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4年红二十五军的五次整编

杨增强

（1.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商洛革命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商洛 726000）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等人的带领下，未经请示中央及中央批准，撤离鄂豫皖苏区，带走了包括红四军和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内的绝大部分主力部队，只留下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的部分人员。这支刚刚于1931年11月组建、在鄂豫皖苏区战斗了仅仅一年的红四方面军，就此脱离苏区。在形势极端危急、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留下的红军部队，不得不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不断进行整编，以应对国民党的屡次“围剿”。留在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部队，逐渐形成了以红二十五军为核心力量的武装建制。从1932年11月底开始，到1934年12月中旬，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在鄂豫皖反“围剿”，然后长征转战到鄂豫陕，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苏区，转战到创建以商洛山为中心的鄂豫陕苏区根据地，并且在此期间进行了五次整编。红军为什么要整编？关于这个问题，在现有的研究论著中鲜有涉及①。本文拟对整编的简况、原因、作用等进行初步探讨。

一、五次整编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记载和提及到红二十五军整编史实的不是很多，有些在时间上也不确切。比较而言，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部秘书的张池明，在他的回忆文章《从红二十五军到红十五军团》中，比较详细地陈述了红二十五军的整编。根据他的回忆，结合刘华清、程子华、徐海东、韩先楚、刘震等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当时的文献资料，现将红二十五军的整编梳理如下。

（一）第一次整编

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于1932年11月30日在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檀树岗重新组建[1]123。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2年11月29日在檀树岗举行会议。会议认为，在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后，暂时是不会回来了，要依靠现有的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会议决定，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治委员高敬亭，全军七千余人[2]431。这是红二十五军自1931年10月成立后的首次整编。

（二）第二次整编

首次整编后，二十五军以及兄弟部队，先后在鄂豫皖苏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给“围剿”的敌军以重创。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一再要求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死守苏区”，因此，“省委于1933年4月间，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左倾路线，贸然决定围攻敌人重兵设防的七里坪。”七里坪战役开始前，撤销了红二十八军，将人员编成第七十三师，充实到红二十五军。全军共约一万三千人。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七里坪战役，从1933年5月2日到6月13日，共打了四十三天，红军损失很大，“开始围攻时，我们是差十个人不到一万人，撤下来时，只剩五千人，红二十五军损失一半。”[3]在红二十五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后，1933年6月13日，省委决定撤围，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二次整编。这次整编撤销了第七十三师，将原有建制改编为两个师，全军共约六千余人[2]432。

（三）第三次整编

1934年初，蒋介石调东北军到鄂豫皖苏区，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进行新一轮的“围剿”。中共鄂豫皖省委在1933年10月，曾向党中央报告了鄂豫皖的斗争形势及困难处境，党中央于当年底回信指示，保存红军力量，准备实行战略退却。1934年3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上述指示②，经过讨论，认为在不了解外界情况的前提下，既不能失掉了苏区，又损失了红军，决定暂不实行战略退却。4月，红二十五军乘敌人调动部署之机，转移到皖西北商城县豹子岩，与此前再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会师，进行了第三次整编。撤销了红二十八军，将其合并到红二十五军，军长由原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担任，政治委员由原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担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即七十四、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

（四）第四次整编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省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过去的文件指示，和程子华要郑位三向省委常委会议转达周恩来副主席的口头指示，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2]433决定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四次整编。12日，郑位三，戴季英根据省委指示，将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4]部队转移到何家冲后，完成了整编，撤消了师一级建制，由军部直辖团级单位，即步兵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一个手枪团，全军共二千九百余人，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仍为政治委员，徐海东由军长改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军政治部副主任。

（五）第五次整编

1934年12月8日，二十五军长征经河南省卢氏县，进入陕西省洛南县，当天下午就在三要司与堵截的陕军杨虎城部队进行了激战，歼敌一个营。12月9日，红二十五军转战至庾家河。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问题时，遭到尾追的敌人第六十师突然袭击。激战中，程子华、徐海东均负重伤。由于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陈沛“怕红军把他消灭，同时也认为红军已经离开了河南省境”，“乃下令全师撤回河南”[5]。12月11日，部队在洛南县蔡家川（今属丹凤县）进行第五次整编。“庾家河战斗，干部战士伤亡二百余人，且开辟豫皖陕苏区，需抽调干部和部队到地方工作，”因此，红二十五军撤销第二二四团，分别补充到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2]434

这五次整编的总的趋势是，部队的编制越来越少，部队的战斗员越来越少，与之对应的是，鄂豫皖苏区的范围越来越小。但是，经过整编，红军的思想统一了，战斗力更强了。在1932年12月至1934年12月这两年时间里，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力的红军部队，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给“围剿”的国民党军以重创。虽然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离开了苏区，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极具特色的长征，但是，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战斗，红军的精神，在整个大别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五次整编，使红军以及红军领导机关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在军事上日渐成熟，为革命队伍锻炼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革命战士。为后来转战鄂豫陕，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整编的原因

这五次整编，每次相隔的时间都很短，最长的是第二次到第三次整编，中间相隔十个月。最短的是第四次到第五次整编，中间相隔一个月。那么，为什么要如此频繁的进行整编呢？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不断加强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不得不根据局势和情况的变化来调整部队的建构，以便集中力量，突破敌人的包围，保存仅剩的胜利果实。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在1932年至1934年，短短两年时间中，国民党先后就“围剿”鄂豫皖苏区，发布命令、总结战况、请求支援、报告战场情况的电报来往多达190则。国民党方面参与指挥作战的政府官员及将领有：蒋介石、张学良、刘镇华、胡宗南、徐庭瑶、王均、曾万钟、刘峙、万耀煌、梁冠英、陈继承、张印湘、陈耀汉、李思愬、上官云相、卫立煌、汤恩伯、马腾蛟、宋天才、李敬明、钱大钧、郝梦龄、孙连仲、戴民权、彭振山、萧之楚、张群、刘茂恩、刘复、姚德安、王以哲、庞炳勋以及黄安县长程汝怀等。敌人投入的总兵力先后多达50多万人③。国民党在鄂豫皖苏区实行了“驻剿”“围剿”和划区“清剿”，并且在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大批革命干部群众惨遭杀害，“大别山此刻进浸沉在血雨腥风之中，对于主力红军撤离，缺乏思想组织准备的边区军民，敌人的疯狂进攻而陷入混乱，根据地大部丢失”[6]。

其次，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造成原有的编制和建制混乱零散，不利于对敌斗争。1932年10月，面对国民党30万兵力的重兵压境，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等人的带领下，选择了逃跑。蒋介石国民党及时调整了围剿计划，用10万兵力追击张国焘，留下20万兵力，继续围剿鄂豫皖苏区。“地方党政组织陆续遭到破坏，县、区、乡革命政权所剩无几”[6]。

在局势危急且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根据地的红军显得有些乱了阵脚。为了保存胜利果实，根据地的红色武装力量不断形成新的战斗部队。但是，这些部队在统一指挥、协调作战等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心。首次整编前，“留在苏区的有中共鄂豫皖省委部分同志，有分散各地掩护红四方面军转移的部队，共五个团及一个特务营，约七千五百余人。加上苏区各县独立师、团、营，共约一万余人。他们在一时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各自为战”[2]430。在鄂东北，红军以吴焕先为首的游击总司令部，下辖原红七十五师一个团、原红二十七师两个团以及地方武装；皖西北是以刘士奇为首的游击总司令部，下辖原红二十七师一个团及几个县的独立团、营，于1932年10月2日组建了红二十七军。1933年1月上旬，又在鄂东北麻城县组建了红二十八军。1933年4月，予以撤销。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徐海东收拢被敌人切断的后卫部队及后方机关人员，在皖西北又重建了红二十八军。第三次整编时，再次撤销红二十八军。

第三，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在斗争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中央的指示虽然不能及时传达到鄂豫皖省委及红军当中，但是，鄂豫皖省委总是能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结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省委的决策和红军的斗争作出调整部署。193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指出：“武装力量的改组应当这样进行，常备的武装，有组织的联合，都汇编到二十五军里去……我们变成了强固的突击的军队，我们可以顺利的进行必须的进攻的军事行动。”[7]在1933年4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为统一军队，加强二十五军领导和充实战斗力，更有力的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恢复苏区工作，坚持斗争决定，整编红二十五军。”[8]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为着创造新的根据地，省委首先应集中一切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八军。”[9]在1934年4月13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补充报告》中指出，“省委讨论之下，对红军二十五及二十八两旧部完全编为二十五军……二十五军在可能之下编成两师单位，并决定以原二十八军长刘德利同志任二十五军长，原二十五军长吴焕先同志任军政委，皖西北道委郭树申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10]。这表明，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红军结合斗争实际采取的整编是不谋而合的。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西境内，在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召开了省委会议，作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11]

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需要中，在中央的指示精神指导下，根据实际斗争的发展变化，鄂豫皖省委和红军才能做出一个又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对红军进行了及时的整编，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四，红军思想的茫然混乱。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党的力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毁坏。这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从此后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一直没有停歇。对鄂豫皖苏区直接影响的有左倾路线、第三党、取消派、改组派、逃跑主义等错误的思想潮流。如果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思潮不及时予以纠正和改正，对于红军的作战是极为不利的。当然，在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由于成长过程中的不成熟和必然缺陷，使得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使得整编成为一种必须的选择。

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在全党推行，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导致全国的红色根据地，损失了将近90%。王明的左倾思想，直接影响到了鄂豫皖苏区。在1932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省委作出了《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争运动，打成一片，加强对于豫东南与皖西北苏区的游击战争的领导，打破苏区内游击战争的不平衡的状态，来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同时要向外发展，扩大游击区，使苏维埃革命潮流日益普遍到新的区域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12]左倾思想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右倾逃跑主义：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给留下的红军思想上造成了混乱和困惑。1933年1月，在鄂豫皖省委的会议上，“对于红四方面军行动，在会议上有一种深刻的讨论。一致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决定一面派人速去找回来，一面报告中央，请中央指示并帮助我们去找，命令他迅速来鄂豫皖苏区。”[13]17在会议形成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逃跑时的混乱：“敌人初开始包剿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军事策略，都由国焘同志在总指挥部与昌浩、向前等决定，从未通知后方，甚至泽民同志及省委诸同志，亦多不得预闻，有时通知都在策略决定之后，无从参加意见，等到红军退出新集，再退到商城苏区，再退到金家寨，汤家汇，再退出英山，国焘同志始终拿执行中央指示打运动仗来解释……无从知其策略的用意，无数次打电话去询问总方针之决定，亦不肯相告。直到退出金家寨，退到燕子河的策略已决定，才找泽民去，则木已成舟。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13]21-24

肃反问题：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当中，鄂豫皖苏区领导机关和红二十五军等战斗部队，经常反复的进行内部斗争。这些斗争中既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斗争，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内耗的斗争。在负面的斗争中，许多同志动辄被扣以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右倾或者是左倾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错误的对待和处理。“为了坚决、彻底地肃清革命队伍中的‘AB团’‘第三党’‘改组派’，张国焘亲自坐镇……仅三个月时间，就将红四军的二千五百多名指战员及十分之六七的营团以上领导干部，冠以‘改组派’‘第三党’‘AB 团’等罪名，逮捕或者杀害”[14]。

第五，由于敌军围困和生活困难，红军大量减员，战斗力下降，直接影响到对敌作战。1933年10月到11月间，“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以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处境最困难的时期，王明左倾路线，招致了反‘围剿’战斗的严重失利，使减员到六千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又损失了三分之二，已经大幅度缩小了的根据地，再次缩小，并分割成几小块，最大的一块，直径不超过四十里，有的只剩下两三百人口。”[15]20

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红军在苏区困难重重。1933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福田河附近，与国民党五十四师遭遇并且激战，击溃其一旅人。“但在此一战中，二十五军之各团则表现战斗力衰败，斩获亦甚少，如此可见，二十五军战斗力之削弱，自忍饿围七里坪，二十五军一般战士，身体都饿得黄瘦衰弱以来，至此时，身体未能恢复，以致冲锋陷阵，大不如前。”[16]120

对敌战斗的失利，也影响到了军民关系。同样是在1933年11月，汤家汇之战失败后，皖西北群众对红二十五军“遂亦开始渐露失望之态，他们见红二十五军对于匪军七十五师这样没有战斗力的队伍，都不能打个好胜仗，汤家汇不能保障……到处与群众关系不密切，因此二十五军初到时，群众那么热烈欢迎，而几仗一打之后，群众渐对二十五军淡漠起来了。”[16]125-126

另外，从红二十五军1932年10月成立到1934年11月16日，两年多的时间里，战斗员人数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呈下降趋势。据资料显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转移后，留在苏区的部队共约一万余人，1932年11月2日，在皖西北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四千五百余人。1932年11月29日，檀树岗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七军、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整编到红二十五军，全军人数为七千多。较一个多月前少了一半。1933年5月，撤销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三个师的建制，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战役后，1933年6月，二十五军由一万三千多人，减至六千多人。1933年10月，徐海东在皖西北重建二十八军，二千三百多人，1934年4月，撤销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两个师的建制，三千余人。这意味着从1933年6月13日以后至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加原二十八军八千三百多人，很快减员五千三百多人。截止到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仅剩二千九百八十余人。1934年12月10日，在陕西洛南县庾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又有二百多人牺牲。这样截止到第五次整编前，红二十五军总共只有二千七百多人④。

三、整编的作用

经过五次整编，使红二十五军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面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一，红军的思想得到了统一。通过整编，红军中的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委会议精神得到落实，党支部、青年团、少先队、游击队、赤卫军等武装力量和群众工作都回到了省委的领导之下。省委强调，“加强党员军事化，提高党内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到苏维埃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工作。加强各级党部对于军事工作的领导等工作。”[17]在1934年整编后，“红二十五军在军事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内线分兵防御的打法，采用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乘隙击虚的方针”，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8]。

第二，红军的指挥得到了统一，战斗力大为提升。整编后，原来分散作战的各部队统一由二十五军指挥。这样以来，便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军领导决定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在运动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寻歼孤立薄弱或突出冒进之敌”[1]125。

整编后，红军的兵源得以补足，士气高昂，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行动迅速，善于调兵遣将，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主力巧打猛打。“1933年2月，歼灭来犯之敌马鸿逵师之马腾蛟旅，仅生俘敌即四千余人，我仅亡七人，伤三十余人，首创一比一进攻战获胜的范例。”[19]467接下来，1933年3月至12月，接连取得郭家河、潘家河、商城、丁家埠、红旗山、熊家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先后消灭了敌三十五师两个团；击溃了十三师；歼敌宋世科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俘敌千余；歼敌四十五师一个团；歼敌刘树青五十四师三旅两个团，俘敌近四千人，“缴获械弹及军需品甚多，解决了部队的装备和部分冬装，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创造了胜利条件”[2]472-474。1934年4月，二十五军在罗山县与敌三十二师激战，毙伤敌旅长、团长以下千余人。6月底，在白亚山与敌东北军一零七师激战，除过敌师长率百余人逃脱外，旅、团长以下悉数被毙伤和生擒，缴获机枪二百余挺[2]476。1934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罗山长岗打垮奉军一一五师全部，消灭敌人五个营，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打死打伤敌师长以下三百余人，师长姚东藩等负伤逃跑[20]。

红军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战绩？原因就在于整编带来的全军的军事指挥的统一，军令畅通；思想的解放，全军上下放下了思想的包袱，激发了指战员的斗志。“在红军里的一般红色战士，特别表现，对战斗坚决的就是每次上火线，红军战士们都抢着要上火线，在火线都是师同师比赛，团同团比赛，每次上火线，他们总都是比赛着得枪打胜仗的，在红军的上下级干部，都是比红军战士还要吃苦的多，打仗总是上前冲锋的，红军里的青年战士病了，不能跟队伍的叫他们到后方去休息，他们总是哭着不愿意下去，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向他们说，他们才肯下去。”[21]

第三，沉重打击了敌人，巩固了苏区，红军的军民关系更加健康牢固。在《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中，中央充分肯定了红二十五军整编后取得的成绩：“自前年四方面军西去后，省委在组织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创造了红军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并领导着这些军队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保卫鄂豫皖苏区，与敌人作了最艰苦的斗争，正由于这种坚贞不屈的英勇奋斗，才使国民党军阀对鄂豫皖苏区凶恶残酷的进攻和摧残，遭受了极大的阻碍和困难，苏区得以支持了一个较长的时期。”[22]

由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加之红军成分的复杂和苏区生活的困难，红军在整编过程中，打了几次败仗。但是，经过整编后，红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给皖西的苏区人民极大鼓舞，同时也震动了敌人”[19]473。“潘家河一战，红军无粮，群众家家造饭挑至火线上送与红军，有许多群众因为自己没有米吃，却受饿几顿饭，把所有的米做饭给红军吃……现在经过这两次战斗的胜利，群众情绪大为转变，二十五军在他们心中已开始获得鄂豫皖苏区主力的地位了。”[23]

第四，培养了红军的团结意识和大局意识。在五次整编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部队和红军战士，都能够以大局为重，体现出了良好的团结意识。凡是涉及到高级的领导干部，都能够愉快的接受组织的安排。军长降为副军长，副军长降为师长，师长降为团长，甚至营长降为士兵，在五次整编中都是非常频繁的，但是将士们都能够做到毫无怨言。尤其是在1934年11月11日，省委领导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会见了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并举行省委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过去的文件指示和程子华要郑位三向省委常委会议转达周恩来副主席的口头指示，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部队进行第四次整编。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程子华代替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仍为政治委员，徐海东由军长改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军政部主任，郭述申为军政治部副主任。领导干部尤其是徐海东的率先垂范，给红军将士树立了良好的榜样[2]433。

第四次整编之后不久，红二十五军便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了长征。一路上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高度团结，英勇战斗，先后取得了方城县独树镇、洛南县三要司等一系列胜利，于1934年12月10日到达陕西洛南庾家河镇，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四、结语

红二十五军的五次整编，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历史长河中，具有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整编充分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党指挥下的枪杆子，打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整编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求，面对强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得应变，在不断的应变中，红色政权和红军的力量得以保存；整编充分体现了真诚团结的重要性，五次整编，都是把不同的建制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但是，不管怎样整编组合，干部战士都能表现出一种赤诚的团结精神，这就为不断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编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从沈泽民临终前的反思、郭述申的检讨到徐海东主动让贤、再到程子华让贤等等不胜枚举的事例，共产党的胸怀和昂扬向上的姿态，无不令人感佩；整编充分锻炼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上文所述的一系列胜利，就是最好的写照，尽管国民党方面先后由蒋介石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刘镇华任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纠集了几十万大军，也不能把红军消灭[24]。正如曾任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上将在他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红二十五军“之所以顺利的解危脱险，主要是靠充分发挥了全军上下的能动作用，也就是靠省委一班人正确的作战指导，和部队过硬的战斗力。在转移期间，省委不断注意发挥，部队人数少，行动灵活的特点和长处，以快速行军和多变的转移路线，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而且在遇到意外险情的时候，能及时而敏锐的抓住战局中决定安危成败的关键问题，采取正确对策，并以排除万难的决心和气魄，带领部队……省委的革命胆识和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实行机动灵活，但又不消极避战的方针，使红二十五军的攻守、进退、走打等军事行动，较充分的体现了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作战指导规律。加上我们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具有自觉为革命，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高度觉悟，敢于打硬仗，打恶仗，能攻善守的军事素质，全军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这就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烂，冲不散，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战斗集体，因而能通过转移途中，一个又一个的暗礁险滩，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15]29

除过上述五次大的整编外，鄂豫皖省委在此期间还根据形势和军情的变化，灵活机动的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组编，如1933年12月，就根据需要，将从皖西北转战到鄂东北的红二十七军之两个团与红二十五军之一个团“合编为一军人为二十五军，共两师即五团人，二十七军即宣告解散”[13]14。这充分体现了红军斗争的军事艺术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注释：

①李诺枫,杨飞在《福建党史月刊》发文《近十年来红二十五军研究综述》，未见相关研究成果。

②由于当时的交通及通讯条件极差，加上由于国民党的大军围剿、封锁，使得中央与苏区之间的沟通极为不畅。苏区向中央的请示汇报、中央向苏区发布的命令、回信和指示，经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到达。如1934年6月，才收到中央2月的指示信。

③第四次围剿，30多万人；第五次围剿，10万余人；1934年11月至1934年12月，6万余人。另加地方民团武装。分别见王诚汉《红25军的战略转移》，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25军卷》，第6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16年；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载芦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6年。

④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所收录的文献资料以及徐海东、程子华、郑位三、戴季英、郭述申、刘震、韩先楚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得知，红二十五军在1932年11月底至1934年12月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国民党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巨大，战斗减员越来越严重。这组数据即是从各个文献中梳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