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理想与政策举措

2018-04-18 06:37张桂凤
当代世界 2018年2期

张桂凤

内容提要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在德国和欧洲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欧洲联合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抱持联邦主义和“欧洲合众国”理想,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在推动一体化深化和扩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关键词 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一体化;欧洲政策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10

欧洲曾以成功的一体化获得世界瞩目和赞誉。但近年来欧洲饱受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影响,欧盟许多成员国出现疑欧情绪,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蒙上阴影。2017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在该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在2025年前制定共同的欧洲宪法性文件,据此成立“欧洲合众国”,引发舆论热议,社民党的欧洲理念和政策再次引起世人关注。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和法国被喻为一体化的“发动机”“双引擎”,在欧共体和欧盟的建立及发展中作用有目共睹。德国社民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迄今已有150余年历史。二战后,德国政党政治格局经历数次变化和调整,社民党始终是德国主要政党之一,也是欧洲主流社会党的中坚力量。尽管经历了从“工人党”到“全民党”的转变,但德国社民党仍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德国政党谱系中的身份特征清晰[1] 。德国社民党与中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执政或参政时,德国社民党的欧洲政策可以直接转化为德国政府的一体化政策;在野时,社民党也会提出本党欧洲政策,牵制或影响政府的欧洲一体化立场。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德国社民党仍坚持其欧洲理想,并为之不懈努力。

德国社民党的欧洲理想

一、具有浓厚的“欧洲合众国”和联邦主义色彩

19世纪以来,在经济因素作用下,欧洲统一的观念不断出现。1925年,德国社民党在《海德堡纲领》中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目标,表明了该党对未来欧洲秩序的看法和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合众国”的目标和理念具有和平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特征,但也蕴含了超国家主义和联邦主义的思想原则。二战后,社民党和其他德国主流政党有一批信奉欧洲联邦主义的政治家,德国公众也憧憬欧洲联邦的实现。德国国内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固然存在分歧,但这些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党派的联邦主义信仰程度不同的反映。“欧洲合众国”理想和联邦主义原则一直是影响和塑造德国社民党对欧洲一体化立场的重要因素。

二、在不同时期的纲领和文件中对欧洲理想做出了具体阐释

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民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从反对转变为支持。60年代后,社民党在“欧洲合众国”理想基础上提出“人民的欧洲”口号,以此反对“国家的欧洲”提法,并明确了具体目标是在“欧洲范围内实现自由、公平和团结互助” [2] 。1989年,社民党在《柏林纲领》中重申了“欧洲合众国”理念。20世纪90年代,该党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态度矛盾,一方面在总体上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另一方面又认为《马约》没有实现“欧洲合众国”理想,与社会民主要求有差距。1995年,社民党在曼海姆党代会上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目标只能分阶段实现,可以通过推动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来深化欧洲政治联盟的主张。

1997年,德国社民党公布有关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文件,提出德国“应该在欧盟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维护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模式” [3]。1998年,社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未来的欧洲应是按照联邦主义原则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逻辑来发展的欧洲政治联盟。2003年10月,社民党发布专题报告,主张实现联邦制的欧洲,认为欧盟不应仅是国家的欧洲,也应是公民的欧洲;不应仅是一个大市场,也应扩大到社会范畴。2017年12月,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在柏林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目标,呼吁建立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联邦,强调组建“欧洲合众国”是欧洲唯一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竞争的机会。

德国社民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

几个关键时期

在野时,德国社民党欧洲政策的影响力较小,更多的是以反对党的身份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制衡。社民党上台执政期间,直接践行基于“欧洲合众国”和联邦主义理想基础上积极的欧洲政策和行动战略。

一、德国社民党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在欧洲一体化启动之初,德国社民党对欧洲联合计划是持反对态度的。1950年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表示热烈欢迎,但社民党反应谨慎。1950年5月,该党在汉堡召开代表会议,对相关谈判持保留态度,认为“舒曼计划”对法国更有利。1951年4月,德国社民党执委会发表关于“舒曼计划”的七条备忘录,设置了一些在當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先决条件。该党领袖库特·舒马赫坚决反对联邦德国加入煤钢共同市场,认为如果德国与西欧国家联系太紧密,德国的统一将更困难和更遥远。1951年4月,西欧六国决定成立煤钢共同体,德国议会在进行表决时,总数为131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123人投了反对票。[4]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德国社民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发生转变。1955年7月,社民党同意参加让·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放弃了舒马赫时期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5]1957年7月,社民党在联邦德国议会表决《罗马条约》时投了赞成票,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投票赞成,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党一致的欧洲政策”。

二、勃兰特和施密特政府积极推动欧洲货币体系建设和欧洲议会直接选举

1966年后,德国社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组成大联合政府,1969年起社民党领导人勃兰特担任政府总理,1974年由施密特接任,直到1982年10月。这一时期,执政的德国社民党对欧洲一体化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1969年12月,勃兰特参加海牙欧共体首脑会议,改变了此前德国对法国谨慎配合的姿态,明确表明德国“要在推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关键作用” [6]。勃兰特在海牙表态支持欧共体扩大,支持欧共体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以及创立政治共同体。1974年5月,施密特接任总理后,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渐进的方式推动欧洲一体化,其中的最大成果是与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合作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崩溃和美元危机、石油危机的不断冲击,1974年施密特与德斯坦多次会晤,有关贸易保护主义不能使经济复兴和必须保持共同体内部活力、控制通货膨胀的观点获得德斯坦的由衷认同。1978年7月,德法首脑在欧共体首脑峰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

1978年12月,德国社民党召开“欧洲大会”并通过宣言称,“欧洲议会首次直接选举开辟了欧洲历史崭新的篇章,数代人所梦想和盼望的欧洲统一已经近在咫尺” [7] 。1984年欧洲议会第二次直接选举时,德国社民党已经在野,但并未改变对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态度。作为在野党,社民党批评执政党对推动欧洲一体化力度不够。20世纪80年代,社民党成为支持欧共体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欧洲一体化取得的进展,与社民党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尽管该党处于在野地位” [8] 。

三、施罗德政府努力推动欧盟宪法与欧盟社会政策改革

1998年德国社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前,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与科尔政府基本保持了一致与合作的态度。1998年10月,社民党在联邦选举中获胜,与绿党组成“红绿联盟”政府,社民党领袖施罗德任总理。施罗德政府在欧洲理念指引下,持续推动有关欧盟政治目标的公共大讨论,推动欧盟宪法的制订和通过;致力于在社会发展、就业政策等与社会民主主义密切联系的政策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利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机,施罗德政府在推动普罗迪出任欧盟委员会新主席、促使欧盟柏林特别首脑会议就《2000年议程》达成协议、解决科索沃危机、召开东南欧国家首脑会议以及制定《东南欧稳定公约》等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主导作用;在“保证欧元基本稳定运行、建设欧洲共同体防务政策、启动欧盟东扩进程等问题上也做出重要贡献” [9] 。2001年11月,施罗德倡议召开欧盟改革大会,呼吁制定欧盟宪法,解决欧盟民主赤字问题。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为欧盟宪法问题成立工作小组,密切跟踪和关注欧盟宪法草案讨论过程,为政府提供行动建议。

在努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同时,施罗德政府在一些具体政策领域表现出不愿再一味迁就盟国压力的态度,转而更加明确地坚持德国的利益诉求。随着德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希望摆脱历史阴影,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对等的地位,在平衡德国与欧洲利益方面提出新要求。施罗德就任总理之初就表示要尽量减少德国对欧盟的财政补贴,先后提出限制农业补贴、减少对欧盟欠发达地区补贴、与其他成员国共同负担欧盟财政支出的增加等。经过激烈谈判,施罗德政府虽然最终在财政负担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但也借机增加了德国在欧盟中的政治影响力。

四、以在野党身份支持政府应对欧债危机

2009年欧洲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状况好的德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就对重债国家的救助问题,包括救助的必要性、金额、策略和救助条件展开激烈争论。德国社民党作为最大在野党,倾向于支持救助重债国。虽然执政联盟中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对救助问题存在分歧,且“自民党一度希望煽动德国人的情绪”,但由于社民党的支持,“有关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一系列方案的通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0]。在应对欧债危机实践中,社民党对默克尔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总体上基本都对相关的议会决议案投了赞成票。

理想与现实之间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转变立场以来,德国社民党就成为欧洲联合的忠实拥护者和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但社民党能否实现其欧洲理想,关键在于该党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能否制定切实可行的欧洲政策并付诸行动。

一、德国社民党在德国和欧洲仍具重要政治影响力

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总体处于低潮期相一致,当前德国社民党也处于一个低潮期。进入21世纪以来,社民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持续走低。这既与该党的理念危机有关,也与该党争取选民支持的能力持续下降有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二三十年间,德国社民党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放弃了一些传统做法,如接受了放松对金融市场监管等,致使人们认为该党在避免经济危机方面工作不力。虽然欧债危机发生后该党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对本党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但迄今未形成一种足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且能够体现出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理论和政策模式。此外,社民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特别是经济治理能力也受到质疑。

但也应看到,社民党在德国仍有很强的根基,有相对稳定的基本盘,仍是德国政治生态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受到右翼民粹政党冲击,德国政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但在德国的意识形态光谱中,社会民主主义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使社民党在多次选举中遭遇挫败,但人们无法想象没有社民党的政党政治生态。只要该党勇于改革、励精图治,将有望继续在周期性政党轮替中获得执政权或组阁权。2018年1月26日,社民党与默克尔所属的保守派阵营开启组阁谈判,双方有望组成“大联合政府”。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在组阁谈判前表示,在未来两党组成的内阁中,将包含对德国教育的“革命”和作为全欧洲的德国的宣言。鉴于默克尔和联盟党在此前的“牙买加”组阁谈判中受挫,政治回旋余地收窄,社民党在组阁谈判中占据主动,舒尔茨一贯的坚定推动一体化进程的立场和其“欧洲合众国”理想对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增大。而在德国在一体化中的分量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增大的形势下,社民党和德国的欧洲政策将对欧盟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德国社民党的欧洲政策和行动面临多重挑战

作为推动一体化不断深化和扩大的中坚力量,德国社民党的欧洲政策体现了德国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欧洲理想和对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从联邦德国建立伊始,德国就将欧洲联合和对歐洲一体化的追求写入了宪法,将欧洲建设作为“新的德国意识形态” [11] 。社民党一直坚持德国的未来在欧洲,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该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战略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一是德国的“欧洲使命感”出现衰减趋势。这在两德统一后逐渐显现,在欧债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德国政治精英和民众普遍对欧洲一体化日益缺乏信心,2011年有调查显示,“对欧洲信心少乃至没有信心的德国民众占63%,对于53%的德国人而言,欧洲不再是其未来”,甚至出现“欧洲日益被视为德国的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德国自身问题的方案” [12] 。

二是德国社民党的欧洲政策日益被内政需求所左右。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社民党着眼于长远利益,有时会违背国内民意做出战略性决策。两德统一后,德国主流政党日益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到本国内部事务上,欧洲政策逐渐显现出“内倾”的特点,日益被“工具化”。社民党领导人“为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所迫,应对每日出现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快捷”“放弃了目标和政治规划意图,更不要说欧洲联合这样的事业了” [13] 。

三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趋势带来挑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政策基本不是德国主流政党在竞选中的争议议题,但近年来欧洲政策成为各政党争取选票的领域,社民党的欧洲政策开始更多地出于选举考虑,更加在意民调结果,这使该党欧洲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上升,进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在欧洲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以思想的先锋而著称。德国社民党的欧洲理想和目标在思想上也与这一传统相符合,希望欧盟发展成为“欧洲合众国”,成为世界政治民主先驱。但在实际政策和行动上,该党往往受到民意摇摆、政党目标、国家利益及欧洲范围内政策协调等多种因素的束缚,其建立“欧洲合众国”之路充满诸多现实困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苏童)

[1]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译者序第15页。

[2] Astrid Stroh, Die SPD im Europ?ischen Einigungsprozess. Organisation und innerparteiliche Willensbildung in der Europapolitik von 1979 bis 1998, Hamberg, 2004, pp.68-78.

[3] 刘立群、连玉如主编:《德国·欧盟·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11页。

[4] E.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1950-57, Stanford: Stanford UP, 1968, pp.156-157.

[5] 陶涛:《西欧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9页。

[6] 张才圣:《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76页。

[7] Kevin Featherstone, Socialist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58.

[8] Report of the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London: Labour Party, 1980, p.126.

[9] 同[3],第222页。

[10] 周弘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1~2012):欧债危机与欧洲经济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3頁。

[11] 同[3],第203页。

[12] 郑春荣:《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载《欧洲研究》,2012年5月刊,第12-13页。

[13]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伍慧萍、朱苗苗译:《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