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的智性：美国社会科学史中的安德鲁·马歇尔

牛可

在阅读《最后的武士》一书中获得的马歇尔形象，颇有超出我此前的想当然之处：一个政府智囊人物，竟有那么浓重的“哲学”意味，能够调动那么多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来填充政策研究，对“战略”的定义和处理又是那么具有包容性和扩展性，把对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思考的空间推广到那么大！

智囊人物中的“求道者”

对“净评估”，马歇尔本人总是回避给出结论性、定义性的说明。但笔者所见一个研究者的描述颇为简明允当：“净评估是一种用以思考战略问题的框架，在对多种力量、运动和理念的回应中不断发展，把制度的、个人的、智识的和官僚机构的变化都纳入其中。”净评估是一种非常包容、灵活的松散型认知主张，是一只容纳了各种概念工具、研究手段和思想方法的工具箱。或者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却没有專属的、排他的“方法论”。这种东西很难用“硬”社会科学和更“硬”的“行为科学”中单一、连贯、严整的“方法论”来形容。

马歇尔显然具有偏向“软性”的风格，这是与他的下列重要看法和倾向相匹配的：他主张战略研究中应将识别和提出重要和恰当的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而清晰、详细的答案则可遇不可求;他认为范围狭窄的问题（如武器系统的效能和使用方法）远远不够或者意义不大，而偏好和看重一些包容广泛的问题（如经济基础与军事效能之间的关系）;他对美国军事学术当中盛行的定量指标、理性选择和系统分析等高度确定性的方法往往持怀疑态度，或者倾向于严格限定其应用范围;相反，对经验性和“情境具体性”知识、历史方法与描述性方法，乃至于基于历史经验的直觉判断，却很是注重并善于使用;他对很多情况下精确预测的可能性和价值予以怀疑和否认;他坚持净评估不提供“药方”和“关于操作步骤的建议”，而只提供“诊断”即对问题和趋势的判断性意见，以及对趋势中存在的“机遇”的说明。

人们常常认为，政策研究和智库工作应该是面向行动和方案的，也就是关于“怎么办”的研究。但是马歇尔显然更偏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论说。马歇尔是智囊人物中的“求道者”。他像很多哲人那样，将“道”置于“术”之先、之上。而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思考如果足够深入而高远，就往往会或多或少具有“本体论”哲学的意味和性质。

然而马歇尔思想当中更引人注目或者更有价值的，可能还不是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本体论部分，而是其关于“怎样思考”的思考，也就是其中的认识论部分。马歇尔和19世纪末以来的很多思想巨人一样，对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易谬性和困境有着深刻的体认，具有战后美国军事学术中弥漫着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氛围中少见的“认识论谦卑”。

置其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脉络中

而要完整理解马歇尔的认识论思考，还要将其置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脉络中，其中首要的是跨学科思想的演进及其机理。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社会科学步入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进程，形成了明晰、强固的学科间边界。现实世界被各个主要学科在概念上加以抽象、提取和分割，追求精确性、确定性和通则、理论的趋势越来越强。然而，这种自闭的学科范式在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和需求时常常暴露出贫乏、短缺和无能为力，在危机和战争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学界内外引发不适、反思和试图加以矫正的努力，因此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以多种形式、在多个方面出现了关于跨学科的认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

一战、大萧条和二战都同时具有这样的效应，即动员专业学术知识参与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学科交往和互涉，以及增生新的知识领域。同时，这些危机事态，特别是国际危机和战争又产生了提升政府在知识生产和学术生活中的分量和影响的需求。这种影响又有三个基本表现：“大科学”的出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增生。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研究分析处就是按照实际问题而不是学科加以组织的，在其中工作过的约900名各学科社会科学家从事着跨学科的工作，战后他们返回各自的大学时，又把跨学科的理念和实践方法带回学院学术界。战后社会科学中兴起的其他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和进路，如传播研究、敌情和士气研究、发展/现代化研究、系统论、博弈论和运筹学等等，都是对政府和军队知识需求的回应，及其知识议程的延伸。政府需求尤其会促生一些学院学术中并不存在的知识议程、研究领域甚至新的“学科”，而所有这些新学术分支都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跨学科性质。政府介入知识生产、跨学科的大幅度推进，以及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增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二战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史的一个重要机理;对马歇尔、“净评估”和战略研究的理解必须置于这一机理当中。

“谋臣策士”，还是含蓄的教师

超拔出众的马歇尔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马歇尔方法主张中最核心的要素是非常宽泛而灵活的跨学科理念，而跨学科首先以学科及其所提供的成果为基础。马歇尔的漫长生涯其实就是一个“通识教育”的过程。而通识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和智识生活中乃是作为专业化和学科分化的抗衡力量，作为跨学科智识主张的伴生物而存在的。经历了通识教育的人并不鄙视和弃置学科，而是以学科所提供的知识为资源、基础和训练平台。战后政府和军队影响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推进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渗透。马歇尔有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天赋、出身和深厚训练背景，对于“精确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全无隔阂。他的“认识论谦卑”，也是针对他的最初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领域。他的独特和高超之处，是以广泛的知识修养和高超的识断力，对来自各学科，包括他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之外的知识和人员加以鉴别、选择、动员、组织和集成的巨大能力。他从不命令和限制他的手下和门徒，而只是予以启发和“间接的指导”，这或许与他平和温润的性格有关，但很可能更多地来自他对他人的专业和智力有着纯粹理智上的尊重。这是一种由专精向博通的过渡和升进，建立于高等知识和精确科学的基础上，也因而得以超越它们。这与我们常见的以表面上的“宏观”、“综合”或者“实用”来逃避专业知识、专精研究，实际上大而不当、疏阔空洞、缺乏专业含量和智性品质的“智库”工作不可同日而语。

马歇尔的个案还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美国人用以使专业化知识注入国家权力的发达制度机制，看到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不停息的“旋转门”。但问题不仅仅止于制度方面，这里还有深刻复杂的文化问题，或者说“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问题。在现代专业和职业领域高度专业化和分化的条件下，理念和实际、思想和行动、智识人和决策者之间往往有深刻的分裂和对立，官僚机构、军队和政治领导人不可避免地有自发的、制度性的反智因素和倾向，研究和决策之间不仅存在着有时非常漫长的距离（尽管马歇尔作为研究者是处在距离决策最近的位置），而且这当间还有着无数有形无形的障碍和干扰因素。马歇尔本人就认识到，他可以把“马”（决策者）引到水边，但无法迫使它们“喝水”（思考）。不喜欢给出“药方”和具体政策方案的马歇尔，与其说是中国人概念中的“策士”“谋臣”，不如说是一位向决策者不仅提供知识和分析性意见，而且以温婉含蓄的方式提供关于理念和思想方法的指导和启发的教师。这种“师生关系”不是强制性的，它首先取决于决策者有没有做学生和接受这种“教育”的意愿。而我们都知道，这种意愿的发生和维持，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智库”里有多少“智性”，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