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格局下的成都金融开放抉择

杨继瑞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立足新时代全省发展的新方位和新使命，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形成了新时代治蜀兴川的战略规划。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在四川区域发展历史上首次将成都定位为“主干”，前所未有地突出了成都在四川发展全局和四川开放中的龙头地位和关键作用，更是前所未有地赋予了成都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参与合作竞争的责任和使命。

成都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指出，高质量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必须坚持“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要用好以成都为四向开放起点的机遇，着力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城市整体势能；用好构建立体开放战略通道的机遇，加强开放能力建设，助力“全域开放”；用好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机遇，全力推进城市国际化进程。要面向全球构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体系，聚焦高质高端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聚焦集成引领构建开放型平台体系，聚焦高效便利构建开放型市场体系，着力提升全球化资源要素配置能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态势下，金融的有序开放具有重要的协同功能，是助力成都充分发挥“一干”功能，引领“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重器和“撒手锏”。

金融有序开放：助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新动力

金融有序开放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指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今年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金融领域的有序开放无疑是大势所趋。“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是立体全面开放，不仅仅是空间方位上的，而且包括了金融领域在内产业的有序开放。成都作为“一干”，其金融的有序开放无疑是引领和助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新动力。

为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成都应该借助“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落地，加大成都金融开放力度，以金融的有序开放助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成都的金融开放主要应该从放宽银行外资市场准入、放宽证券业外资股比及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推进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开放、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和使用范围、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精准宣传推介等方面进行深度改革和大胆创新。

抓好顶层设计：成都金融有序开放的“牛鼻子”

成都金融的有序开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金融开放发展规律，抓好顶层设计，精准施策，稳健而有效地推进。

一是落实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川“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努力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的前列”以及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系统规划、精心设计成都金融开放的蓝图。全力引领和推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治蜀兴川的开放格局，需要金融的有序开放作为支撑。

二是增强实体兴则金融兴，实体亡则金融亡的理念。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自身循环，势必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成都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进一步发挥内陆口岸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借助国际市场上增强“三去一降一补”绩效。同时，要以金融的创新和有序开放为实体经济添砖加瓦，增强发展动力。

三是做强“主干”，就是要将成都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增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服务、创投融资、新型金融、类金融等核心功能，与五区“多支”的金融资源协同整合。

四是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开放型經济体系，推动成都由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建设大通道、大枢纽、大走廊，强化聚集人流、物流、数据流、资金流，为金融创新和有序开放提供强大的应用场景。

五是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和口岸经济，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探索内陆自贸港建设，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

六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稳步发展现代金融业，对内改革、创新，对外全面开放。对内加快做大做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实施天府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行动，支持成都建设西部金融总部商务区，打造金融产业集聚区、中西部区域资本市场高地、中西部金融结算高地。对外探索建立“一带一路”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人民币国际化清算平台、大宗商品跨境金融服务平台。这一切需要金融领域的有序开放作为支撑。

成都金融的有序开放：路径及对策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金融发展存在“供给领先”和“需求追随”两种模式。一般而言，在经济欠发达阶段，“供给领先”发展模式居于主导，金融部门通过适度超前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来“引导”经济增长。尔后金融发展水平逐步向经济发展水平“收敛”，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伴随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最终实现“供给领先”向“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主导的转变。

一方面，成都相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升，需要金融支持，需要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出台更多创新性政策，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而使得成都及四川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各种金融杠杆，在目前的全球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占得先机。

另一方面，成都经济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长期稳居第三，2017年增速8.1%，排名第二，经济水平发展较好，成都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金融的需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金融需求也需要进行改革。因此，金融业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战略中，需要采取“供给领先”和“需求追随”的模式并存，金融开放扮演着先导、促进、拉动经济发展、对外开发的角色和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色。因此，成都金融的有序开放要契合“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从供给端出发，以成都金融的有序开放引领四川五区金融的有序开放，加大金融供给侧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大引进外资的同时引导成都实体经济“走出去”，扩大金融开放的实体经济环境。

扩大成都银行业对外开放。如支持国外银行机构在蓉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在蓉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等。

扩大成都证券业对外开放。支持国外金融机构在蓉设立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允许其从事经纪、咨询等业务。

扩大成都保险业对外开放。放开在蓉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支持外资来蓉经营保险代理和公估业务，支持设立外资控股人身险公司等。

放开成都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等。

以有关金融机构为依托，积极向国家相关部门协调，在蓉设立“一带一路”国家小币种调剂、结算中心，为外向实体产业和经济服务，促进国际产业转移合作和国际旅游。

同时，新时代成都金融对内还需要坚持“需求追随”的策略，以满足高质量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金融需求，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稳健的金融开放为成都中小企业发展助力。

第一，发展普惠金融，让人民通过金融改革、发展、开放，资产能够增殖保值，财产性收入能够增加，才能让老百姓真正拥有获得感。同时，尽可能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第二，坚持金融为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成都金融机构要把支持战略性、前瞻性的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成都金融机构也要为落后的、淘汰的实體经济的“退”助力，对于产能过剩、库存过度、杠杆过大的投资都应该“退”。

第三，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最大可能的进行产品创新。监管部门应当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市场细分和定位，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客户群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实时满足市场需求。

第四，成都金融机构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政策引导激励作用，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坚持监管和创新并行，加快建立适应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制规范和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五，成都金融开放要把防控和化解风险放在首位。要进一步落实房地产精准化调控的相关政策；在金融开放中要未雨绸缪，在制度、机制、技术等层面防范和化解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等机构在开放中的各种经营风险。作为金融结算业务重点，在金融开发中要严禁跨境跨业违规套利、洗钱等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