遇到飞机骤降，几乎要掏出纸笔写遗书。有了这样的心理阴影后，马家辉开始抵触飞行。除此之外，他还怕黑、怕冷、怕高、怕鬼，他自言身体也不好，任何超过一个小时的采访，都会让他体力不支，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一开始采访便要祭出手表。

旅行对他来说，恐怕不如一人一书，一酒一雪茄來得惬意。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评论家哈兹里特曾对于独自旅行的评论：“人应该独自旅行。反复地交换意见，会破坏我们对事物最初最本质的印象，从而让思维变得混乱。你对同伴说路旁的豆田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可是他的嗅觉不太灵敏；当你评论远处的美景时，你的朋友或许是个近视眼，他得先戴上眼镜；当你感觉空气中蕴涵着某种情调，云朵的颜色很别致，所有这些让你陶醉，而这种感觉却无法对他言传。”

可马家辉克服了自己的生理恐惧，也放弃了旅行中他习惯的独立思考，自由不羁，他是为了他的女人们，去旅行。这套文集里，都是他拖妻带女旅行中的小故事。比如找不到J.K.罗琳写《哈利·波特》咖啡馆，看到取而代之的中餐厅，因而嚎啕大哭的女儿；比如旅途中女儿总是扔掉他的雪茄，让他想把她推到查理大桥下。这似乎是马家辉对昔日爱情誓言的实现，又像是一个女儿奴送给女儿的成年礼。因为他说，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出旅行书，因为女儿长大了，不需要再带她去看世界，他们也将停止旅行。

这很浪漫柔情，好像不太马家辉。那个从小在古惑仔打杀氛围中长大的湾仔男孩，那个在《龙头凤尾》中写尽黑社会、妓女、断背山，集合所有香港猎奇元素的作者，还有在谈话节目里直接和许子东、傅晓田吵架，极尽刻薄的贱嘴马，那个不断进行哲学思辨，滔滔不绝的马家辉，在那一刻落地人间烟火。

也许这就是马家辉吧，十七岁皈依佛教，法号智辉的他，一半吝啬，一半慷慨，一半放肆，一半克制，一半刻薄，一半良善。

艰难地结束这场充满哲学思辨，为了精准表达词义而混杂了中英粤语的对话后，马家辉与我一同离开咖啡馆，并体贴地送我出了地铁站。此时，严肃且“小气”的他，又变回了访谈节目中那个幽默和善的马大叔。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下次可以一起喝红酒，让你看一看我珍藏的张爱玲手稿。”一脸傲娇的迷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