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话语到日常实践

王海宇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社区制基本替代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渐式微的单位制，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言人”。从深圳的高科技创业园到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从老北京的“胡同新街景”到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从城乡接合部的棚户区到彻夜通明的CBD，各类有着不同物理空间、发展程度、历史背景以及人口结构的社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转型时期总是会催发出新的理论灵感，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亦是如此。改革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居民社会分层以及不断多元的社会意识与身份认同，也激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中国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何以实现？国家话语与各主体的日常实践如何在社区层面达成共识？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目前国内的社区研究基本上在“本体式社区”与“透镜式社区”两条脉络下展开：前者回归其经典定义——把社区视为一个传统社会团结的共同体，把社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来进行考察；后者通过社区这面透镜，研究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日常生活与抗争，以及社区分化等主题。

海外学者同样也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充满兴趣，澳大利亚学者薄大伟（David Bray）将白二000年前后开始的“社区建设”运动，视为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乃至整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合法性支撑。悉尼大学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