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代人的财富观

刘晓燕

摘 要： 商代处于中国古代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对物质丰足的渴望强烈，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以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交易获利为最大财富，形成了崇富恶贫的财富观，刺激了人们努力耕作、创造财富，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 商代 财富观 崇富恶贫

人类生活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物质财富是人类需要满足的基础层次，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目的是生存和更好地生存。那么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时期，人们最初对于物质财富的理解是什么呢？本文通过对文献和甲骨卜辞的梳理，从商代人对财富的认识方面分析商代人的价值观念，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商代人财富观之——牛羊成群

商族最早在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北部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随着活动区域的向南转移，商族人的生计方式由游牧发展为游牧加农耕，有些学者称其为游耕生计方式。这一时期商代人的物质资源相对前期好转，经济生产门类增加、食物来源较多。

商代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体现在家畜的饲养方面。在北方的裴李岗—磁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的有猪、狗、羊、鸡的遗骨；南方的河姆渡遗址中也有猪、狗和水牛的遗骨，根据考古发掘，这些动物遗骨集中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区域，说明它们已经不是直接由狩猎获得，很可能是在氏族生活区域内，人们逐渐掌握了饲养放牧家畜的技术，后世所谓的“六畜”即“马、牛、羊、猪、鸡、狗”的遗骨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已经多见。陈梦家先生认为，关于殷代的家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观察：“（1）凡祭祀所用之牲多为家畜；（2）殷墟出土有殉葬的车和马，此驾车之马当是家畜；（3）卜辞狩字作兽，从犬，犬用于田猎，则是家畜。”[1]556在商代中后期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常常会发现马、牛、羊、猪、狗这些牲品，按陈梦家先生之意，他们都是家畜，说明商代畜牧业较为发达。比如：“丁巳卜，争贞：降册千牛。不其将册千牛、千人。”[2]（《合集》1027）其中“册”是“杀”的意思。“降”是下临、降临、停止。从这一条卜辞看，商王进行占卜祭祀要用大量的牲畜，数目多达上千，从此可以推测出商代应当需要储备大量的牛羊猪群，这样多的畜群靠狩猎获得显然不能达到，这也使得马牛羊等家畜成为当时重要的物质财富。比如在卜辞中可见成百的用牲畜做祭品的记载，如：“贞：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二告。贞：御惟牛三百。”（《合集》300）“……登羊三百。”（《合集》8959）“……致牛四百。”（《合集》8965）“乙亥卜，……丙册大……五百牛，……伐百……”（《合集》39534）“登”为征发，“致”为进贡之意，也就是说上述卜辞中有征发羊三百、进贡牛四百、甚至祭祀上帝和五位自然神时，用到“三百四十牢”，一“牢”为牛羊二牲，算下来就有六百八十头牛羊，数目可谓巨大。这从侧面方面反映出商代畜牧业的发达。另外，从商代墓葬考古发现，越是身份高贵的人，其陪葬品中的家畜骨头就越多，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时人是把家畜视为财富。以家畜陪葬的寓意是将此世的物质财富带到彼世，继续享用今世的幸福。

二、商代人财富观之——五谷丰登

商代后期，商王朝的农耕、畜牧和田猎经济都有所发展，尤其更加重视农耕经济。由于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低下，生计谋食是商代人社会生活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商代时生产工具已经大为改进，但金属类的生产工具尚未普及，人们在靠天吃饭的前提下，自身潜能并未开发出来，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依然处于初期被动阶段，在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一切听命于上帝、王，并认为社会的稳定、天气的好坏、庄稼的收成都不是人能解决的，而是在于天、帝、先祖，因此商人殷殷的供奉祈祷着冥冥之中的神明，希望他们给自己带来好的年成以保生活无虞。

从甲骨文中有关农业和田猎的卜辞看，从武丁前至武乙、文丁时期都有开垦农田的资料，而且大量的田猎卜辞反映出在人少地多，林木沼泽遍布，禽兽漫生的大地上，采用“焚林而田”的打猎方法不仅为了多获取野兽，而且是为了开辟土地、垦殖农田准备条件[3]98。他们一方面不断地通过开辟土地增加农田面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农业有个好收成，不厌其烦地进行着祭祀占卜活动，因此在卜辞中，有大量的“求年”、“受年”、“求禾”、“受禾”和祈雨，以及对农业气象观测的记录。“禾”既指谷类庄稼的总称，又指粟米；“求”就是祈求；“受”是授给的意思；“年”，禾谷成熟为年。也就是通过祭祀、占卜来祈求帝、先王、先公给予丰年的福佑。比如对王畿之地祈求农耕种植丰收的卜辞：“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合集》9661-9663）“癸卯卜，大贞：今岁商受年，七月。”（《合集》24427）“己巳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也就是说商王不仅占卜祈求王畿之田庄稼收成好，而且替四方之民进行农业丰歉的占卜祈求。这反映了商王对庄稼收成的重视，也说明商后期，农耕在商王朝统治区已经是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商王通过占卜，希望四土所种植的庄稼都能获得丰收，实现五谷丰登。

在甲骨卜辭中，商人为了确保得到丰年的福佑，频繁的祭祀其高祖，所用祭品规格非常高，仪式中多见“燎”、“卯”即可证明[1]352。如：“丁巳卜，宾贞：燎于王亥十，卯十牛、三，告其比望乘正（征）下危？（《合集》6527，宾）“甲子卜争贞，祈年于夒，燎六牛。”（《合集》10067）“壬申贞，祈禾于夒，燎三牛，卯三牛。”（《合集》33277）“燎”是烧的意思，“卯”是祭祀时的用牲法，牛、羊、豕对剖叫“卯”。都是高规格的祭祀用品。这里“夒”，据晁福林先生研究认为就是“帝喾”[4]54-57，《礼记·祭法》谓“殷人禘喾”[5]1192，殷人认为“喾”是其最早的先祖。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向“夒”即“喾”祭祀祈年、祈禾，有研究说“夒”即“喾”是商代主农业、气象的祖先神。《国语·鲁语上》载：“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6]173即商王时时以丰厚的祭品去祭祀他们自己的农业神，以使农业丰收，百姓安宁。

以上资料说明商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生产活动对于人类生存的决定性，农业受到时人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除了祭祀活动、战争外，对农业丰收的占卜祭祀活动非常频繁，它反映了商代时期人们对于粮食丰产的愿景和期盼。

商人对于粮食丰产的祈愿不仅在甲骨卜辞中有所体现，在文献中也有商王重视农事活动的记载，如《尚书·盘庚上》载：“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7]153这是鼓励商民要勤于农事，认真耕作；《吕氏春秋·顺民》中记载“昔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8]253这是商王为解除大旱，祷于桑林之社以求雨。因为在古代，只有农业气象条件风调雨顺，农人勤于稼穑，庄稼才能茁壮成长，百姓才能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统治集团才能保有维持政权运转的物质财富，“天下之人”才不至于挨饿受冻，才能幸福安康。

三、商代人财富观之——交易获利

商代除了畜牧业、农业已有初步发展外，随之而起的商业贸易逐渐发展，它使得交易获利成为当时一部分人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

由于商族早期曾过着随水草而居，随畜牧而转移的生活，因此其俗基本类似北方的游牧民族，蓄养的牲畜多马、牛、羊。在放牧马、牛、羊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蓄养牲畜的技术。为求生存和发展，经常赶着畜群去交易。比如《世本》有“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的记载，胲即王亥。商族人就是这样以自产的牛、羊等家畜去交换所需的物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徐中舒先生在研究后认为“商贾之名，疑由殷人而起”[9]。殷人以牛羊四处去交易，《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到商上甲微之父王亥，以牛羊负贩于有易氏，即易水流域，几次被有易夺羊、夺牛，最后还被有易氏的绵臣所杀害。后王亥子上甲微借河伯之力出兵征伐，杀绵臣而灭有易氏。这也许是在甲骨卜辞中祭祀王亥的卜辞非常多的原因，“甚至多达一百一十余条”[10]56。如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就有“翌辛亥，侑于王亥，四十牛”（《合集》672正）。但王亥之死在《古本竹书纪年》中是这样记载的：“殷王子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李学勤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是由于夏王朝时商族势力一度衰弱，王亥前的商侯无所作为，因此王亥才重操旧业，赶着牛群去贸易，与有易氏交易，在与有易氏交易中又过度贪财、乱德，才被绵臣所杀[10]55。因此，《礼记·祭义》载：“殷人贵富而尚齿。”[5]1229即说商人崇尚富贵、长寿是有道理的。

王亥本就善于经商，加之死于交易，所以商人不但敬重他，而且形成了商人负贩经商的传统。比如《尚书·酒诰》中就有关于西周时期朝歌地方商代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7]270。这些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人就是商代的商贾。

由于贸易活动需要交换的等价物，商代的人们逐渐将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占有贝的多寡成为是否富有的标志之一。而且在政治生活中，陈梦家先生认为商也常常以贝赏人。他说：“我们以为武丁卜辞已有锡贝之事，已称十贝为朋，和晚殷金文相同，则当时已可能用贝为货币了。”[1]558

也许正因如此，商代以贝随葬的现象在考古发掘中司空见惯，如妇好的墓葬内放置海贝达6000多枚，陈梦家认为：“殷墓中以贝为随葬品，放在死人的口中、手握中、足旁、胸上等处。这和后世以货币随葬的习俗相同，如汉墓中死人口中手中有钱。”[1]558由于妇好的特殊身份，用如此多的海贝随葬，既说明了贝作为财富的本质意义，又反映了商代对于财富的崇尚。

根据史料分析，商代人对于物质财富的观念是贪婪的，其财富的内容包括牲畜、粮食、奴隶，也有上文所说的贝。但在商代，原始的以物易物应该是交换的主要方式，“贝”可能更多的用于祭祀、赏赐、贡献和陪葬，所以商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重视的财富应该是以牲畜和粮食为主。甲骨卜辞表明，商人进行的许多征战，都是掠夺牲畜、奴隶。比如在卜辞中常见商王对本族或方国部族索取财物时，均不讲任何理由，所用修辞往往直接称“取”，如“乎取马”、“乎取贝”、“贞勿取羊于戈”[11]293等。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礼记·表记》说商人“荡而不静，胜而无耻”[5]1310，他们为了掘取财物而不顾廉耻，具有明显原初先民遗留的对财富掠夺性的特点。《史记·殷本纪》载：“后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12]76，反映出统治者对财富的贪婪和喜好。学界以为，商代的人们对贫富的重视甚于贵贱，商人崇尚商业应该也是来源于对财富的喜好所致，有崇富恶贫的价值取向，并且从甲骨卜辞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商人非常崇尚利益、财富，无论是对鬼神的祭祀还是对诸侯方国的管理与战争，其行为动机的目的都是得到好处、获得利益。这些好处和利益是以获取更多的诸马牛羊、农业丰产、交易获财、国泰民安、万邦归服为内容，表现出对物质财富的强烈渴求。当然这可能是商人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商人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却刺激了人们努力耕作、创造财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就像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利益是驱动社会生产发展的火车头”，人类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牵引中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进步。

参考文献：

[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1（2016.6重印）

[2]郭沫若，主編.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全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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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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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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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学勤.商史与商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1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三版）[Z].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1.

[1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