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安风险地图

谢奕秋 雷墨

国外安全吗？

目前，中国每年有上亿人次出境旅游、访学、经商或务工，早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遗憾的是，尽管各个层面都有安全提示，但普通人对不同国家安全系数的认知不够精准，且容易受热点事件的影响，看不到完整的真相，甚至产生认知偏差。

基于权威机构常年统计的谋杀率、犯罪率等数据，中国的治安水平在全世界处于前列，基本与德国持平，而好过瑞典、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杀人案比例最高的国家。在2017上半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十大目的地国家里，只有新加坡、日本、韩国的治安比中国好。这意味着你如果去其他东南亚国家，或是美国、澳大利亚，都要分外小心了。

承平日久，中国人可能难以想象那些犯罪高发国家的情形。但你要知道，即便是被认为强奸案高发的印度，谋杀率也不到另两个金砖国家——巴西和南非的1/10。而全球杀人案比例最高的城市，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其谋杀率又是巴西平均水平的5倍多。

如果说治安差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那么治安好的国家的相似点，主要就是国家的管制能力强、公共安全服务到位。而边界利于管制、警民比高、民间枪支少、监控设备全等因素，也各有微妙影响。

对于经常出国的人而言，其实只要掌握规律，趋利避害并不难。比如去美国，避开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去非洲，尽量“入乡随俗”“入乡问俗”，同时提防针对外国人聚集场所的袭击。

复杂的成因

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杀人案在内的暴力犯罪，绝大多数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也因此成了研究犯罪现象的热门切入点。暴力犯罪率最高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城市化率高达80%。其中，委内瑞拉、巴西分别有93%和9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还高。英国学者凯洛琳·莫泽有个观点：城市本身就内置了“冲突基因”，因为它把大量利益可能具有冲突性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内。

“利益一空间冲突性”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对犯罪率高企的委内瑞拉、巴西很有解释力。随着拉美、非洲、亚洲城市化率的扩张，有学者就此提出，人类可能正在迈入“脆弱城市”时代，犯罪率将随之逐步上升。但根据联合国2016年公布的数据，世界上人口在千万以上的30个超大型城市，没有一个出现在“50个全球最危险的城市”中。而且，同属拉美国家的智利，城市化率高达89%，但杀人案比例却与欧洲接近。

根据巴西智库负责人罗伯特·穆加的研究，城市化速度年均增速达到或超过4%，就进入了犯罪率攀升的危险阶段。而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和洪都拉斯，城市化速度都超过了这一警戒线。他的这一解释也适用于犯罪率低的欧洲和亚洲。欧洲发达国家，用了近百年才走完城市化过程。用30年就完成城市化的韩国，年均增速也不到2%。

与城市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世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在拉美。贫富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已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巴西学者帕保罗·法因基尔贝尔的一项研究显示，基尼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谋杀率短期内就会上升1.5个百分点。

犯罪率的高低不仅在地域上有差异，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文化、种族群体中也有不同的分布。

美国的黑人和拉丁裔移民，长期以来犯罪率都比本土白人高。德国警方201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占德国人口比例不到10%，但却制造了30%的杀人案、18%的强奸案。有学者认为，除了政策、制度上历史惯性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中突性，也是催生犯罪动机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进程

暴力犯罪率在全球的差异性分布有着复杂的成因，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治安状况普遍较好。不过，犯罪率的下降、治安状况的改善，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如果把犯罪率问题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分析，则更能说明问题。根据相关研究，欧洲在13世纪至16世纪，杀人案比例普遍在20/10万以上。但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这一比例开始下降，19世纪初已降至2/10万左右，并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引领这波犯罪率下降趋势的，正是最早进入近代化的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而进入近代化相对较晚的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初和中叶，杀人案比例才降至2/10万以下。知名社会学家诺博特·埃利亚斯基于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写就了《文明的进程》一书。他的主要观点是：法院等国家机构约束了人们的暴力行为：国家机制还未穿透的区域，暴力行为更甚;长远来看，暴力现象将逐步下降。

埃利亚斯把国家力量的形成和强化，视为犯罪率下降的關键因素。一方面，国家通过创建一系列制度、机构，对暴力形成了制约。比如，个人之间的纷争，在制度上不能再靠个人决斗来解决。另一方面，日臻完善、复杂的国家制度，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有利于抑制暴力行为的冲动。

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本质上是国家机构、治理能力的进化。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非欧洲国家，历史路径与它们的前宗主国完全不同，但杀人案比例却紧随其后也达到“欧洲水平”。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们都移植了欧洲的模式，遵循了进化的逻辑。文化、历史与欧洲差异更大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治安状况能与欧洲相当，很大程度上也可归因于“国家能力”。反观拉美、非洲那些“脆弱城市”，基本上都诞生在“脆弱国家”。以此来看，目前的全球治安风险地图，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吕丽妮荐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