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才性观嬗变与魏晋易代士人的信念危机
——对“钟会之叛”和魏晋易代政治局势的一种考察

钟思远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钟会之叛”作为魏末司马昭执政期内遭遇的最后一次政治挑战，是三国后期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代学者王晓毅[1]、尹韵公[2]、林榕杰[3]等在相关著述和评论中对此均有探讨。林榕杰在综合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钟会起事失败原因，以及钟会起事是否有成功可能性等问题[3]做了进一步分析，对钟会叛变前后的具体政治处境和心态变化也论述得较为详明。然而，上述研究者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钟会叛变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行动选择，目的主要在对“钟会之叛”的成败得失进行历史反思,较少关注魏晋思想观念变动对钟会政治心理的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从钟会深度参与研讨的“才性四本论”这一魏晋思想史中的重要命题入手，分析钟会才性观对其政治心理的作用，继而重新考察“钟会之叛”及其所内含的魏晋易代政治中的权力斗争情况，力求揭示其叛乱动机、叛乱行为与其才性观嬗变的内在关联，并对魏晋易代时期的特殊政治局势及其影响下的士人心态特征作出合理评判。

一、“才性四本论”与钟会才性观的嬗变

“才性四本论”是魏晋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被当时名士广泛讨论，钟会作为深度参与者之一还亲自撰写了《四本论》一书。《世说新语·文学》第五条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4]230刘孝标注引《魏志》云：“会论才性异同，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4]230

“才性四本论”的具体论述今虽不传，但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已在《魏志》中表述得较为明确，概言之：即是对“才”与“性”的内涵界定和对“才”与“性”的四种关系（同、异、离、合）的辨析。这些问题不单是学术探讨，从讨论者的政治身份上还折射出其与魏晋易代时期政治形势的牵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就提出了从魏晋“才性四本论”窥察当时政治斗争与士人心态的思路[5]。后来学者多受此启发，例如：唐长孺就极具代表性的延续该思路，阐明了“魏、晋间的才性论不是空谈而是从实际出发又归宿于实际政治的命题。”[6]305

日本学者冈村繁[7]在对唐长孺一文细致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东汉以来“才”“性”二字所含意义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一）“性”是指人的德性之质，“才”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实际才干。（二）在以“才”“性”为论题的诸种讨论中，“才性同”与“才性合”之论或许立论根据有异，但仅从其结论看，可以断定两者皆为主张调和“才”与“性”；与之相反，“才性异”与“才性离”之论则强调“才”与“性”的不可调和。（三）持“才性同”“才性合”之论者，乃由于对自己所处境况感到满意，如傅嘏、钟会之类；持“才性异”“才性离”之论者，乃由于对自己所处境况感到不满并力图与之抗争，如李丰、王广之类。（四）刘孝标注引《魏志》中所提及之“才性四本论”，产生时机应在“高平陵之变”后，是傅嘏、钟会等司马氏政治集团成员得意之时，亦为李丰、王广等异党怏怏不满之际。（五）王广因其父王淩叛乱失败连坐被诛，李丰因助魏齐王芳夺权而被司马师借机灭除，由此可知在二人与傅嘏、钟会讨论“才”“性”关系的论题时，虽非全然胶着于实际政治，但所映射出的司马氏集团与曹魏旧党派性斗争背景却较鲜明[7]。这些研究结论充分回答了关于“才”与“性”的内涵界定问题，并对“才”与“性”四种基本关系（同、异、离、合）所反映出的魏晋易代政治形势及士人心态作了较为清晰的分辨，为探讨钟会才性观的嬗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此，可以继续作出如下两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钟会在其身为司马氏集团心腹时的思想是倾向于调和“才”与“性”的。钟会出身望族，类似“才性同”“才性合”这样的观点“无疑有利于名士，他们既是人物的品鉴者，又是指定的候选人。”[8]22如果主张“才性离”或者“才性异”，那就表明“努力和成绩就取代血统和名声成了重要因素”[8]23，势必对世家大族子弟承袭官位权力造成不利影响。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钟会的才性观又转向了“才”与“性”相异、相离的二元论。这从钟会投奔司马氏政治集团的政治抉择中即可见出端倪。除家族交际和个人利益权衡外，对“正始改制”中曹爽一党主张削弱中正权力，从“才”“性”两端分别设立标准来综合考评取士这种革新举措的不满也是钟会弃旧君而投新主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革新对如钟会、傅嘏等高门后代的政治利益颇有妨害，所以司马懿成功利用了权贵士人及部分曹魏元老的此类心态，帮助自己夺取了政权。然而，司马氏专权之后，虽自奉儒学，却常常以“势”治“道”，将诡诈的政治权谋置于忠孝仁义的掩护下行改朝换代之实，渐次深入其过程的钟会对此了然于胸。及至司马昭弑君之举出，朝野震荡，以传统儒学忠孝观为代表的士人名教思想大变，士人心态亦明显分化。这时，对易代政治之险恶已十分熟悉的钟会便最终抛弃以往所标榜的“才”与“性”相统一的儒学才性观，转向更加功利和实用的“才”“性”二元论了。《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钟会传》中如此表述了钟会在叛乱前的一番设想：“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9]792从中可以明显见出其思想转变后的枭雄心态。

另一方面，钟会才性观的嬗变导致了其功利心态的高涨和政治品行的降格。自魏太祖曹操执掌东汉末期朝政后，屡颁“求贤令”，定“唯才是举”之纲，擢士不拘贵贱、无论品行，凭此方略而称雄三国，几成天下一统之霸业。钟会未必有曹操之雄怀伟略，但其随着自身才性观的嬗变而充分因袭了曹操扬“才”抑“性”的观念。其高涨的功利化心态与司马氏统治外榜儒学名教而内尚霸术阴谋如出一辙。其举动较阮籍弃济世志而佯狂或皇甫谧隐而全节之类的狷行尚且不及，更加不能与其所谮害的烈士嵇康相比。《世说新语·简傲》第三条云：“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4]901这虽是小说家言，然以史鉴之，却也是对士人品格高低的一种犀利评判。

二、“钟会之叛”与魏晋易代政治中的权力斗争

“钟会之叛”的始末，在《魏书·钟会传》中记载甚详，其文有云：“会内有异志，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徵艾。”[9]791又云：“会所惮惟艾，艾既禽而会寻至，独统大众，威震西土。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9]791可见，钟会叛变的主观原因类似于“淮南一叛”的王淩，是想借助拥兵割据的方式与司马氏争雄。在以出身、门第和家族势力为考量核心的魏末门阀政治体系中，钟会利用权力分配的规则以及司马氏集团对自己的信任，设计构陷邓艾，达到了独揽巴蜀军政大权的目的。

然而，司马昭对钟会的私心早有防备。《魏书·钟会传》记叙了司马昭派遣钟会率重兵伐蜀的原因，将司马昭的意图表述为：“惟锺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9]794而对西曹属邵悌所担忧的钟会伐蜀成功后可能造反一事，司马昭则表示：“若作恶，祗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9]794从中可知，司马昭作为一个谙熟于权谋的政治家，在伐蜀之役中重用钟会，除钟会家世显赫和其本身即为司马氏集团心腹成员的缘故外，决定性的因素乃是钟会坚定地支持伐蜀。其举动不仅可以被司马昭用来与朝廷中反对伐蜀的巨大阻力相抗衡，更有助于司马昭通过外伐之役的胜利来掩盖其弑君之罪，从而继续推进其以晋代魏的政治霸业。但即便如此，司马昭在对钟会赋予极大信任的情况下，也并未完全放松对其进行监控。在伐蜀之役的军事部署中，司马昭专使亲信卫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10]1055，即是证明。

司马昭的上述权谋心态也可见于其对邓艾案的处理中。邓艾虽在伐蜀之役中立下决胜战局的首功，但因为其之前是伐蜀之役的鲜明反对者，所以被司马昭记恨。《晋书》卷二《文帝纪》载曰：“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10]38可知，司马昭对邓艾的防备与监控自伐蜀之役前便开始了。此外，邓艾出身寒素，为高门权贵所排挤；职位资历虽高，却因其是司马懿时代的老臣，不为司马师、司马昭所亲信；更加之其在伐蜀成功后，不顾监军卫瓘及主簿的警告，得意忘形，恃才放旷不受节制，最终造成了钟会对其构陷成功。在钟会叛变失败被诛后，邓艾也被卫瓘借故派遣与之有私怨的田续追杀于绵竹西。由此，追究邓艾冤案的实质，也可以说是司马昭有意借助钟会、卫瓘等人之手，除去了对邓艾拥兵自重和叛变造反的忧虑。

历史无法重演，却不时复现惊人的相似，曲折微妙之处，堪为互鉴。就主观意图而言，“钟会之叛”与“王淩之叛”类似，均属妄想割据称雄一路。不同的是“钟会之叛”的直接诱因在于司马昭派遣心腹贾充率大军前来收取其权力。这一诱因引发了钟会对朝廷统治者用意的疑惧，由于害怕自己如邓艾般被借故诛灭，所以情急之下仓促起事。仅就这种心理动机而言，钟会又与发起第三次淮南叛变的诸葛诞颇为类似。并且，彼时的钟会在蜀中已是军政大权在握，拥兵之重更甚于往昔的淮南三雄。主客观条件俱全，一念之间，即可发难。所以，“钟会之叛”看似突发，其整体原因却是内外纠葛、较为复杂的。尽管如此，“钟会之叛”与往昔“淮南三叛”发生的根本原因仍然具有一致性，即：司马氏统治者的核心权力与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地方威胁性割据势力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司马氏政权结构在魏晋易代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无法弥除的本质缺陷之一。

三、魏晋易代政局危势与士人信念危机

钟会与邓艾曾经上演的二士争功剧目，在西晋伐吴成功后，又被王浑、王浚翻版继续。并且，会、艾之争中所显出的士人门第高低、在朝势力强弱、君臣关系亲疏以及个人举止是非等问题皆再度成为了浑、浚之争中决定事态发展和结局走向的关键因素。当今研究者通过对二者所关涉之人事政情的比较，颇具洞见地指出：除统治者核心权力与地方威胁性割据势力不可调和的矛盾外，司马氏政权结构还有一处本质缺陷——门阀政治中不可调和的家族势力及品第之争[11]153。朝廷上下围绕这一争端不断博弈，士情常有瞬息难测的变化。某一重要政治事件之生发消涨乃至余波所及，皆为各方家世门第、个人地位、人际亲疏等种种因素综合促成，而绝非与事者的政治倾向和具体行迹可以决定。这从常以宽厚明君形象示人的西晋开国之主司马炎险些将既有大功于魏晋易代又无实际谋反迹象的功臣石苞收押伏法一事中可以显见。其矛盾焦点最后又集中在了统治者权力与地方威胁性割据势力之间——司马炎对镇守淮南的石苞可能酿成“淮南四变”的恐惧。

在上述政权结构天生缺陷如此难以克服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的核心权力基础和门阀政治体系起见，司马氏统治者除固守家业、顺势而为外别无它法。因此，统治者本人虽有个人品性、执政风格、权谋治术的不同，其采取的举措及其作用影响则往往具有同一情境下的相似性。如：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分别诛杀了何晏、夏侯玄、嵇康三大魏末朝野名士首望，每一事件的具体情节虽大有区别，但统治者行动之目的则可归为一类。反言之，三大名士虽皆拒绝了各时期司马氏统治者的笼络且有不少行迹招致当权势力的怨恨，但三人却都并无直接参与对抗司马氏政权的十足证据见录史册。何晏、夏侯玄、嵇康之所以蒙冤被戮实在是因为三人之声望隆于朝野，举动震于士林，故被视作潜在威胁而遭清除，以便于统治者对政权更牢固地操控。仅就司马氏统治者巩固政权、镇压士情的意图而言，三大名士的被杀与平息“淮南三叛”“钟会之叛”以及收服石苞等内容情理全然不同的重大政治事件相比，其效果也是颇为一致的。

溯及前文对钟会才性观的分析，便能发现：“钟会之叛”可谓是解读魏晋易代士人心态在政局危势险情的压力下为改变被动处境而发生变异和反抗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思想动机除叛变前后的具体历史情境作用外，还有一种与钟会个人才性观嬗变密切关联的潜在心理因素。此心理因素又反映着一种更加普遍的魏晋易代士人的信念危机。这种危机客观上可归因于魏晋易代政局的屡屡动荡，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大量朝野士人对司马昭以“势”治“道”之阴谋权术的不满。正如当今学者所言：“‘易生嫌隙’的政治环境和令人感到阴沉压抑的社会空气，才使得士大夫的政治态度由显变隐，从澄清天下的理想主义变为崇尚功利的现实主义。”[12]99钟会最后选择了与司马昭争权夺势的枭雄之路，正是基于其才性观功利化后迫于政治形势压力之下的极端实践，亦可谓是魏晋易代统时期士人的信念危机的某种激烈表达。

四、结语

“钟会之叛”所反映出的举事者思想观念及政治行为变化虽仅为一处个案，但其典型性却堪为魏末士人心态剧烈动荡的表征。当代学者罗宗强总结西晋后期士人心态的普遍现象时，有一著名论断：“政失准的，导致士无特操”[13]167。而这一特殊时代政局中士人心态昏暗图景的底色，在魏末司马氏统治时期就已开始层层涂抹了。由是，念及史载：“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9]1360之言，即知其“多故”一语正如当今学者所阐述的那样：“除了指人们在生命方面面临的祸患，尤其还包括士大夫在精神方面出现的思想信念的严重危机。”[12]97继而申之，其“少全”就应不仅止于士人之性命难守、权位常危，更不乏他们才干与德性（才与性）无法统一的悲凉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