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化乌托邦之灵的自我相遇

内容摘要：对“乌托邦之灵”的追索是布洛赫早期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他的《乌托邦之灵》中，布洛赫将这种追索建基于过程哲学视域内的“尚未”概念，借助“生活瞬间的黑暗”这一宗教神秘主义意象，把最终的希望指向了主体内在化的自我相遇。这种自我相遇是乌托邦之灵对没有超越者的超越，是回归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布洛赫的这一思想，看似玄妙，实则颇具现实考量。

关键词：乌托邦之灵；内在化；自我相遇；尚未；布洛赫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5YBB24）和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5YJ020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影，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理论、犹太-基督传统与文学、现代德裔犹太思想家的神秘主义诗学研究。

Abstract： On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rnst Blochs early thinking is his pursuit of “the Spirit of Utopia.”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Spirit of Utopia， Bloch resorts to the concept of “not-ye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philosophy 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n such pursuit. With the religiously mysterious image—“the darkness of lived moment，” Bloch pins the ultimate hope on the self-encounter of subjective internalization. Such internalization， for the Spirit of Utopia， acts as the “transcending without transcendence” and the self-redemption in the deepest soul. Superficially esoteric， Blochs early utopian philosophy is brimmed with realistic concern.

Key words： Spirit of Utopia， internalization， self-encounter， not-yet； Bloch

Author： Chen Y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and literature， mystical poetics of modern German Jewish thinkers. E-mail： cy@blcu.edu.cn

在1964年阿多诺与布洛赫的一次对话中，阿多诺盛赞布洛赫“重塑了‘乌托邦一词的荣耀”（Bloch and Adorno 1）。在这里，阿多诺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布洛赫的代表作Geist der Utopie对人们从负面解读“乌托邦”一词所进行的修正。自1918年Geist der Utopie首次出版以来，①围绕这本书的争论便没有停止，在这些争论中，该书使用表现主义的写作风格及晦涩难解的宗教神秘主义意象来描绘乌托邦所产生的效果经常成为主要的焦点。但无论人们对这本书秉持何种见解，布洛赫的这一作品对德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響。思想界的巨擎，如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本书的启发。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研究布洛赫的这一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传统，探究德国哲学体系中一以贯之的德意志精神并思考过程哲学语境里人们所保有的希望。

细考起来，不但“乌托邦”一词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逻辑亟待梳理，②被人们忽视的“Geist”一词的本质性含义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也需要深入考辩。布洛赫的Geist der Utopie （The Spirit of Utopia）虽尚无中译本，但凡涉及该书，学界将它通译为《乌托邦精神》（或《乌托邦的精神》）。这种译法不甚准确。因为无论是英文的“spirit”，还是中文的“精神”，都无法尽然展现“Geist”一词的本义。从词源的角度来看，“Geist”更接近英文的“ghost”（魂；灵），只不过在17世纪，英文“ghost”的含义逐渐趋向“spirit”，使得用“spirit”来翻译 “Geist”，内中蕴含了些许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色彩。在汉语学界，刘小枫教授精准地将布洛赫的这本书译为《乌托邦之灵》，使人颇受启发（刘小枫 5）。其实，无论是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还是他的希望原理，其理论起点和内在的论说逻辑都是从他对内在化乌托邦之灵的自我相遇这一点上展开的。

从过程哲学中的“尚未”到“生活瞬间的黑暗”

大部分布洛赫的研究专著（包括布洛赫著作的英译本），其中的前言或后记通常会讨论布洛赫独特而深邃的思想品格所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文森特·盖根（Vincent Geoghegam）甚至认为布洛赫是一位“只能了解，但不可能熟悉的作家”（Geoghegan 2）。其实，纵观布洛赫一生的思想轨迹，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基础在年轻时一经确认，之后鲜有大幅度的改变或曰转向。对布洛赫而言，他的思想基础便是过程哲学框架内、孕育在乌托邦之灵中的“尚未”（noch nicht）本体论。

在德国传统中，本体论（源于“存在”，“onto”， “being”）是无法全然与形而上学和神学脱离的。如果说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形而上学是超越自然的科学，当传统本体论开始探寻永恒的存在者（Being）本质的时候，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便交融在一起，它们的边界也渐渐融合。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追问人类的存在，且建基在泰勒斯以降稳定、静态、封闭的本体论上。柏拉图的理式论将这种传统进一步模式化、固定化，使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思考业已存在和恒久不变之物的本体论。这种形而上学的表现就是重视并强调事物的给定性，厌恶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和时间上的未来性。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停滞和保守的单向度思考模式排斥了那些尚未确定的过程性“非存在”，使传统哲学成为“根据过去时态或者完成时态去解释世界”（欧阳谦 112）的同义词，哲学家的作用从“阐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化也无从谈起。与经典本体论不同，“过程哲学”将现实置于变化的语境中，把存在（Being）视为生成（Becoming），用过程性品格体察世界。过程哲学在赫拉克利特、亚里斯多德、普罗提诺、莱布尼茨、黑格尔等古代、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所体现，柏格森和海怀特等现代哲学家对这一概念有着更加充分的论证。过程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过程中的哲学，它弃绝任何封闭性的定义与描述。过程哲学也因其张扬变动性、形成性、整体性、创新性和现实性，而常被现代思想家视为挑战传统形而上学的圭臬。布洛赫利用该体系的这些特点，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置于过程哲学的视域里，并由此发现人类及其外部世界并不是业已完成的，相反，他们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尝试状态”（Hudson 81），而这种“尚未”状态中的人并非仅仅在黑暗中毫无目标的追索，而是在不断地感知现实，最终寻得一种面向未来和希望的精神指向。布洛赫在这个意义上，把“尚未”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本体论的层次。在对“尚未”意识的论述上，布洛赫充分诉诸于表现主义的言说方式，从“黑暗”或者说“生活瞬间的黑暗”（the darkness of the lived moment）来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观点。

“我甚至不能经验并占据我自己。甚至连下面的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即当我正在吸烟、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十分希望自己过于靠近，站在我的面前。……只有刚刚过去的，对我而言才是现在”（Bloch， Spirit 187）。布洛赫的这段话与“我们可以活出（leben）我们自己，但我们无法经验（erleben）我们自己”（119）相契合。我们无法直观现在，又无法经验自我，人类始终游离在记忆和预言之间。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每个现实都是“阴影、隐匿的种子，（它是）移动的，作为经验的现实与意识部分关联”（200）。我们所处的盲点就是布洛赫意义上的“生活瞬间的黑暗”。这种黑暗最终指向我们，但可悲的是我们对它并不尽然了解，因为我们的双眼被遮蔽。“生活瞬间的黑暗”是一种源自过程哲学体系中“尚未”概念的隐喻式表达，术语中的“生活（gelebt）”与“经验（erlebt）”相对，这与布洛赫“我们可以活出（leben）我们自己，但我们无法经验（erleben）我们自己”相一致；而“黑暗”此处的含义更接近“未经中介的（unmediated）”（Hudson 97）。很明显，这两个词都具有空白、缺乏的含义，这种主体满足感的缺席，为“尚未”概念的生发与应用提供了极佳的注脚，内中的原因是人们需要时刻警醒并保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一种尚未。其实，无论是布洛赫常用的“生活瞬间的黑暗”，还是“真实在场的缺席”、“空洞”、“不充分”或者“盲点”（ Bloch， Spirit 135-136），他着力要解决的是通过这些概念展现当时决定论和实证主义泛滥之时，人类主体性消解的问题。早年的布洛赫在提出这个问题后，给出的解决之道便是在这种“生活瞬间的黑暗”中寻得弥赛亚的光明，其途径便是神秘主义的“凝视（gaze）”或“讶异（amazement）”。布洛赫之所以使用表现主义手法并诉诸宗教神秘主义的意象，除了他自身经历的原因之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因为我们无法使用人类的语言来理性表达一个尚未形成的过程性存在。在尚未的语境里讨论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人类的形而上学似乎显得苍白无力，似乎只有从宗教神秘主义中我们才能寻得力量，进而言说这种不可言说的悖论。因此，布洛赫在他的《乌托邦之灵》一书中，展开了对“乌托邦之灵”的寻觅，并把最终的希望指向了主体内在化前提之下的自我相遇。

“乌托邦之灵”与“内在化的自我相遇”

在讨论“生活瞬间的黑暗”时，布洛赫曾表明我们并不了解自己所处的黑暗，因为我们的双眼被蒙蔽。这种双眼被蒙蔽的状态决定了对这一概念的言说势必需要诉诸宗教神秘主义。因为“神秘主义”（mysticism）源自“myein”，意为“闭眼”。紧闭双眼，如失明的先知，不是对世事漠然处之，而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为了唤起一种新知”（Bloch， Atheism 197）。“生活瞬间的黑暗”并不是因为我们紧闭双眼造成的，相反，只有紧闭双眼，通过心灵“凝视”世界，我们才会发现身旁的黑暗蕴含着世界的最终归宿。这种归宿在布洛赫看来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因为在“生活瞬间的黑暗”里孕育着弥赛亚的种子。弥赛亚本身就是尚未范畴中人类的希望，这种乌托邦之灵，这种对弥赛亚的期盼“如同‘闪电不偏不倚地射进了我们的黑暗……，它不可避免地为弥赛亚的彰显、为彼岸世界的降临做着充分的准备”（Bloch， Spirit 22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布洛赫神秘主义视域中的乌托邦之灵并非奥古斯丁和艾克哈特所认为的那种兼具人类最终福祉与最后毁灭的版本，而是寻觅乌托邦之灵或乌托邦之光的一种归家情怀。布洛赫从未给乌托邦一个确切的定义，甚至反对任何赋予乌托邦某一确切含义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乌托邦本身不允许任何一个范畴来为之命名”（Bloch and Adorno 8）。尽管如此，布洛赫不可能逃脱人类的言说方式和理性的論辩模式来纯然地讨论他的这一核心议题。在《乌托邦之灵》里，布洛赫明确地提出他的乌托邦哲学“最终的基础性原则便是在所有事物中、在开端中、在贯穿世界的回响中，清晰地表述自我与我们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归家的大门”（ Bloch， Spirit 206）。在1963年布洛赫为《乌托邦之灵》所撰写的“后记”中，他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乌托邦之灵的归家情怀：“世界并非真实，但世界希望借由人类、借由真理回到家里”（27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布洛赫的这种乌托邦称为“与一个理想世界（transfigured world）的最终认同”。这一认同是过程性的，乌托邦之灵在“各种扭曲变形的事物后面，在各种层次的压制下面”最终会被发现，其方式就是通过希望这种手段来寻得这种微弱的乌托邦之光（Jameson 120）。

寻觅乌托邦之灵与乌托邦之灵的归家在本质上与德意志人对“Geist”的求索是相一致的。德意志人的这种民族品格在尼采的笔下得到了形象而深刻的描绘：“德意志人的灵魂首先是多重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德意志人爱好浮云和一切模糊的、发展变化的、朦胧的、不引人注意的和隐蔽着的事物；对他来说，似乎凡是不稳定的、不成熟的、自行转移的和成长着的东西都是‘深邃的，德意志人自己并不存在，他处于形成中”（转引自科佩尔 7-8）。由此可以看出体现“尚未”精神的乌托邦之灵是德意志人对自身完善性和美好未来的梦想，而对这种乌托邦之灵的追索，如前文所述，需要一种神秘主义的“凝视”来实现主体的内在化，需要与黑暗中的弥赛亚相遇，最终需要达到内在化乌托邦之灵的自我相遇。

“内在化”在布洛赫笔下有着不同的表述，如“内部”、“内在的路径”、“向内”等等。之所以追求内在化，按布洛赫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只有内在化，我们才不会受到它物的恒久影响”（Bloch， Spirit 267）。虽然布洛赫的表述方式隐晦神秘，但明显的是，他把当时的现实问题宗教化、神秘化了。《乌托邦之灵》成书的时代是动荡的20世纪初期，思想领域的虚无主义和现实生活的战争与危机，使布洛赫不得不思考并寻找一条人类解放的出路。他希望从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内部追溯问题产生的深层因素，以期解释社会主义传统为何无法在德国充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何难以被取代等问题。那些“追求利益的、追求一些由模糊且野蛮的内容所引导的集体性的目标”在布洛赫看来都是得不偿失的，这些目标很快就会丧失其发展的动力，并最终走向终结（267）。唯有回到人类自身，以“饥饿”（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力比多）为内在动力，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为外在动力，我们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体认乌托邦之灵，才能活出有希望、有深度的生活。布洛赫直接指出，倘若我们想追求一种“向上”（upward）的关系，即精神层面的提升，我们的途径只有内在化（only by going through）（212）。我们无法“经验我们自己”或仅仅“在生活的瞬间”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重现内在化的希望，并将这种希望作为“最寂静”、“最深邃”的愿望，在“某种无法名状的独一恰当的践行中”，作为“醒梦”（waking dream）陪伴着我们（191）。这种醒梦炽热而又神秘，它让人期待，因为它可以使人摆脱黑暗进入光明，它可以通过“思考、受苦、盼望”（277）的途径，使内在化走向其终点：自我相遇。

布洛赫《乌托邦之灵》一书的第一部分便是“自我相遇”。在这个部分里，布洛赫分别论述了“装饰品的生产”、“音乐哲学”和“不可构造的问题的形态”三个问题。除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形而上学语境内探讨自我相遇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从艺术、建筑、音乐、文学等方面来对自我相遇进行表征性的描绘。因为在布洛赫的眼里，为了摆脱人类本质性的异化，实现内在性的自我相遇，必须要有文学艺术的参与。只有对这些文艺手段进行一种神秘主义的“凝视”，才能发现其中的乌托邦之光，并凭此实现一种对现实“黑暗”的超越，乌托邦之灵的光辉才能照耀人类心灵的每个角落。这也是从更深的层次表明艺术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彰显。布洛赫寻觅的乌托邦之灵是一种充满弥赛亚气息的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这种精神蕴含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它需要在“黑暗的生活瞬间”中被识别、被唤醒。“自我相遇”就是“人心深處最深切的乌托邦希望的认识过程”（金寿铁 130）。在内在化自我相遇的过程中，通常会展现出某种末世论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教神秘主义独特的言说方式再次得到了使用的合法性。布洛赫通过大量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意象来具体论证他所理解的自我相遇。简单来说，自我相遇就是内在化乌托邦之灵的归宿，是唤醒人类心灵深处蕴含的弥赛亚精神，是用乌托邦之灵光照异化的人类灵魂。布洛赫甚至重新界定“恶”的含义。他认为“恶”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传统下人类骄傲的结果，而是人类自我（self）的倦怠和自我遮蔽，“恶”变成了对未来的曲解。从这个意义上看，“原罪”也不再是人类堕落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沿袭，真正的“原罪”是人类“不想成为上帝”（Bloch， Spirit 269）。这里的上帝已经摆脱了基督教神学语境中的意义，转而指向人类内化的乌托邦之灵在人类灵魂深处实现自我相遇后，人类与“上帝”的合一，即人类心灵深处乌托邦之灵的最终实现。内在化乌托邦之灵的自我相遇，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灵魂深处的一种自我救赎。

结语：指向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

布洛赫的早期乌托邦思想极力摒弃人的异化，张扬人性，倡导一种回归主体性的自我救赎。虽然比起谢林、黑格尔等人的神秘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这个时候的布洛赫影响极为有限，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布洛赫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和考量。在很大程度上，《乌托邦之灵》彰显了人类对未来的感知，它具有的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与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使得它成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奠基之作。人类所处的“尚未”状态以及人类潜能无法得到全然的实现，这些不仅源于社会历史状况与现实体制对人的束缚，从更本质的角度讲，是因为人类失去了反转的能力和内化的心灵。布洛赫希望回归到人类自身，用原始的希望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源自人类自身的原始能力就是内在化乌托邦之灵自我相遇的动力，是在寻求应然的过程中，对历史经验和理性掌控的一种超越，虽然这种“没有超越者的超越活动”是在一个无法命名的神秘场所——灵魂深处展开的。这种神秘的超越行为就是唤醒乌托邦之灵，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觅这种乌托邦之灵。乌托邦已不再是无有之乡，而是近在咫尺的人们生活的时代语境。难怪布洛赫在他的《乌托邦之灵》中宣告：“革命的使命必定会镌刻在乌托邦之上”（Bloch， Spirit 237）。内在化的自我相遇使人类获得了自我拯救，超越了充满危机的物化现世，它是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这也就是布洛赫在《乌托邦之灵》中结尾中所说的“革命的灵知”。

在布洛赫看来，“革命的灵知”的含义是世界在不真实中希冀借助人和真理归家。这一解读语境中“革命的灵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革命的末世论。正如布洛赫所言：“灵魂、弥赛亚和末世先验于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在布洛赫1918年第一版的《乌托邦之灵》中，他写道，末世就是“上帝渴切的黄昏绯红业已充盈在所有的事物中，同时，持掌天堂的既不是阿特拉斯（Atlas）也不是耶稣”（Kortner 44）。布洛赫把人类生活的世界称为“监狱”、“疯人院”和“藏尸所”，世界就是“伊克西翁的轮子，人类被钉死在这个轮子上”（Bloch， Spirit 270），人们无法拯救既存的世界秩序，拯救的方式除了终结既有，毫无他法。布洛赫《乌托邦之灵》重要的解读语境就是战争，这部书也是以“卡尔·马克思，死亡和末世论”结尾。从第一章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判断战争是布洛赫个人生活的主旋律，也是其弥赛亚视角的生发点。充斥在《乌托邦之灵》中的神学-弥赛亚式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1918年，即《乌托邦之灵》出版的同一年，布洛赫发表了题为《军事失利会有助于德国抑或损害德国》的小册子，他认为军事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德国。因为终点、末世是“希望的唯一源头”，军事上的失利会带来德国内在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重生（Rabinbach 110）。只有经历战争和毁灭洗礼的乌托邦之灵才能呈现一个没有死亡和痛苦的世界意象。经历死亡之后才能借由乌托邦之灵寻找完美，正如一个人只有经历了死亡，即人生的终点才能逾越死亡，回归天家。在末世面前，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变得格外苍白，大众与精英的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等，这一切都会在死亡的那一刻蒸发。弥赛亚的救赎，抑或政治的救赎也都会在乌托邦之灵中得到整合，成为一体。乌托邦之灵期待着弥赛亚式的救赎，这种救赎就在战争之后，它带来的是末日的丰收。

注释【Notes】

①该书于1923年经由布洛赫修改并扩充。

②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布洛赫曾花大量篇幅讨论“乌托邦”概念的来源和发展。在国内，同样有大量专著和文章探讨这一话题，如谢江平，《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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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