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陈运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 450007）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工业化后期偏向于城市化发展的导向性政策随之清晰。城市化表征经济主体主导的生产要素向以地域中心面积为核心的层面集聚，且这种集聚并非简单的资源堆积。通过市场参与主体基于价格调节机制、政府管理模式、博弈和信息经济前提下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不同的城市化水平体现的是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的不一致和城市化规模大小的差异，而影响资源要素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环节中，商贸流通业从“中间纽带”的角度作用于城市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6.1%，同时中国社会物流费用达到10.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随着“小康社会”、“中国梦”、“美丽中国”一系列社会宏伟目标的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会进一步提升，且由此衍生的商贸流通业需求呈指数式递增，而二者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及耦合环节是否有效？基于此，本文探究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现状及区域差异，以期为推进上述目标的实现、保证二者均衡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相关性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主要集中探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体现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但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得出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学者晏维龙（2004）认为商贸流通视角下的商品流动加大城市产品交易密度，引致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交易的区域集聚，促进不同地区人口流向经济市场集聚地，有利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汪洁淳（2014）采用1993-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和VAR模型，从实证层面验证流通业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相互正相关变动关系。但上述模型忽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非均衡性，方聪龙（2014）通过文献梳理认为东部地区的经济环境优于中西部地区，认为东部地区流通体系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在东部地区并无统计层面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且促进作用数值弱于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层面。而王国锋等（2015）通过构造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指标增长及地区城市化水平变动是非平稳的，但却存在长期内均衡稳定的变动关系。长期内，流通业为城市化发展创造良好的供应链接和商贸交易效率；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催生了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供求能力和市场规模水平，二者存在相互正向促进效应。

既有研究对于厘清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相关关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仍存在改进空间：就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测度而言，多采用单一指标；学者多简单地探究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未深究二者之间的均衡协同发展特点，同时缺少基于时空差异性视角的分析。本文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商贸流通业测度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根据耦合协调指数探究二者均衡发展特点和区域差异，以期为地区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可行性政策建议。

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发展测度

（一）城市化概念界定与测度

城市化概念界定。参考李斌等（2015）的概念界定，认为城市化是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直接体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间接包含转移过程中隐含的生产、消费、就业、医疗、教育、资源环境治理及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综合性界定的层面。

城市化测度方法。就指标体系而言，基于上述城市化概念界定，表1给出了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测评体系，将城市化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分别对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四个方面。其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直接查询或测度所得。就测度方法而言，本文选择客观赋权重的熵值法，具体方法可参考苏俊华等（2017）。

（二）商贸流通业内涵界定与测度

内涵界定。商贸流通业基于其特殊的行业复杂性，尚未有一个确切的概念界定，本文参考苏俊华等（2017）的研究，认为商贸流通业是商品流通行业及附加产业，具体为批发、零售、住宿、仓储、餐饮、运输等行业，呈现显著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侧面印证单一性指标（如批发零售业销售额等）测度的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无法全面反映单一地区商贸流通业水平和地区之间的商贸流通业差距。

表1 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测评体系

表2 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3 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分类

测评方法。基于上述定义，商贸流通业应主要分为商品流通业的交易和运输两个层面，也即基准行业和辅助行业（本文为运输行业）。表2给出了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准行业从产出水平、从业人数和企业数量三方面说明，辅助行业从运输业从业人数、道路里程和运输货运量三方面进行标注，且上述6个变量对商贸流通业影响均预期为正，之后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测度与时空差异分析

（一）方法介绍与测度

相比于实证分析，耦合协调研究能够系统探究变量之间的协同变动，而非拘泥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耦合协调主要包含变量发展与协调两个层面，发展体现的是变量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变动，主要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而协调体现的是系统之间多变量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程度。前者表征系统内变量的“量变”，后者则表征系统内变量的“质变”，但二者间的依赖性则需要构造耦合度指标进行测度。具体分别对应提出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之间的发展度（D）、协调度（C）、耦合度（R）三种标准。

发展度（D）。发展度是城市化水平与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整体效益，公式为D=ax+by。其中，a、b表示待定权重水平，本文假定二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相同贡献率，假设二者均为0.5；x、y表示城市化和商贸流通业测度指数。

协调度（C）。参考逯进和周惠民（2013）的做法，基于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偏差构造协调度公式C=（4xy）/（ax+by）k，体现二者动态变动偏离均衡点的程度。此处a=b=0.5，k设定为2。

耦合度（R）。耦合度体现商贸流通业与城市化发展与协调变动的综合态势，是二者的综合函数，同时考量系统变动的“量变”与“质变”。公式为R=（DC）1/2。最后为了表示地区内城市化和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滞后效应，构造相对发展度E=x/y。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发展规模和协调度层级下的系统耦合度，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参考余晓岚（2017）的做法并进行优化，如表3所示，将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分为拮抗阶段（0≤R≤0.70）、发展阶段（0.70＜R≤0.90）和协调阶段（0.90＜R≤1），之后再进一步根据相对发展度（E），将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二者发展滞后性分为滞后（0＜E≤0.8）、同步（0.8＜E≤1.2）和超前（1.2＜E）三类，最后得到9种类别。

（二）时空差异分析

受限于篇幅，表4仅给出2009、2012和2014年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可以发现：其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属于Ⅷ类，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之间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且二者发展均衡，城市化发展可以显著推动地区物流业发展。广东和山东地区耦合度为Ⅶ类，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之间协调发展，但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商贸流通业。主要是因为上述地区包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际都市、计划单列市和外贸港口，引进外资的重大决策多倾向于在该地区执行或试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逐步降低对外开放政策门槛，一贯坚持开放性经济发展政策，实行单一地区进行政策试验并逐步推广的发展模式，而上述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位置上均存在较大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能源要素均向该地区聚集，推动教育水平、医疗水平、社会公共服务大幅提升，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产生外向辐射效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数量短期内骤增，城市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为平衡和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相应的火车站、机场、市内环线、轨道交通、公交站线、高速公路等基建设施不断完善，对应于互联网模式数据传输、数据共享、数据分析下的物流运行及管理体系形成，商贸流通业水平同步提升。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协同发展，在水平和均衡性层面达到一定高度。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治理问题逐步严重，如房价偏高、道路拥堵、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资源不均衡等，增加城市化提升和商贸流通业交易成本，二者提升的边际效率水平逐步下降。

表4 2009、2012、2014年各省份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度指数

其二，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云南、陕西和新疆处于发展阶段，即二者之间既存在促进效应又存在抑制效应。就相对发展度而言，天津和2014年吉林的城市化水平快于商贸流通业水平，而河南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商贸流通业水平，其他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商贸流通业发展同步。具体来看，天津属于直辖市，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靠近渤海，受北京经济发展的辐射且又具有自身特点，滨海新区更是国家所建经济区的新模式和领头羊，其城市化与物流业协同均衡仍处于发展阶段，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发展较快，而物流业则受限于北京、大连、河北等地区经济资源的替代，发展步伐弱于城市化。河北受限于地理位置，在环境治理层面处于尴尬地带，但其钢铁业发展又属于支柱产业，引致环境问题严重，其城市化水平发展和商贸流通业处于发展阶段。山西和内蒙古则属于我国重要的煤炭资源生产基地，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地区地势地貌和气候与内地存在显著差异。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二产业产值占比GDP较大，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较高，但受限于地区气候环境，多为人口流出地区，城市化发展和商贸流通业存在一定问题，仍处于发展阶段。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属于中部地区，地势相对平坦，适于发展农业，且该地区文化多倾向于小农发展经济模式，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其城市化水平和商贸流通业弱于东部地区。福建省距离台湾地区最近，为符合国家台湾政策，多为台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地区经济发展多为政治牺牲，且居民有移民传统，地区商贸流通业和城市化水平协调度不高，处于发展阶段。广西、重庆、云南、陕西和新疆属于西部地区，受限于地势，其物流业水平较低，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

其三，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属于拮抗阶段，二者发展在部分环节存在显著的对抗性特点。海南地区属于孤岛，四面环海，与内陆进行通行通商多为航运和空运，地区环境优质，海口、三亚等地区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其商贸流通业水平显著弱于其他东部省份和直辖市，不利于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地区资源缺乏，气候相对恶劣，不利于道路建设、维修和保养，地区商贸流通业规模较小，但其物流管理体系和物流运作模式和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就城市化而言，上述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外商投资规模趋小、内资企业投资行业结构单调，相比于东中部地区属于人口流出地区，城市化水平同样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在帮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时，应首先考量地区地理和气候环节，提升教育水平，优化该地区人口流动偏好和倾向，在着实控制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实现城市化和商贸流通业同步快速均衡发展。

政策建议

（一）夯实基建设施，优化投资环境

研究表明，商贸流通业与城市化发展在时空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地区之间基建设施和政府投资门槛的差异。其一，积极推进地区互联网体系下的商贸流通业网点、基点、基建设施、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建设，加强地区基建硬件建设，打通以高速铁路、航空运输、高速公路为基点的物流联通网络脉络。提升商贸流通业的关键还在于提升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偏好，进行消费疏通，改变居民消费习惯，与金融市场改革协同作业，使得居民在消费相同支出情况下提升居民消费效用福利。其二，强化信息服务与共享，降低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建设成本。引导包含教育、医疗、卫生、金融及相关物流体系网络系统建设，有步骤、有规划地组织生产销售，基于大数据和信息共享研判宏观经济市场走势及需求总量、需求变动、需求结构，强化市场引导，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以营造良好的投资与发展环境。

（二）重视区域交流，统筹协调发展

就城市化而言，不应过分依赖房地产发展和政府投资，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房产的实际使用价值而非投资价值，提升私人投资和外资在制造业、民生行业、军工国防行业的投资优惠，降低相应门槛。同时，地区应加强交流合作，不应局限于地区贸易交流，可有限度地降低政府竞争性，从政府评比和晋升机制层面进行革新，弱化贸易壁垒，推动区域发展共同致富的大局发展观，不断加强人力资本建设，从教育和医疗两方面入手，推动中小学免费入学，平衡高等教育资源和优质医疗资源配置。就二者耦合性而言，不应单一发展，而应高度重视二者协调性及发展质量。为方便群众生活，着力解决影响物流建设的关键问题，有效降低产业布局成本和城市治理成本。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应有序完善商贸体系建设，推动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建设有示范性的国家级CBD商务发展中心和商务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具有龙头代表性的电子商务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晏维龙，韩耀，杨益民.城市化与商品流通的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证[J].经济研究，2004（2）

2.汪洁淳.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业发展关系的统计分析[J].商业现代化，2014（13）

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流通体系的调整与优化[D].厦门大学，2014

4.王国锋，刘小娟，邱虹.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关系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27）

5.李斌，吴书胜，朱业.农业技术进步、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于“推拉理论”和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15（10）

6.苏俊华，吴丹洁，朱智杰，彭海阳.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17（1）

7.逯进，周惠民.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9）

8.余晓岚.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度测评[J].商业经济研究，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