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监督还是合谋

（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2016年12月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中显示，部分企业存在财务管理薄弱、会计核算不规范、财税法规政策执行不到位甚至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会计造假行为层出不穷。一般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形成完善的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而高管的薪酬设计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主要内容。研究发现，高管会通过操控会计信息、虚构公司利润来增加自己的薪酬。但据《证券时报》报道，部分上市公司近几年净利润的连续下滑却伴随着高管薪酬的逐年攀升，甚至出现高管薪酬超过净利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高管薪酬是否还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及其影响如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支付高管高额的薪酬，是希望其为公司效力。高管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被委托人继续任用。一方面，高管的努力提高了企业经营业绩，减弱了公司进行盈余操控的动机；另一方面，高管为赢得股东的信赖，也会做好会计信息的产出工作。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当公司实施薪酬激励时，高管与股东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降低。高管薪酬增加时，外部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度也会增加，高管的机会主义成本增加，更难操控会计信息。另外，增加高管的薪酬会降低在职消费，这将降低他们通过操控会计信息来进行掩饰的可能性。一旦恶意的盈余管理被查处制裁，高管面临的是降职甚至开除，还会失去之后的就职竞争力，因此高管不会为了增加公开披露的报酬而进行盈余管理，操控会计信息。也有学者认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有可能是认为公司的会计政策低估了公司的实际盈利状况，在增加个人利益的同时，更加真实透明地披露了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

也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①从薪酬确认依据的角度分析，股东倾向于以盈余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以此来确定其薪酬。管理层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有动机做出虚报公司利润的举动。采取盈余管理行为获得的薪酬越高，作为理性经纪人的高管操控会计信息的动机越强。②从收入时间价值的角度分析，相比于未来收益，高管人员更注重当前无风险的货币收入，高管倾向于将未来的公司盈余操控至当前报告期间以求获得薪酬现值，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受损。③从避税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将部分薪酬通过虚构项目等途径以现金形式报销给高管，在财务账目上表现为管理费用增加、应付薪酬减少，在帮助高管避税的同时减少了企业所得税。由于避税行为是复杂且不透明的，高管利用这个特性谋取私利，进一步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广义的公司高管包括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承担向股东汇报会计信息的责任，而CEO是会计信息的最终产出者，两者与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紧密相关且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学者主要关注独立董事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但实证表明两者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针对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发现，对CEO的薪酬激励能够抑制其基于机会主义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目前学者对于董事和CEO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基于三层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董事承担监管职责，与CEO之间是监督关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董事和CEO之间存在合作自利的关系，而董事与CEO在其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呈现的关系究竟是监督还是合谋尚待研究。

分析已有文献可知，以下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第一，目前关于高管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文献大多将所有高管的薪酬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单类高管的薪酬，却缺乏对不同高管之间的关系推动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研究。本文选取高管中与会计信息密切相关的董事和CEO，基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其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由于董事和CEO之间可能兼具监督和合谋关系，本文将董事薪酬分解为监督薪酬和超额薪酬，探究不同类型的高管薪酬及薪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不同影响以及高管关系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从而为企业通过薪酬设计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更详细的经验证据。

所谓监督薪酬是指董事薪酬中上市公司支付给董事，鼓励其履行监督职能的薪酬，薪酬高低取决于董事的监督难度及监督力度；超额薪酬是指董事利用权力寻租获得的超出其对公司真实贡献应得的合理回报的部分。当董事薪酬中只包含监督薪酬时，说明董事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没有自利行为，与CEO是简单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如果董事薪酬中包含超额薪酬，说明董事存在寻租行为。由于CEO手中的权力和掌握信息的优势，董事的寻租行为有可能是与CEO联手实行的，以操控会计信息为手段谋取私利，损害股东利益。此时，两者之间除了监督关系可能还有合谋关系，甚至董事监督职能失效，两者关系完全变为合谋。董事和CEO都与会计信息有密切关系，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

第二，已有研究把高管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机制作为理论基础探究影响的方向，而未实证检验作用机制蕴含的影响路径，对于高管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过程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构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检验路径，并基于大股东监管对董事监管的替代作用，进一步探讨大股东监管对该路径的调节作用，更加深入地研究高管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机理，帮助上市公司从影响的全过程分析路径上的各个环节，找到薪酬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董事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委托代理理论指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了股东与公司高管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公司良性发展。根据激励理论，合理的激励制度将使高管和股东、公司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从而缓解代理冲突。薪酬设计作为一种显性的激励机制，经常被用来鼓励高管选择对公司、对股东最有利的行为。当股东给予的与职能相关的薪酬达到了董事的期望时，董事为了持续享有这份薪酬，会做出维护股东权益的决定以求获得继续任命的机会。一方面，董事工作积极性上升，正向促进公司业绩增长，根据印象管理理论，拥有良好业绩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普遍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目标一致，董事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操控会计信息的可能性也就相应降低。因此，本文认为，董事监督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内部控制人”手中，董事会进行利益权衡且有机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最大化谋取个人利益。当薪酬激励力度不够时，一方面董事对公司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降低，在工作职责上选择偷懒，甚至不执行监督职能，从而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利益需求未被满足时，董事作为理性经纪人，更偏向于选择背叛股东去追求自利目标，采取其他方式获取更高薪酬，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利行为，董事可能会操纵会计信息，这部分与董事监督职能无关的薪酬即董事超额薪酬，超额薪酬的提高意味着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a：董事监督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假设1b：董事超额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

（二）CEO薪酬与董事薪酬

在三层委托代理关系中，董事承担的是监督代理人的责任。但是对于董事和CEO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监督观”和“合谋观”的分歧。

“监督观”认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逐渐增强，董事和CEO之间存在较强的监督与制约关系。当激励力度足够大时，董事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此时董事会想尽办法使CEO努力工作，监督其合理使用职权。根据社会比较理论，董事会根据自己所获得的薪酬为CEO设定薪酬，董事获得的监督薪酬提高，CEO薪酬也会相应地提高。

但是“合谋观”认为董事与CEO之间是合作关系甚至是合谋关系，由于市场尚不成熟，董事的聘任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同等条件的候选人中董事长和CEO等人的“朋友”更有可能入选董事会。“裙带董事”的存在削弱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发挥的效力。亲戚好友之间的利益共享文化使得上市公司的董事从一开始就有和CEO合谋的可能性，在提高自己薪酬的同时给予CEO好处。根据高管权力理论，即使不存在“朋友”关系，如果董事的薪酬需求得不到满足，会产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额外收益的动机，CEO也有可能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掌握信息的优势，“收买”董事与之合谋共享高薪，董事超额薪酬与CEO薪酬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a：董事的监督薪酬增加会导致CEO的薪酬增加。

假设2b：董事的超额薪酬增加会导致CEO的薪酬增加。

（三）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CEO与会计信息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股东无法直接知晓信息质量，其为获得更真实有用的决策信息，会加强对董事的监督激励，使董事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为了使CEO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董事会选择加大CEO的薪酬激励力度。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在高薪作为回报的基础上，CEO会努力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所以本文认为，董事得到的监督激励薪酬越高，给予CEO的激励薪酬也会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即形成“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监督观”下影响路径关系

而在“合谋观”下，董事利益未得到满足，从而产生通过其他方式谋求利益的动机，CEO要达到分享和转移剩余索取权的目的需要顺利通过董事的监督，因此双方达成“默契”。另外，由于CEO也参与董事是否连任的决策，董事也有可能向CEO示好，而后CEO使用权力为董事谋取利益。董事即使知道CEO的某些决策有损于股东利益，但出于利益需求也会向股东隐瞒。高管联结使得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失效，而公司的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密切相关。所以本文推测，董事出于自利动机获得的报酬越多，越能说明双方存在合谋。这种自利行为通过操纵公司会计信息得到了掩饰，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即形成“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合谋观”下影响路径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a：董事监督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中CEO薪酬起中介效应。

假设3b：董事超额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其中CEO薪酬起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及检验模型

本文实证部分首先构建董事薪酬分解模型，获得董事监督薪酬及超额薪酬数据。然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组验证董事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三者的关系。

1.变量定义与董事薪酬分解。首先，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总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与监督难度和监督需要相关的因素（见表1）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将模型能拟合的部分称作董事监督薪酬，超出监督职能所匹配薪酬的残差部分作为董事超额薪酬。

其中，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Monitor是指表1中的全部影响因素，Year是指年度虚拟变量，LnDirPay表示董事薪酬，以企业年报中“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总薪酬”的自然对数表示。模型中，由监督因素解释部分的薪酬，我们称为董事监督薪酬；其残差被称为董事超额薪酬（LnDirPay_E）

表1 董事监督职能相关的影响因素

其次，本文实证中涉及的变量还包括：

（1）会计信息质量（QAI）。葛家澍等（2001）认为会计信息应首先具备决策有用性，即具备可靠性和相关性，另外必须保证在决策前提供，即保证及时性。因此，本文从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三个维度选取三个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相加成一个综合指标来度量会计信息质量。①可靠性：以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衡量，设置变量|DAcc|代表企业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采用扩展的琼斯模型计算。②相关性：以上市公司及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衡量，设置变量RFR。胡国柳、韩葱慧（2009）研究指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与否取决于该公司的内在投资价值，而一家公司的内在投资价值可通过净资产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比值来测度。本文采用一年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平均利率（shibor）代替无风险收益率。2010～2015年shibor分别为：2.61%、4.92%、4.77%、4.43%、4.96%、3.04%。③及时性：以报表披露延迟时间衡量，设置变量TIME。由于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不及时披露可能为某些企业操纵会计信息创造了时间条件（朱晓婷、杨世忠，2006），所以财务报表的公布时间与其预计公布时间相比是否有差异可以从侧面反映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2）CEO薪酬（LnCEOPay）。用公司财务报表中“总经理薪酬”的自然对数衡量。

2.中介变量模型。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选取资产负债率（TDR）和净资产收益率（ROA）为控制变量（简冠群，2013；胡国柳、韩葱慧，2009）。根据上文的分析，董事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是通过影响CEO薪酬安排来实现的。为检验CEO是董事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变量，需要建立如下三个方程（Mackinnon et al.，2006）：

式（2）～式（4）中：LnDirPayi,t代表LnDirPay_Mi,t和LnDirPay_Ei,t；系数c表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总效应；系数a表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酬）对CEO薪酬的影响效应；系数c′表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直接影响；系数b表示CEO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以下样本：①ST、∗ST的公司；②金融业的公司；③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的公司；④数据缺失的公司。鉴于模型对行业内公司数量的要求，剔除各年度样本公司数量少于10的行业。本文以2001年证监会分类为标准对行业进行分类，为防止制造业公司数量过多干扰回归结果，对制造业进行二级分类。最终，有效样本数据为4662个。

由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缺少CEO薪酬和本文所需持股比例数据，为保证薪酬数据的匹配，本文从巨灵数据库获得所有薪酬数据和持股比例数据，剩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解近几年高管的薪酬水平，本文按年份对董事薪酬和CEO薪酬进行描述性统计。参考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将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比较，分析高管的薪酬水平，如表2所示。

表2 薪酬描述性统计 单位：万元

由表2可知，2010～2015年董事薪酬一直稳定在100万元以上，CEO薪酬一直稳定在50万元以上，且前五年一直在增长，2015年大幅下降或与当年实施改革方案有关。六年来，董事薪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1%，CEO薪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0%，而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处于下降状态。董事薪酬与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一直维持在12～18倍，CEO薪酬则是维持在5～7倍，且薪酬差距在持续加大。参考央企规定，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尚处正常范围，董事薪酬过高。

本文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N=4662）

董事薪酬的最大值为17.0600，最小值也有10.7100，说明董事薪酬水平普遍偏高。CEO薪酬的最大值为16.0800，最小值只有1.4600，差异较大。操作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均值为0.0657，最大值为2.7109，盈余管理的行为非常普遍。另外，上市公司及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报表披露延迟时间波动较大，结合会计信息质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差距较大。独立董事比例的均值为0.3126，最小值为0.0025。证监会于2001年指出，独立董事人数至少应占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性依旧有待提高。

（二）回归结果分析

1.董事薪酬分解回归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董事薪酬的水平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董事薪酬与公司的监管难度和监管需要之间显著相关，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由此，本文相信模型结果能较好地还原实际情况，可以为后续回归提供数据基础。

2.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回归分析。本文使用模型（2）（3）（4）组成的方程组检验假设1、假设2和假设3。为方便对比分析，在表5中同时报告三个模型关于超额薪酬和监督薪酬的回归结果。

表4 董事薪酬分解回归结果

表5 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首先，分析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董事监督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接受假设1a。董事监督薪酬越高，CEO薪酬反而越低，拒绝了假设2a。这可能是因为在面对董事强有力的监督时，CEO粉饰利己行为的难度增大，CEO薪酬中通过“暗箱操作”获得的不正当薪酬下降，损失的收益大于董事给予的激励薪酬，这或许也是描述性统计中部分公司CEO薪酬较低的原因。在对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回归时，董事监督薪酬的系数依旧为正且显著，CEO薪酬的系数显著，表明CEO薪酬起部分中介效应。根据假设2a的实证结果，CEO薪酬不升反降，CEO的“工资刚性”特征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刘斌等，2003），而假设3a的实证结果显示CEO薪酬的系数为正。

为了进一步确认，使用Sobel方法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CEO薪酬确实存在中介作用，接受假设3a。学者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存在多个中介变量，而这些中介变量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方向是不同的，本文构建模型时只考虑了CEO薪酬，所以其系数体现的是各个中介效应的累加结果（Andrew，2009），导致出现了“不一致的中介效应”，即董事监督薪酬通过CEO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间接影响和董事监督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直接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受到激励的董事确实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没有合理地设计CEO激励薪酬以实现良性传导。股东未注意这条路径上的其他关节，一味地增加董事的薪酬，这也可能是目前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普遍偏高的一个原因。

其次，分析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董事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接受假设1b。同时结果显示董事超额薪酬与CEO薪酬正相关，接受假设2b。在对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回归时，董事超额薪酬的系数依旧为负但不显著，CEO薪酬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CEO薪酬呈现完全中介效应，即董事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没有直接影响而只有间接影响。

同时通过Sobel方法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接受假设3b。本文认为CEO薪酬的完全中介效应表明董事作为监管者无法直接恶意操控会计信息获得个人利益，只能通过与CEO合谋实现。超额薪酬的存在是董事薪酬偏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也是部分公司CEO薪酬偏高的原因，这种自利行为提高了上市公司平均CEO薪酬，与董事监督带来的损失相互抵消，最终呈现出一个正常范围内的薪酬水平（见表2）。这说明CEO对薪酬的期望处于正常水平，只要对董事和CEO的薪酬激励都到位，可以在不进一步提高CEO薪酬市场平均水平的前提下，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

最后，通过计算可知，在董事监督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影响中，有8.1%是通过CEO薪酬的中介效应实现的，而董事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影响完全是CEO薪酬中介效应的作用。董事和CEO之间兼具合谋和监督关系，都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且合谋效应强于监督效应。虽然CEO激励薪酬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但是如果董事放弃了监督而选择与CEO同流合污会加剧会计信息质量恶化的程度。

（三）进一步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1.大股东监管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在“委托人—代理人”的基础上加入监督人，是因为监督人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及业务能力，能更好地履行监督代理人的职责。在公司股权分散的情况下，董事监督CEO的效果优于股东直接监督CEO（Baldenius et al.，2014）。但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董事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是一条不良传导的影响路径，需要纠正与改善。而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大股东具备自己监督CEO的能力，降低了对董事的依赖，董事与CEO的关系不再紧密，即大股东监督会影响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如图3所示。

表6 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表7 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图3 影响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

为进一步验证大股东监督对CEO薪酬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是否会缓解薪酬设计不合理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降低，本文选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作为大股东对CEO监督能力的代理变量，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超过50%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

表6的结果显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时，董事监督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正向影响，其中有8.2%的效应反映在CEO薪酬的中介效应上，与全样本相比，中介效应更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时，CEO薪酬、董事监督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CEO薪酬的中介效应消失。可以认为当大股东直接监督CEO的能力较强时，形成了对董事监督的替代作用。

表7的结果显示董事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负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时，CEO薪酬呈现完全中介效应，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时，CEO薪酬与董事超额薪酬的相关性降低，中介效应减弱，这可能是因为股东监管的加入使得董事与CEO的合谋行为较难开展。综上，本文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形成股东监督替代董事监管的现象，对CEO薪酬的中介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薪酬设计不合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2.稳健性检验。本文选用上市公司“所有董事的平均薪酬”代替“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总薪酬”作为“董事薪酬”的替代变量，检验研究方案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与表5列示的回归结果相比，表8中各系数都有细微差异，但是总体影响方向及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化，不改变本文结论，即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同时，本文也对进一步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未发生改变，限于篇幅不列示实证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高管薪酬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探究高管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过程，本文选取高管薪酬中的董事薪酬和CEO薪酬，并将董事薪酬分解为监督薪酬和超额薪酬，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表8 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第一，董事监督薪酬增加会直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同时导致CEO受到更大力度的监管，无法暗箱操作谋取利益。如果CEO丧失不正当收入的同时未收到董事给予的与之相匹配的激励薪酬，导致其总体薪酬下降，则会丧失工作积极性，从而使得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公司对董事的激励作用因没有做好CEO的薪酬设计而未能完全发挥，未完全实现“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良性传导。董事超额薪酬的增加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但是只有间接影响而没有直接影响，董事只能通过和CEO合谋获得超额薪酬，并通过操纵会计信息作为掩饰，从而降低会计信息质量。

第二，董事和CEO之间既有监督关系又有合谋关系，这两种关系都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使得董事薪酬普遍偏高。薪酬激励制度存在较大问题，代理人问题严重。存在“董事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路径，CEO薪酬在董事监督薪酬和超额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分别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和完全中介作用，合谋效应大于监督效应。上市公司依然不能放弃对董事的薪酬激励，否则董事放松监管、选择合谋带来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更严重。另外，股东监督对CEO薪酬的中介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缓解薪酬设计不合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

（二）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①企业应针对董事监督职能设置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同时要求董事为CEO提供足够的薪酬激励，让其积极主动地“弃暗投明”，使“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成为一条传导顺畅的正向影响路径，最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②将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条款加入董事薪酬契约，同时将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加入CEO考评体系，并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或者提高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从而降低董事和CEO合谋的可能性，即削弱“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路径，抑制会计造假行为。

主要参考文献：

秦婧华，李竹梅，和红伟，张珂莹．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内部控制的中介传导效应检验［J］．财会月刊，2015（36）．

罗艳梅．从盈余持续性视角看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效果［J］．财会月刊，2017（36）．

王华．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是高管盈余管理的诱因吗——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J］．会计之友，2016（9）．

张雪彤，朱琪．盈余管理动机、超额薪酬与公司真实业绩［J］．财会通讯，2017（21）．

杨志强，王华．公司内部薪酬差距、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行为——基于高管团队内和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的比较分析［J］．会计研究，2014（6）．

马黎．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来自2009～2014年沪深两市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东岳论丛，2017（6）．

陆瑶，胡江燕．CEO与董事间“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6（2）．

朱滔．董事薪酬、CEO薪酬与公司未来业绩：监督还是合谋？［J］．会计研究，2015（8）．

潘红波，韩芳芳．纵向兼任高管、产权性质与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16（7）．

郑国洪，黄艳妮．企业异质性、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财会通讯，2017（6）．

许楠，刘浩，王天雨．非创始人CEO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A股创业板公司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6（8）．

苏灵，郭汝婷．代理冲突机制、CEO薪酬与公司价值［J］．财会月刊，2017（18）．

吴先聪，徐婷．关于审计委员会遇上强权高管的文献综述［J］．财会月刊，2017（9）．

高璐．独立董事的现金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J］．会计之友，2017（4）．

刘启亮，罗乐，张雅曼，陈汉文．高管集权、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J］．南开管理评论，2013（1）．

李常青，陈泽艺，黄玉清．内部控制与业绩快报质量［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1）．

Baldenius T.，Melumad N.，Meng X.．Board CompositionandCEO Power［J］．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