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施工班组安全氛围对人因风险传播的SEM研究

闫文周， 杨翻艳， 杨波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a. 管理学院； b. 土木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海因里希通过55万次事故统计以及实证分析得到了“88∶10∶2”规律，该规律表明每100件事故中有88件是由人因因素引发。由此可知，人因风险是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主因。

在地铁施工人因风险方面，学者普遍关注其形成机制及管理方法[1,2]，鲜有学者从人因风险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人因风险即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引起的风险，人因风险传播即人的不安全行为传播。国外对行为传播关注较早，Subiaul[3]首先关注到以示范模仿进行的行为传播，Schneider等[4]则更关注以感染从众进行的行为传播。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依靠建立网络传播模型来研究行为传播，少有学者从班组群体的角度进行研究，目前仅韩豫等[5]基于群体封闭性对施工班组人因风险传播进行了定性研究，周丹[6]将人因风险传播分为示范模仿和感染从众两种方式，并以班组为单位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分别研究其影响因素。地铁施工多为隧道施工，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作业，施工人员更易受到班组安全氛围的影响，从而导致人因风险的传播，因此可知研究安全氛围对人因风险传播的影响十分必要。目前在建筑施工[7]、地铁施工[8]、煤矿[9]等领域，都有学者关注到了安全氛围对人因风险产生机制的影响，但少有学者关注到安全氛围对人因风险传播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借助相关成果及实地调研，以施工班组为单位，识别安全氛围各维度，将工人心理状态作为中介变量，利用SEM研究安全氛围对地铁施工人因风险传播的影响。另外，周丹[6]研究证实，意见领袖和普通工人两类人员在人因风险传播方式、心理过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其各自的人因风险传播特点，可将研究样本分为意见领袖(班组长、技术骨干、安全标兵)和普通工人两类分别建模研究(模型1，2)。

1 地铁施工人因风险传播

调查发现，地铁施工与建筑施工相比具有作业过程复杂多样、作业环境恶劣、多为隧道施工、工期长、规模大、风险高等特点。基于上述特点，地铁施工班组除了具有内部一致性高、文化素质偏低、易盲从等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特性外，还具有如下特性。(1)交互性：复杂多样的作业过程增加了成员间的合作交流，成员受工友影响更大；(2)封闭性：多为隧道作业，作业环境封闭，成员与外界交流较少，群体环境封闭，不良氛围易产生和蔓延；(3)核心-边缘性：地铁工程体量大导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容易形成核心-边缘关系，较长的工期使这种关系更稳定；(4)高危性。复杂多样的作业过程使成员更易产生和传播人因风险。

研究发现，人因风险传播分为示范模仿和感染从众两种方式[6]。人因风险示范模仿是指当某具体工人出现人因风险时，易感个体的复刻、内化与学习，感染从众则是指易感个体接受特定群体的错误行为倾向，所表现出的跟从行为。结合韩豫等[10]的研究，可将人因风险示范模仿基于传受双方的不同分为复刻式、创造式、协同式，将人因风险感染从众以其作用力度及时间，分为群体压力式和潜移默化式。由传播学理论可知，示范模仿的主要要素为行为传播方的特征、接受方的心理状态以及双方人际关系，感染从众的主要要素为安全氛围和行为接受方的心理状态，其中行为传播方特征和双方人际关系的结合体可看成是安全氛围，从这一角度上看，感染从众是一种特殊的示范模仿，故可不做分开研究。参照叶贵等[11]对人因风险形成机制的研究，结合地铁施工人因风险传播实际，某一易感个体感染人因风险的过程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地铁施工人员人因风险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安全氛围对其人因风险传播过程有重要影响，人员心理状态对其人内传播过程有重要影响。

图1 人因风险传播过程

2 因素分析及研究假设

2.1 人员心理状态

由图1可知，人员心理状态对地铁施工人因风险传播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结合赵挺生等[12]的研究，不难发现人员心理状态可影响易感个体面对他人人因风险时的行为选择，故可将其作为中介变量。人员心理状态可分为心理活动、情绪状态和易感程度三类，其中心理活动包括信任、从众、侥幸等心理。由于地铁施工现场特殊的隧道环境给工人带来的不适和压抑感，地铁施工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这会影响到其面对他人人因风险时的选择。另外，地铁施工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安全知识、安全意识等个体易感度因素，也是人员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在面对行为选择时，工人会将相关经验带入，影响行为传播结果。由此可提出假设Hm：人员心理状态对人因风险传播显著影响。

2.2 班组安全氛围

本研究综合地铁施工人员群体特性、人因风险传播过程及相关文献，将影响地铁施工人因风险传播的安全氛围识别为5个维度。由于地铁施工人员的群体特性，安全氛围应包括上级监管和安全绩效，同时，基于传播理论及地铁施工人员群体特性，安全氛围应包括班组人际关系及工友行为，此外，由地铁施工特殊的隧道作业环境可知安全氛围应包括环境因素。

2.2.1上级监管

孙峻等[7,13,14]将管理者的态度和行为作为建筑施工人员安全氛围的维度。由地铁施工人员的群体特性可知，其也同建筑工人一样具有文化水平较低、易盲从的特点，上级的监督管理对他们影响显著。综合地铁施工人员的实际情况及上述研究可知，管理者的安全关注程度、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及安全培训等，可影响地铁施工人员的心理状态，左右其面对他人人因风险时的选择，对其人因风险传播有重要影响。由此可提出假设Ha1：上级监管对人员心理状态显著影响；Ha2：上级监管对人因风险传播显著影响。

2.2.2安全绩效

李燕[15]研究发现在建筑业中，安全绩效可做为安全氛围的维度，Christinan等[16]研究发现安全绩效可由安全参与、安全遵从和安全结果测量。由地铁施工人员易盲从、交互性强的群体特征可知，地铁施工人员易受身边工友影响，班组成员是否主动参与安全培训、安全会议、安全演练等安全生产相关活动、是否主动遵从相关安全规程，以及班组的事故发生率，均可对其心理状态和人因风险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得出假设Hb1：安全绩效对人员心理状态显著影响；Hb2：安全绩效对人因风险传播显著影响。

2.2.3人际关系

研究发现工人之间的交流可作为安全氛围的维度[17]，工人之间的交流基于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故可合理推断，工人间的人际关系也可作为安全氛围的维度。由传播理论及地铁施工人员内部一致性高，交互性强的群体特性可知，在地铁施工班组群体中，成员之间交流合作频繁、人际关系亲密，班组人际关系对其人员心理状态和人因风险传播有重要影响。同时由周丹等[6,10]的研究可知，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主要有亲缘地缘关系、作业协同关系、私人交往关系和技能示范关系四个类型。由此可得出假设Hc1：人际关系对人员心理状态显著影响；Hc2：人际关系对人因风险传播显著影响。

2.2.4工友行为

研究发现工友行为可做安全氛围的维度，并对工人行为有重要影响[9]。由传播理论及地铁施工人员封闭、高危的群体特性可知，地铁施工人员在复杂的作业过程和封闭的群体环境中极易产生失误，并产生人因风险的传播。同时由韩豫等[18]研究发现不安全行为的收益、完成难度及后果，会影响行为在成员中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知工友行为对地铁施工人员的心理状态及人因风险传播均存在重要影响。由此可得出假设Hd1：工友行为对人员心理状态显著影响；Hd2：工友行为对人因风险传播显著影响。

2.2.5工作环境

季闯等[13]研究发现工作环境可做安全氛围的维度，屈岩[17]研究发现矿井工作环境对井下工人的行为有显著影响，同时韩豫等[10]研究发现，工作环境对人因风险传播也存在重要影响。地铁施工多属于隧道作业，隧道工作环境和井下工作环境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相对恶劣的照明、粉尘、噪音环境，以及地下空间作业设施等因素，同样会作用于地铁施工人员的心理，并影响人因风险传播结果。由此可得出假设Hf1：工作环境对人员心理状态显著影响；Hf2：工作环境对人因风险传播显著影响。

3 基于SEM的实证分析

3.1 量表设计及量表检验

本研究向西安市内2个地铁施工工地发放937份调研问卷，共收回问卷856份，回收率为91.4%，去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计721份，有效率为76.9%。有效问卷中有227份由意见领袖填写，样本量偏少，故向重庆市内某地铁施工工地追加66份有效问卷。向每位受访工人发放两份问卷，问卷1分为受访人员的背景信息和各外因潜变量的测量题项两部分，问卷2为内因潜变量及中介变量的测量题项。量表为7级打分法，采用通俗易懂的描述性语言，数字越大表示越同意题项描述，SEM各变量设定及其观测指标如表1，2所示。

表1 问卷1的旋转成分矩阵

表2 问卷2的旋转成分矩阵

首先利用SPSS 23.0软件对量表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在进行量表检验时，不对样本类别进行区分。利用克朗巴哈信度系数衡量问卷整体的信度，得到问卷1，2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31，0.814。利用KMO和Barttlett检验对样本进行效度分析，可得出问卷1，2的KMO值分别为0.834，0.786。问卷1，2的旋转成分矩阵如表1，2所示。

3.2 模型构建、检验与修正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AMOS 23.0分别模拟意见领袖样本和普通工人样本的数据，得出各路径系数。为取得较为理想的模型，选取了NC，PGFI，CFI，RMSEA，IFI，NFI等6个指标来检验模型拟合度，同时，综合MI值和模型本身的合理性，对模型1，2均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模型如图2，3所示。修改后模型拟合度指标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模型1所有指标均达标，模型2仅NC未达标，但也接近理想值，故模型拟合度良好。

图2 意见领袖样本SEM模型

图3 普通工人样本SEM模型

指标NCPGFICFIRMSEAIFINFI理想值<3>0.5≥0.9≤0.06≥0.9≥0.9模型实际值模型12.480.6230.9710.0470.9730.966适配性是是是是是是模型23.070.5030.9460.0430.9510.930适配性否是是是是是

3.3 模型结果分析

3.3.1路径分析

模型1，2的测量模型路径系数如图2，3所示，由图可知，模型1，2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均在0.5～0.7之间，且由AMOS 23.0输出结果可知，测量模型的所有路径均在0.001水平下显著。模型1，2的结构模型路径系数由表4所示，由表4可知，在意见领袖模型中上级监管(0.512，0.478)、安全绩效(0.437，0.438)、人际关系(0.441，0.443)、工友行为(0.486，0.507)对人员心理状态及人因风险传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环境(0.355，0.322)对人员心理状态及人因风险传播均无显著影响。在普通工人模型中，上级监管(0.537，0.541)、安全绩效(0.463，0.511)、人际关系(0.513，0.488)、工友行为(0.431，0.426)对人员心理状态及人因风险传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环境(0.329，0.344)对人员心理状态及人因风险传播均无显著影响，仅假设Hf1，Hf2未得到验证。人员心理状态对人因风险传播的路径系数在意见领袖模型中为0.331，在普通工人模型中为0.387，由此可知其中介作用在普通工人样本中更明显。由表4亦可得出各安全氛围维度对人因风险传播的总路径系数，意见领袖模型中，工友行为的总路径系数为0.507+0.486×0.331= 0.668；上级监管的总路径系数为0.478+0.512× 0.331=0.647；人际关系的总路径系数为0.443+0.441×0.331=0.589；安全绩效的总路径系数为0.438+0.437×0.331=0.582；工作环境的总路径系数为0.322+0.335×0.331 =0.443。普通工人模型中，上级监管的总路径系数为0.541+0.537× 0.387=0.749；安全绩效的总路径系数为0.511+ 0.463×0.387=0.690；人际关系的总路径系数为0.488+0.513×0.387 =0.687；工友行为的总路径系数为0.426+0.431×0.387=0.593；工作环境的总路径系数为0.344+0.329×0.387=0.471。

表4 SEM路径系数值

注：*，*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p<0.01，p<0.001

3.3.2结果讨论

由3.2.1中路径分析结果可知：

(1)就意见领袖而言，对其人因风险传播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工友行为、上级监管。这是由于意见领袖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操作技能，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会让其较普通工人更难受到周围成员的影响，人际关系、安全绩效等因素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会慢慢减少。面对他人人因风险时，他们更为在意的是若模仿或跟从能否带来收益、上级的态度或是否会受处罚等，故工友行为和上级监管对其影响较大。

(2)对于普通工人来说，对其人因风险传播影响较大的要素为上级监管、安全绩效和人际关系。与意见领袖不同，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他们更易产生从众心理，更易对技能示范者产生信任心理，更易受群体安全遵从行为的影响，同时上级的重视程度和监督、培训等管理措施对他们产生的作用更为显著。

(3)就传播方式而言，意见领袖更倾向于对他人人因风险进行内化和创造，不太会直接复刻他人行为或因群体压力而产生跟从行为，普通工人则与之相反。另外，不管是意见领袖还是普通工人都较易在协同作业过程中被传播人因风险。

(4)人员心理状态的中介作用对普通工人来说更为明显，这是由于意见领袖的安全意识、自控能力等相对较强。

4 结 论

基于上述分析，确定了各影响因素对地铁施工工人人因风险传播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各因素对意见领袖和普通工人两类人员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基于此，在对两类人员人因风险传播进行管控时，应充分考虑其人因风险传播的各自特征，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管控效率。

(1)就意见领袖而言，各因素影响程度为工友行为>上级监管>人际关系>安全绩效>工作环境。因此在抑制意见领袖人因风险传播时，应重点从识别工友行为出发，筛选班组中存在的潜在收益较大、行为后果较轻、完成难度较小的不安全行为进行矫正。同时，还需重视上级监管，着重提高安全关注度和奖惩措施力度，以提高意见领袖安全操作的积极性，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2)就普通工人而言，各因素影响程度为上级监管>安全绩效>人际关系>工友行为>工作环境。因此在抑制普通工人人因风险传播时，应重点关注上级监管情况，着重提高安全关注度、作业监督力度及安全培训力度。同时还应关注班组的安全绩效，着重提高成员对安全相关规程的遵从程度。另外，班组人际关系对普通工人影响较大，应提高技能示范成员的业务水平，减少其产生人因风险的几率。

(3)对于意见领袖和普通工人而言，均应重视协同作业过程中的人因风险传播现象，加强对此过程的监督管理。另外，工作环境因素虽然对人因风险影响不显著，但因显著与不显著是相对的，由于地铁施工隧道环境的特殊性，也应重视现场设备的安全性，以及照明、降噪等方面的工作。

(4)人员心理状态对普通工人人因风险传播的中介作用大于对意见领袖，因此，应更加重视普通工人安全意识的建立及安全知识的灌输，关注其心理和情绪的变化，使其具有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

(5)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可将研究样本扩充，同时识别更多的安全氛围维度，进一步分析班组安全氛围对地铁施工工人人因风险传播的影响。另外，还可采用纵向跟踪研究法，深入研究班组安全氛围对人因风险传播的影响，并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数字化模拟影响过程。

[1] 陈伟珂, 王炳淳. 基于SEM的地铁施工不安全行为与认知关系的研究[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5, 11(3): 154-160.

[2] 王 纯. 基于人的不安全行为的地铁施工安全管理研究[D]. 天津: 天津理工大学, 2014.

[3] Subiaul F. Dissecting the imitation faculty: The multiple imitation mechanisms (MIM) hypothesis[J]. Behavioural Processes, 2010, 83(2): 222-234.

[4] Schneider B, Salvaggio A N, Subirats M. Climate strength: A new direction for climate research[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 87(2): 220-229.

[5] 韩 豫, 梅 强, 周 丹, 等. 群体封闭性视角下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传播特性[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6, 12(3): 187-192.

[6] 周 丹.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传播特性与机理研究[D]. 镇江: 江苏大学, 2016.

[7] 孙 峻, 颜 森, 杜春艳. 建筑企业安全氛围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实证[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4, 14(2): 60-64.

[8] 王朋粉. 安全氛围对地铁施工人员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D].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17.

[9] 艾飞成. 安全氛围与煤矿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关系研究[D]. 西安: 西安科技大学, 2014.

[10] 韩 豫, 梅 强, 刘素霞, 等.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模仿与学习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5, 11(6): 182-188.

[11] 叶 贵, 李 静, 段帅亮.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研究[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6, 12(3): 181-186.

[12] 赵挺生, 张 淼, 刘 文, 等. 地铁施工工人不安全行为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7, 27(9): 27-32.

[13] 季 闯, 韩冉冉, 吴伟巍, 等. 建筑施工班组安全氛围量表设计与应用[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5, 25(5): 138-144.

[14] Seo D C, Torabi M R, Blair E H．A cross-validation of safety climate scale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approach[J].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2004, 35: 427-445.

[15] 李 燕. 基于SEM的建筑企业安全文化影响因素评价研究[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13.

[16] Christinan M S, Bradley J C, Wallance J C, et al. Workplace safety: A meta-analysis of the roles of person and situation factor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5): 1103-1127.

[17] 屈 岩. 煤矿井下安全氛围对作业人员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D]. 淮南: 安徽理工大学, 2017.

[18] 韩 豫, 梅 强, 刘素霞, 等. 建筑工人习惯性不安全行为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5, 25(8): 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