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崔 健

崔健，1985年生，200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文学杂志编辑。曾获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及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编辑奖。

我们都叫他武老师。在新华路237号，每天中午我都路过2楼209去旁边的207吃午饭。食堂午饭不太好吃，我们几个人堵在207门口徘徊不定，商量着上哪撮一顿去。209门开着，武老师在耐心地收拾他的双肩包，往里面放了点什么，然后又拿出来，像是要走，可是站起来吧又坐回去了。问他，武老师您吃了吗？今天食堂可不好吃呀。他说，可以了、可以了，凑合吃一口吧。想一想又说，哪里好吃，要不我请你们吧？

我其实总觉得跟武老师不太熟的。所以，虽然是句客套话，但武老师忽然要请吃饭的话，我会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这样说，武老师会不会伤心，他太温和，而有的人比如像我这种的，非要盼着出了什么乱子才好像能看透一个人似的，所以总是冷冷站着看，怀疑现在的岁月静好都不是真的一样。

武老师一直情绪稳定地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除了坚持写小说，这两年还为很多作家写了印象记。写印象记这事其实特别考验性格，得和作家没什么距离、可写的时候还得留点距离，我就把握不好这个度（所以现在可能也有点危险了），一不留神就容易说点不该说的，像在人前为了邀宠故意抖落别人八卦一样。但武老师写印象记就绅士极了，首先他是严肃的，穿了西装也打了领带，像是他邀请被写的人坐一坐，喝一杯咖啡，温柔的阳光刚好落在桌角上方，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同时他又会留一点空间，不多说也不多问，喝光了咖啡，大家就能心情愉快地握握手告别。但其实这事应该在他心里翻来覆去掂量好几回了，有可能是怕别人觉得那热情是累赘，给人造成负担；但更有可能是他敏感，有点容易忧郁，所以总是无法说服自己破坏那种微妙的和谐和愉悦。

断断续续地，他在为别人写的印象记里活成了某种文学形象，但这形象一看也还是他本人，稳重诚恳，还有点絮絮叨叨，这绝不是贬义，相反倒是因为不疾不徐，有了一种印象记里少见的语重心长，可能跟他的创作阅读和生活经历有关，有“过来人”的淡然和宽解。他并不把重点放在书写交往上，他少写他们的性格，不愿意提及这些人的逸事，反倒将他们的作品提过又提，像个成熟老到的评论者。

印象记本身就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写作方式，但我觉得它并不至于只是为了让读者一窥作家趣闻隐私这么无聊，但在我看过的不同印象记中，也实在是难以将之归类。在《阅读者徐则臣》中，武老师曾写：“在写这篇文章的日子里，有一天梦见一个方脸少年骑在牛背上，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远处是蓝天白云，近处是水田，好像还有悠长的歌声。梦境突变，转瞬间田野变成了一个宽阔明亮的大课堂，一个喜欢穿带肩绊的上衣并且很少把衬衣下摆束在裤腰里面的青年，正在舒缓而又得体地讲演。后来我醒了，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儿来，一种悠长的感慨环绕我许久。”

这本不该出现在一篇叫做“印象记”的文章里，印象记不就应该是写真实存在的吗？但他试图通过虚构现实情境幻想出一个在他虚构文本中存在的作家徐则臣。

而在另外一篇《信河街上的哲贵》中他说：“阅读哲贵的小说时，正是北方杨絮、柳絮漫天飞舞的时节。听说为了避免四月暴雪一般的杨柳絮，园林部门给树木进行扎针、注药，这样可以防止过多杨柳絮的产生，因为这些浪漫的杨柳絮已经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但作为写作者来讲，望着窗外飘扬的杨柳絮，可能会给写作、思考插上想象的翅膀。这似乎也可以看作现实与写作的某些隔阂吧。”

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这里关于“隔阂”的一个论断——真实与现实的“隔阂”究竟会为写作带来怎样的障碍——他或许最初想表现他对那些优秀年轻作家真实的印象，但却在笔下不自觉回避将那些真实印象塑造成为印象主体的可能。在那些零星的“真实交往”片段的叙述之后，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背板”重新拉回到他们自己虚构的世界（也是他所阅读的世界）中去，这几乎成为了一种不追求真实的印象，而这反而让我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意在书写他人而非试图在阅读中不断寻找困惑的自己？

前几日，武老师说他正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建构小说，算是一种旧的尝试”。我很好奇这是怎样的一种方法，他发来了在《中国作家》今年第2期上刊发的《实境阅读的迷思》一文。这是一篇游记，也是一篇读书笔记。和印象记的写法有些相同，他的身份在游客和小说读者之间不断切换，开头他便写道：“一直有个天真的想法，阅读作品的时候要是与现实情境相互吻合，那会拥有怎样的阅读心境和阅读心得？”

其实，这依然是他在持续地追问着的那个关于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比如他写在秘鲁的利马想到皮乌拉的略萨，“我激动起来，觉得我在利马的夜晚，突然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功力。我认真地想啊想，从皮乌拉坐飞机飞到利马，只有七十分钟的时间，我一定能够嗅到小说《绿房子》里面的真实气息，一定能够找到通往略萨内心的一条窄小、短促的路径，然后去了解他的创作心态，就像与他面对面说话。”又或者智利的波拉尼奥，“在远离中国的南美大陆智利，不断地想起阅读《2666》的某个情节，这让我异常激动。我发现同样的叙事段落，因为阅读场地的不同，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阅读感受。我感觉自己已经挣脱了那个满头红发的魔鬼，站在‘阿劳坎’下，正在倾听波拉尼奥的自我讲述。”

这样的游记写作本身其实是危险的，它需要全程载重上路，容易忘记来路在哪，也就不知道去往何处，一不留神就会在真实与虚幻的丛林里走失了。但在迷失的过程中，作家却可以化身嗅觉灵敏的捕猎者，一直在捕获真实之外的虚幻，构建与真实平行存在的另一世界，那世界在此岸并不真实存在，却又不能否认它存在的事实。这让我想到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著名哲学理论著作《巴黎拱廊街》，他从拆毁的法国歌剧院拱廊想到了现代性的短暂，现代文明也终会逝去化身城市的废墟，他将一座城市的景观搭建成为他哲学思想的舞台，在真实之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个人独特的哲学理论世界。在这里，真实被无限扩展了。

所以，我认为思考和表达方式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或许为武老师提供了一种写作方式的转变，这也未尝不是一条最终会通往虚构创作的路径，它或许解决的正是在生活真实与写作“真实”之间的切换问题。武老师不断地左右打量这些真实的作家和他们身后的虚构世界（或者是真实世界与在他自己内心留下痕迹的虚构的文学世界），他进行比较筛选，把他们和自己阅读的虚构情景和生命中真切经过的人与事反复做着比对，他似乎还要不断地自证在写作的世界中真实与虚构是否真的存在所谓边际。

这样的武老师是可爱的——虽然作为晚辈这样说实在是非常越矩了——他的稳重又深藏着敏感和忧郁还有太多不可把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常怀疑在他的文字里看到的是否都是假象。前年年底，我责编了武老师发表在《天津文学》的小说《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不可避免地，武老师纠结于题目那刺眼的“出轨”二字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题目想了几个，都没这个贴切，我就怂恿着把题目留下来了。武老师肯定是怀着遗憾的，一向低调内敛的处事方式和他向来追求的微妙的和谐还是被破坏了。但作为读者所能确定的是，虽然是“出轨”，写的却是打破循规蹈矩，题目和内容俨然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妇”最后毫无保留地要将对方彻底击垮。小说的写作是有意义的，我认为这意义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向了写作者本人，这是一次寻找究竟是谁要将循规蹈矩彻底击溃的尝试，又是一次寻找究竟是谁才是包裹在严肃克制之下的自由灵魂的回答。

不久之前和武老师聊天，他提到从现在开始要回到小说创作，多写一点小说。我便说，太好了，写小说多有意思啊。写小说有躲在小说后面的好处，面目狰狞一点或是眼神锐利一点都行。这几年的印象记写作可能真的成为他的一次自我检视，在这样的方式中武老师不断地认识自己印证自己回到自己，现在也是回到最初的时候了。最后还是讲点八卦吧，听说武老师生活里可不是一直这么淡定，那是修养好能控制，有那么几回可是也真着了急发了火，被路人目击了。我们围观的人不嫌事大都觉得错过了很是有些遗憾，但我也笑着问那会不会是一种“虚张声势”，或是有人太坏把老实人也给逼急了。结果呢？是被“线人”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