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燕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西方的董事会制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初的英国殖民公司,每家殖民公司均在当地和英国组建双层董事会,[1]便于隔空管理。后来,董事会制度逐步成为美国学校体系中极具特色的制度模式,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双层董事会”制度即是对它的复制。[2]由此可见,西方董事会制度首先产生于经济领域,并从经济领域向教育领域逐步辐射。与此相应,在我国近代史上,是否也存在这种跨领域的制度复制或影响?
在民国教育史上,私立学校(如南开、复旦、大夏等)多由政、学、商界精英共同创办,有着相当的政治基因和学术基因,经费多源自政府和商界。因此,作为完全由侨商独立创办、缺少政治基因且与近代家族公司有着密切关联的厦集两校,[注]集美学校包括集美小学校(1913),集美女子小学(1917),集美师范和中学两部(1918),集美幼稚园(1919),集美学校水产科和商科(1920),集美学校女子师范(1921),集美高级水产航海部、集美学校农林部和国学专门部(1925-1926)。资料来源:梁康生.华侨历史论丛(第三辑)[M].福州: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1986:288.无疑是近代私立学校的特例。厦集两校董事会是否与陈嘉庚公司管理模式存在制度上的续承关系?陈嘉庚公司管理模式又可能对厦集两校发生着怎样的影响?校主陈嘉庚又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民国许多私立学校董事会多以投资和保护为主要职能的“投资非治理”模式,[3]民国政府也明文规定私立学校董事会不得参与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