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自足·代偿：中电三厂自我建构下的“艺术价值观”之得失

刘晓臣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国民党中宣部组织委派以徐昂千为核心的接收团队，赴北平接收沦陷时期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电影器材与摄影棚清点造册，人员甄别后留用，迅速建立起当时在中国北方最具规模，最有实力也是最富活力的电影制作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北平分场”；1946年1月，更名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场”；1947年4月，在中电系统企业化改革后取名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场厂”，简称“中电三厂”。无论是前期的制片事业型机构，还是后来的电影企业公司，中电三厂以中电系统为平台，第一次令中国北方制作的电影规模性地进入全国电影市场，使得北方电影摆脱了殖民者的控制，并且加速地融入了中国电影文化版图之中。

与位于上海的中电一厂、二厂相比，北平的中电三厂优势与劣势同样显著，在中电厂长（总经理）罗学濂看来，“三厂设在北平……维持一个拥有大批编导，演员，技术工作人员之制片厂，其困难远较上海为多，该厂有摄影棚三所，其规模，较上海之一二厂为大，其设备亦较为完整。”简言之，就是中电三厂的电影工业基础好，但电影商业环境经营能力较弱，这样的基调伴随着中电三厂经营活动的始终。

一、政宣立场与社会批判的参差嵌套

对于战后影坛而言，因抗战造成的电影版图重新整合排布，大后方、沦陷区与解放区各地输入与公映的电影不甚相同，所以彼此间在电影文化观念上存在差异。因此，在私营电影商业化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之前，政策、资本与人才积累相对较为充分的国营电影机构明显具有先发制人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