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参会
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同志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其实,虽然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已经伏下了。
一场以“文化大革命”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使这场运动的正当性丧失殆尽。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