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系统
——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

〔日〕西村幸夫（著） 〔中〕杜之岩（译）

（1、日本东京大学 日本东京；2、日本京都大学 日本京都）

序言

在以有形的、不动产遗产为主的历史、文化遗产背后都存在着不易被发觉的传统技能和礼仪习俗。本文将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以社会经济体系为切入点，就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知的产生、思考方法及其在相关领域的探讨等内容进行阐述。同时，本文还将结合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理论，就历史的文化街区的活化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对“真实性”的认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称“《操作指南》”）明确指出，（申报的）文化遗产即便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也必须先经过“真实性”的审核，才可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对“真实性”的认定也必须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材料”（material）、“设计”（design）、“技术”（workmanship）和“周边环境”（setting）。

“材料”，顾名思义，是指建筑物的材料必须货真价实。特别是西欧国家在建筑中所广泛使用的砖石材料，这是最容易被认定的。

“设计”也很容易理解，是指建筑物的样式必须正确。所谓“真实性”，原本是指由王权等相关机构（古代日本皇室以及权力机构，译者注）出示的正品（而非赝品）证明书等材料。因此，所谓正确的设计观可以说也是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衍化而来［1］。

“技术”，也可以表达为“技能”。虽然这一概念的含义与“设计”有相近之处，但“设计”最终是通过有质感的形状来表现的。“技术”则是指具体形状所传递出的效果，它是很难以物体的外观来展示的。正统的设计背后必然存在着正统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无法用形状来表现的无形文化遗产。由此，也就引出了本文的标题《历史、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系统》。

最后一项是“周边环境”。这在本专刊收录的杉尾邦江（SUGIO Kunie）的论文中已有集中论述［2］，此处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如果把有形文化遗产只作为一个点，而周边环境必须考虑到所处环境本身的真实性，这作为一个单项的评价标准来说是非常严苛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被认定对象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或点来看待，而是要结合其所在的地域和社会背景等其他因素一同来考察分析。

在此，我们回到前面所提及的“设计”的论述上来。“设计”因无形的技艺与技能而产生。然而我们会发现，在对“技术”真实性和“设计”真实性的考察认定中，二者有时与“材料”真实性的认定并不能一致。这种情况用于木质建筑物的认定和保护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木材作为“材料”不会永久不灭，一旦材料腐朽，我们就需要进行补修或者替换。这就要求我们要尽可能采用与原先完全相同的设计和技术。所以，木工技术的传承和建筑物本身的保护同等重要。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真实性”内容的探讨并不够充分和完整，也是由于在木构文化遗产修缮领域具有悠久传统的日本批准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这才使得这部分内容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二、关于“真实性”的新探讨

有关“真实性”的深入讨论始于1994年。这是因为在本年度，这一内容成为在日本奈良举行的“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奈良真实性会议”的重要议题，此次会议所形成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使我们开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有了更广泛深入的理解和认识［3］。

也是自此开始，人们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认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四项指标外，又补充增加了文化多样性中信息源的“可靠性”和“确定性”等指标。这些被列举的指标在新修订的《操作指南》中被称为“属性”（attributes），包含了“形式和设计”“材料和材质”“用途和功能”“传统与技术”“布局和周边环境”“精神和感觉”以及“其他内外因素”等七项内容［4］。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提到了如“用途和功能”“传统和技艺”等许多与无形文化遗产有关的用语。特别是“精神”（spirit）和“感觉”（feeling）等概念的提出超出了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体系的范畴，涉及到关乎人类的信仰和情怀等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领域，这在以前是从未被触及的。

20世纪90年代，《奈良宣言》被当作历史、文化遗产领域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此文件的开拓性在于：其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应不仅仅是对孤立的文化遗产本体进行评估，还要对与之相关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信息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和研究。这是对“真实性”的一个全新认识。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操作指南》进行全面修订时，除增添了“管理体制”和“语言”等几项无形遗产的指标外，《奈良宣言》的核心内容也被全部写入《操作指南》［5］。这份《操作指南》特别提到了“精神”和“感觉”，即“精神或感觉等这样的属性在真实性评估中虽不易被操作，却是评价一个遗产地特质和场所精神（character and sense of place）的重要指标，例如，在社区中保持传统和文化连续性”（《操作指南》第83条）。

三、“完整性”的出现

在2005年修订的《操作指南》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除要满足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条件外，“真实性”和“完整性”再次被加以强调。在此之前，“完整性”一直被作为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的必要条件。2005年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对此作出了要求。

“完整性”是指整体没有损坏，并且不多不少地包含在遗产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遗产指定的保护范围内，要能充分证明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完整性”原本只针对自然遗产的评定，这一标准是基于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必须要保证其所需要的一定空间范围的生态系统。

从2005年开始，这一规则开始适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这对保护如广袤村落、城区以及历史性群落类型的遗产尤为重要。换言之，我们必须要评估这些区域是否还保留着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体系。《操作指南》规定：“文化景观、历史村镇或其他活态遗产中体现其显著特征的种种关系和动态功能也应予保存。”（《操作指南》第89条）

从2006年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必须要接受关于“完整性”的评审。如果一个遗产地没有与之相符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四、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于1992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指“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combined works of nature and man）（《世界遗产公约》第1条）。也就是说“它们反映了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和/或自然环境带来的机遇，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操作指南》第47条）。

以梯田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农业景观为例，梯田之前多被归为具有纪念性的建造体，然而仅用文化遗产的概念很难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近年来，此类遗产的重要性也逐渐为大家所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人类也不断参与对所处自然环境的改变，并因此保留了具有一定特征的景观。也就是说，如果人类停止了对周边环境的干预，文化景观也就不复存在。可以说，历史、文化遗产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资产。如果对这类文化景观进行界定的话，它们不仅仅是各种农业景观，也包含了渔业、林业等多个产业；它们可以是传统产业与近代产业的各种景观，甚至是具有一定特征的城市景观和群落景观等。

目前，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被挖掘和延伸，这也使得长期以来处于其“背后”的社会经济体系逐渐显现出来，并作为重要角色走向舞台中央，暴露在聚光灯下。

五、日本的文化景观

自古以来，日本一直以“名胜”的方式来评定文化景观，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名胜”相关制度的设立，最早要追溯到1919年颁布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这一制度被编入到1950年出台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并沿用至今。然而，长期以来，在世界遗产中被广泛使用的“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在日本国内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日本在1975年制定“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制度之前，没有“纪念性”这一特征的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在此之后这种状况也未得到改变［6］。

日本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进程中才开始逐渐关注“文化景观”这一概念。这一变化始于2000年。当时，日本举行了农、林、水等产业领域文化景观候选地的评选活动，其调查成果也在2005年结集成册，即《日本的文化景观——农、林、水产业相关文化景观保护调查研究报告书》（日本文化厅文化财部纪念物科编《日本的文化景观——农、林、水产业相关文化景观保护调查研究报告书》，同成社2005年），并在市面上广泛发行。在此次活动中，日本选取了国内的2311处文化景观作为首批调查对象，并从中选取502处作为二次调查对象，选取180处作为重点保护地区。其选取标准如下（表一）。

1.在农业和渔业地区，与固有的传统产业和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鲜明和典型的土地利用形式的特征。

2.与农业和渔业地区的历史及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能展现出其固有的、突出的风土风貌。

3.以个体或群体形态为特征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农、林、水等领域传统产业和生活特征，并与周边环境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

4.同时具备1—3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从入选的180处文化景观重点保护区中，日本对大山千层田（千叶县鸭川市）、北山杉林业景观（京都府京都市·京北町）、柳川的水乡景观（福冈县柳川市、大木町·三桥町）等八处文化景观展开了深入调查。

这些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它们所在地区的传统产业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社会经济体系密不可分，因而这些地区固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就成为文化景观这类遗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里所提及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并不是以一种固有不动的状态隐藏在珍贵的文化遗产背后。

历经这些发展变化后，日本在2004年又重新修订了《文化财保护法》，同时将文化景观列入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在《文化财保护法》中，文化景观被定义为“基于某一地区的生活、生产等风俗习惯而形成的、对于理解我国（日本，译者注）国民的生活和生产行业不可或缺的景观地”（《文化财保护法》第2条第1项第5号）。其中，自古被作为与信仰和游乐相关的土地、雪景以及海市蜃楼等也成为了农、林、水等产业领域季节象征的景观和物象。现在，日本文化厅也在试图扩大文化景观所涉及的领域和对象，并正着手整理与城市和矿业相关的文化景观名录。

六、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

综上所述，过去一直被认为隐藏在历史、文化遗产背后的社会经济体系、技能和传统文化等这些传承下来的无形遗产，近年来正逐渐步入文化遗产认知的舞台。同样，世界遗产和日本的文化遗产相关的行政组织也是如此。社会经济体系造就了文化景观，人们对这一理念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又制定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条约》［7］，这也让我们对无形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有了更高的期待。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形文化遗产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这些社会现象的无形的系统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然，在认定“不动产文化遗产”的必备条件——“真实性”的过程中，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与生产生活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景观不是停留在某一时刻，而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文化景观也不可能固定在某一样貌或形态上。

表一// 农、林、水产业相关的文化景观重点保护地区的分类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景观只是在变化而没有确定的样貌或形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对遗产“完整性”的考察和认识。在最初评审世界自然遗产时，人们对“完整性”的认定大多是一个象征性的过程。这也就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对以无形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时，自然环境必须要被作为其重要的部分考虑其中。

（原文《历史、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传统——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刊发于《环境情报科学》特集《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与活用》2006年第35卷第1期；译文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审校定稿；内容提要、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1］译者注：“正当”，即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中，“正当”指人的行为、要求、愿望等符合当时的社会政策和行为规范的要求。

［2］译者注：日本PREC研究所杉尾邦江（SUGIO Kunie）在《关于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环境”的定义与保护手法的研究：以文化线路为例》（世界遺産登録のためのセッティングの定義と手法の考察：カルチュラルルートを例として A Consideration on the Definition and Methodology of the“Setting”for World Heritage In⁃scription：A Case of Cultural Routes）中以文化线路为例，尝试定义并解释了文化线路里“环境”这一概念。引自《环境情报科学》特集《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与活用》2006年第35卷第1期。

［3］译者注：1994年11月1—6日，日本政府文化事务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共同举办了“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奈良真实性会议”（Con⁃ference on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会议形成了《奈良真实性文件》，即《奈良宣言》（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4］译者注：2005年修订的《操作指南》对上述属性详细描述为：外形和设计，材料和实体，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制，位置和背景环境，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遗产，精神和感觉，以及其他内外因素。

［5］译者注：2005年10月17—21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在中国西安召开，形成了以保护古迹遗址为原则的《西安宣言》。

［6］译者注：1975年7月，日本对《文化财保护法》进行了修改，增设“传统建造物群”为新一类文化财产，设立了“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日本政府将其中重要者选定为“重要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

［7］译者注：中国翻译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