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话剧的突破与回归

李国豪

编者按：自“春阳社”于1907年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开始，话剧进入中国已经111周年。而自林兆华、高行健的《绝对信号》于1982年在北京演出开始，小剧场话剧在中国肇始，亦有三十余载。

中国话剧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到了今天，小剧场话剧在中国大地正百花齐放，专业院团、民间力量、院校师生等，都在该领域做着不同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奉献着力量。

但在走市场的同时，这些作品也都面临着“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本文以昆明小剧场话剧近十年来的努力以及剧作家杨耀红排演的话剧为例，尝试探析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可能性。

近年来的南昌话剧市场也是颇为活跃。从获奖剧目到实验新剧，从历史题材到都市题材，频繁展演的话剧丰富了南昌城的文化生活。省话剧团所在的子固路136号已成为南昌的文化地标之一。如何让话剧这种高雅艺术进一步融入“寻常百姓家”，则需要江西话剧人更多去借鉴他山之石，拓展市场蓝海。

小剧场的新探索

庭院内鸦雀无声，观众坐在转椅上，四处没有传统意义的舞台。一声锣响，老宅子二楼探出一个头来，台词顺溜地滑过。观众这才仰头，恍然大悟：“演出开始了。”这是实景体验话剧《昆明老宅》的演出现场，该剧是国家一级编剧杨耀红创作、并导演的第二部实景体验话剧。

2017年，适逢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云南导演杨耀红向经典致敬，排演《雷雨》，将其定位为云南首部实景体验话剧，在昆明掀起一阵观剧热潮，半年多的时间内，连演35场，场场爆满。剧中演员由艺术院校的师生和播音主持构成，这一带有“玩票”性质的演出，却取得不俗业绩，成为戏剧界的“昆明现象”。

两部作品上演之际，正是小剧场话剧在全国市场方兴未艾之时，杨耀红的创作念头就产生于这时。

那是2016年6月，北京人艺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在昆明马家大院演出。马家大院是昆明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宅子，杨耀红坐在大院的阁楼上，看着四处充满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负责舞美设计的廖宇耕，只用4盏灯就把整个院子照亮，没有炫彩的灯光和豪华的布景，百年光阴的大院本身成了一个精彩的舞台。

看完演出的杨耀红说，她找回了戏剧人的一种久违了的感觉，马家大院太独特了。几经思考，《雷雨》诞生。

2014年至2016年，在全国很火的小剧场话剧蔓延到昆明，孟京辉《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赖声川《暗恋桃花源》等作品，频繁进入昆明市场。在昆明本地，民间剧社创作的小剧场话剧也频繁上演，由老房子改造的小剧场在主城区以及各个文创院区内兴起，上演剧目达数十场之多。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在论文《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分析道：“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两条脉络，一条是从高行健、林兆华开始，经过熊源伟、张献、牟森、孟京辉等，直到沈林、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实验戏剧，这部分具有探索精神的实验戏剧，是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先锋和‘前卫，它始终站在整个中国戏剧的前列，牵引着中国当代的戏剧思潮……另一条是非实验性的小剧场戏剧，秉承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与情感为己任，以在新的时代与环境中保存并发展话剧艺术为目的。”

更重要的是，吴保和教授还提出：“这两部分小剧场戏剧在9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部分的融合，如《情人》《楼上的玛金》《美国来的妻子》《恋爱的犀牛》《白领三部曲》等。这部分小剧场戏剧既保留了实验戏剧的某些锐气，又充分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和欣赏水平，是在了解演出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艺术创作，在当前话剧前景仍不乐观的时候，为中国话剧开拓出了一条新路。”

吴保和教授的总结一语中的。

小剧场话剧的先锋性、前卫性，以及接受市场考验时，与传统观剧习惯的融合等变化，都是今天小剧场话剧所应该吸收的“财富”。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戏剧之路，总体上经历了两大转向，即政治文化向精英文化转向和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向。

目前小剧场的演出正呈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向的态势。

在一篇回望十五年的上海民间剧场之路的文章中，作者丁盛也谈到：“一条变化轨迹渐渐清晰起来：从戏剧从业者的理想主义回归到符合市场规律的商业逻辑上来，从艺术理想的追寻走向了大众的生活日用。”

创新融合的样本

小剧场话剧自1982年在中国流行开始，以林兆华、赵屹鸥、孟京辉等为代表的话剧人，基本上是北京、上海等地活跃，当他们的“星星之火”遍布大江南北的时候，小剧场话剧已不再是新鲜事物，各地的创作者们，已经开始针对其进行了另辟蹊径的思考和探索，“实景体验话剧”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探索案例。

杨耀红也是实景体验话剧的践行者。

彼時，大型实景演出已经在全国大行其道，形成了文化产业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印象”系列——《印象丽江》《印象刘三姐》《印象平遥》《印象武隆》，以及后续衍生的《再见平遥》等作品。

实景体验话剧可以理解“实景演出+话剧”的创新融合，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却并非是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名副其实的创意，操作起来有非常大的难度。

排《雷雨》时，杨耀红根据百年老宅的布局，让剧情合理穿插其中，演员不是固定在舞台上，而是在楼上楼下、各个房间到处走动。观剧的时候，观众可能听到声音却看不到人，冷不丁一下子，演员可能就会从身边走过。

以往的话剧及小剧场话剧，演出形式还是镜框式舞台；以往的实景演出，艺术形式基本上还是歌舞剧，而实景体验话剧，则针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在话剧领域工作了46年的杨耀红在说，这么多年排惯了镜框式舞台，变成全方位的立体实景剧之后，她还是会与自己斗争。

《昆明老宅》就是如此。杨耀红从剧本的创作开始，就让该剧直接围绕百年老宅展开。为了让观众在观剧时与剧情和演员有真切互动，《雷雨》的每场演出都让观众穿上雨衣，可以直接触摸“湿漉漉的雨”，雨也会真正滴到百年老宅的青石板上。

《昆明老宅》的每场演出，则让天空飘起了雪花，洋洋洒洒地落在老宅的青瓦上。剧场的前排座椅，则换上了转椅，当演员在全场活动的时候，观众可以灵活转动座椅，充分融入剧情当中。

话剧的这种实景体验演出形式，在全国来说，应算得上是一种创新融合的样本。杨耀红自己也说：“这个实景体验话剧，不是一个宣传、包装的概念，而是名副其实。”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实景体验演出这样的形式，话剧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文化底蕴、演员表演就可以退而求其次？事实恰好相反，镜框式舞台的演出形式，观众与演员之间因为距离产生“隔阂”，大部分时候是靠肢体语言来传达剧情的变化和表演的美感。而实景体验对台词，甚至演员脸上的表情，都有了高度的要求。

打个比方，实景体验话剧的尝试，有点像李安4K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尝试一样，具备相似的样本价值。

回归也是一种创新

如上所说，新的表现形式，对戏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文化底蕴、演员表演等的要求，不仅没有退而求其次，相反更高。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在于当下的小剧场话剧市场上，实际上充斥着大量形式主义的肤浅作品，忽略了戏剧作品的本身。

创新的最高层次其实是回归。讨论这个话题，依然以《昆明老宅》为例。这部剧旨在通过一座百年老宅的变迁，来反映一段国仇家恨的历史，并从变迁的历史中，洞见昆明的世道人情，以及昆明人的气度和风骨。

杨耀红在对演出形式进行大胆创新之外，在戏剧本身，其实是做了最为“传统”的回归，回到了戏剧艺术的本身。

《昆明老宅》总共设置了10个角色，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一种品质，不可或缺。杨耀红对观众说：“我是地道的昆明人，这些故事，可能是我外公的，也可能是您外公的。可以肯定的是，每段故事都来自真实的生活。”

戏剧艺术家焦菊隐先生论导演艺术时说：“每一个演员只须活在一个人物（角色）里，而导演却须活在全剧的全部人物里边，整个那个生活里边。导演应该是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过着和他们一样的日子，有和他们一样的思想，有和他们一样的情感，和他们一样地遭遇各种环境而起着同样内在与外在的反应，和他们一起受痛苦或者享幸福，一起哭或者一起笑。”

杨耀红的创作，似乎是对焦菊隐先生的一种呼应。《昆明老宅》中的大太太和管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二人的一言一行，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都彰显着云南人、昆明人的耿直、包容和厚道。

相较于当下小剧场话剧作品对社会的批判，《昆明老宅》更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关照，剧中大太太的坚贞、坚韧、善良和包容，管家的见义勇为、一诺千金，都代表着一种珍贵的品质。

由此看，《昆明老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回眸，对传统美德的一种礼赞，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继承和发扬。相较于当下完全脱离传统文化土壤的话剧作品，或直接移植当下生活样本进行戏剧化改编的戏剧作品，杨耀红选择了回归本土题材和本土文化。

我曾在演出《昆明老宅》的同一个地方，看过一部年轻导演所做的实景体验话剧，很遗憾，作品通篇充斥着对“性”的赤裸裸的“妄想”，完全成为流于形式的“猎艳”之作，与中国文化的血脉毫无关联，这其实是对“实景体验话剧”的一种曲解，也是对话剧这种艺术本身的曲解。

细心的观众可能还会发现，杨耀红还将传统戏曲艺术移植进了剧中。

《昆明老宅》里，老陈嫂的扮演者是云南省花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高爱洁，她曾在大型花灯剧《梭罗寨》中担任女主角，获中国艺术节表演奖。在《昆明老宅》里，她的表演带有非常浓厚的“花灯”味。

花灯是云南非常普及的一种地方戏曲艺术，杨耀红将其大胆引入话剧舞台，无疑也是一种融合和创新，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将贯穿全剧的重要背景音乐《猜调》交给花灯演员来表现。其中，男声是云南省花灯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黄绍成，他那种好像是直接从肺腔里炸出来的声音，听着颇具震撼，女声正是高爱洁。

焦菊隐先生在分享他导演话剧《虎符》的经验时，号召艺术家要大胆地向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汲取养分，《昆明老宅》正响应了这一种经验。

由此種种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创作，走了多远的路，总是要回到艺术的根本上来，这可视为对当下小剧场话剧创作的一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