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得来 终觉浅

南方周末评论员

世界读书日谈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信条。读书干吗？学而优则仕，中国读书人的确往往都有一颗从政的心，一流人才不做学术，也不做企业家，多去“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了。

按照孔子的看法，从政的目的，自然是要治国平天下。但治国平天下不是一个外在于个人的目的，好像是为天下人牺牲自己。古之学者为己，在孔夫子的逻辑里，治国平天下，其实也只不过是自我人性在更广大领域的实现。到底是服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霸道逻辑，还是坚持“大人格君心之非”的王道逻辑，这往往是一个士人要面对的终极标准。

那么，处处关心政治的儒家主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吗？不尽然。礼乐射御书数，算一算，六艺之教中，属于读书的有多少？《论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虽然关心政治，但更根本的，是个体生命在繁复生活世界中的定向与自我成就。而这，在人生开始的地方，不是通过读书来养成的。更别说死记硬背，哪怕你背的是《论语》《周易》，恐怕也非王阳明所认同的“教”与“学”。

不仅孔子或王阳明这么说。卢梭在《爱弥儿》中认为，少儿真正有效的学习，是从亲身经历中来。儿童通过身体的玩耍，通过观察大自然，通过学习一门又一门与生活相关的技艺，来养成淳朴自由的性情、自食其力的能力：通过在森林里辨别方位开始学习天文学，通过游学参访学习政治学等等，这些场景式、参与式的学习，使少年所学的知识与真实世界深度融合，由于学生的知识体系建立在生命直感之上，这些知识，也就更好地融入学习者的生命，真正滋养生命。

主张尊德性重于道问学的陆象山，也主张“六经注我”；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致良知，其一生学问宗旨，都围绕《大学》等经典的反复研读而展开；卢梭至少也还希望爱弥儿读《鲁滨逊漂流记》，在懂得分辨善恶后读一读寓言故事；更别说孔子删述笔削的伟大人文事业，更是离不开书了。

书籍的确是人类精神的主要载体。在一个静心读书越来越不容易的环境里，本文无非想说一个观点：读书是为了让生命更美好，而使生命更美好的学习，也远远不止读书，它从每个人诞生起即种根，伴随我们的每一个心念与行为，直至临终一刻，无时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