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简析

【摘要】技术创新具有“双刃剑”性质，因此，评判一项技术创新成功与否不能仅从技术本身来看，还应综合考虑技术目标、技术环境与技术影响等诸多因素。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目标可归纳为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军事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人文效益六个方面。以上述六个价值目标为标准，对技术创新是否成功进行综合评判，才能形成对技术创新的较高层的认识，完全实现六方面价值目标的创新无疑是成功的。

【关键词】技术创新；成功标准；价值目标；评判准则

知识体系作为“物”的科学技术本身而言，其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尽管人们在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时候大多寄予其成果以善的愿望，然而创新成果在实际应用时却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对人类有害的结果，即美国N.维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因此，评判一项技术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除了少数学者曾简要论及技术与生态、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对转基因、克隆人、安乐死等技术的争论多出于伦理角度，其所折射的问题一方面是技术创新能否被认可，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技术创新以何为标准的问题。笔者把创新主体的价值目标归纳为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军事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人文效益，依据这些价值目标可以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单一或者综合评判，共同构成判断技术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体系。

一、技术效益标准

所谓“技术效益”是指新技术（在产品、材料、设备等方面的创新）的产生或者对旧技术的局部改良、改进，或整体的、全面的、根本的突破，也包括将两种或者多种技术进行整合。現实中，技术的创新性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产品的结构、功能、组成、性能等，如早期的移动手机发展成为今天的智能手机就充分体现了上述四个方面。其实就技术本身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而言的，有别于经济、社会、军事、人文、生态等效益，也是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因此，从技术效益方面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测量是评判一项技术创新是否成功的首要步骤。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不断创新是技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无数的技术创新事例也印证了这一点，上述从移动电话到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极具代表性。严格地说，所谓“智能手机”已经不在是最初意义上的无线电语音通讯工具了，而是一种集电话、文字信息、购物、金融、学习、社会、娱乐、休闲、信息传播等无数功能于一体的超级个人微型电脑。类似的创新还有电视、汽车、高铁、航天航空、杂交水稻、转基因等技术。正是技术效益上的创新才使得人类在生产、生活、交流以及思维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变革。

一般来说，成功的技术创新首先应该是实现技术上的先进性，同时也能促进相关技术的进步与提升，即获得技术效益，因为技术效益的获得是技术创新主体实现其它效益的基础和前提。例如克隆羊的诞生是生命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胚胎发育理论和基因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就其技术效益而言，其已经不仅局限于羊的繁殖方式层面，同时也为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解决了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抛开各国学者对克隆技术的争议，仅从理论和技术层面来看，克隆技术无疑具备较高的技术效益。

二、经济效益标准

经济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经济比例关系。当产出大于投入或者收益大于成本时，经济效益就产生了。对于企业而言，大多通过两种途径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一是减少投入或降低成本；二是提高产出或增加收益。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的价值目标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言，并不是取决于所获得的最大经济效益，而是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才是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的原始动力，因此经济效益不仅只是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还是技术创新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判断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以经济效益为标准评价技术创新成功与否就是要考察技术创新是否实现了当前经济效益的增长。具体表现就是技术使用单位是否因此项创新而获得一定的商业利润，市场形势是否得到改善。此项技术为开辟和独占新市场、扩大原有市场的份额是否提供了帮助，是否提高了技术创新主体的能力。国产奇瑞汽车发动机的自主研发就具有一定代表性，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依靠技术创新增强技术竞争力，从而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学者就说：市场形势的改善和技术创新主体能力的提高最终都是为了追求长期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目的，绝大多数技术创新主体把经济效益大小作为技术选择的准则、考察技术创新是否取得成功的尺度。有学者指出：从技术创新是否取得经济效益来看，“技术创新就不仅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而必然又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技术与经济和社会相结合的过程。”当然，有的技术创新追求眼前的或短暂的经济效益，有的技术创新旨在追求长远或持久的经济效益，但是无论是出于眼前还是长远，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技术创新就是实现资源消耗最小化和产出价值最大化。

三、军事效益标准

军事效益标准就是把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表现为国防技术上的先进、军事上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等方面。过去关于技术创新理论很多，但是至少有两点没有认识到：一是除了作为其它价值目标基础的技术效益以外，军事效益是很多技术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二是军事效益与技术创新的其他价值目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文效益等）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的军事效益这一动力实现的，飞机技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

从军事效益考察一项技术创新，技术效益毫无疑问是其实现军事效益的基础，就像技术效益是一般民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效益的基础一样；然而不同的是，经济效益不但不再是其主要的价值目标，有时甚至要以牺牲经济效益，付出巨大的经济损失（尽管有时候是眼前的经济损失）为代价来实现作为首要价值目标的军事效益，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创新以及国产航母的技术创新就是典型代表，其耗资巨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但是不能说明其创新不成功，美国学者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说：“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军事技术时，商业上的可行性就情有可原地屈居次要地位了。”国家核心利益高于一切。保卫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需求足以取代一切对成本和足够投资回报的关注。

军事效益应当视为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一项特殊评判准则。以军事效益为价值目标的国防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某一国家，不是一般企业或个人。从人类整体利益的立场来看，技术创新的军事效益标准与其生态、经济、社会等效益标准相冲突，不过，人类历史上很多民用技术是从军事技术转变来的。实践证明，军事技术创新成果一旦转为民用，可以极大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力高速、甚至跨越式发展，大幅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例如中国的“国产大飞机计划”的技术创新，在满足军事效益之后，势必对民用技术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随着世界要求和平力量的强大，世界和平真正实现，军事效益标准将会逐渐从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中淡去，直至彻底消失。

四、生态效益标准

学者界定生态效益为：“生产过程中带给生态系统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进而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所造成的某种影响和作用，对人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所产生某种影响和效应”。与上述其他效益标准相比，技术创新的生态效益标准出现较晚，大约萌芽于20世纪中后期。在传统工业化社会中，粗放式生产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日益严重的问题。生态效益标准的提出正是人类基于对传统发展观造成的诸多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

生态效益是从能源消耗量、资源利用率、环境污染性、生态破坏力等方面对技术创新成果所进行的综合评价。它要求技术创新成果在实际使用时尽可能的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减低对生态破坏，从而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出于对传统技术创新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人们认识到，一项技术创新成果，如果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实现能源消耗最少、资源利用最佳、环境污染最小的价值目标，此项技术创新才是成功的；反之，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技术效益、经济效益，也不能认为其是成功的。

众所周知的事例就是DDT的发明。在发明之初，其被公认为害虫的克星而广泛推广使用，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发明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1962年雷彻尔·卡迅（Rachel Carson）在《静寂的春天》里揭露DDT的应用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生态问题而逐渐被许多国家禁用。从而强化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生态效益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以后，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对技术创新的生态效益在全球逐渐成为共识。这一意识的加强必然使生态效益成为评判一项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必不可少的、越来越严格的准则。

五、社会效益标准

社会效益标准就是从社会领域的角度考察技术创新成果对社会稳定、和谐、健康、良性发展等方面产生的作用或影响的准则，即考察技術创新成果对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社会发展、人口质量、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影响，也是看技术创新成果对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对建立和改善人与人之间合理关系的意义。技术创新成果最终将在社会中应用，也就必然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或影响，就需要对技术创新成果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或影响进行评价。

在传统发展观指引下的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创新在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极大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性别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毒品蔓延、贫富差距过大、失业率增加、社会不公平、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等一系列问题。以B超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例，其无疑是较具代表性的技术创新成果，但是这一技术创新也导致了非医学需要性别鉴定、选择性终止妊娠增多，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问题。有些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能够实现人们所期望的社会效益。早在1950年，美国学者维纳（N. Wiener）提出了科技是“双刃剑”的观点时就曾指出：“（技术）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

社会效益标准是从整个社会的而不是作为技术创新单个主体的企业或个人的立场；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而不是以高额经济利润为内容来评判一项技术创新成功与否。也就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期望效益必须与社会期望效益一致，技术创新主体在获得经济利润时不得有损社会发展进步、和谐稳定、公平正义。以毒品生产技术创新为例，尽管对于其创新主体来说，其在实现技术效益的基础上也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其创新主体的期望效益与社会效益背道而驰，有损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实现“社会期望效益”。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考察，再先进的毒品加工技术也不是成功的技术创新，正如学者所说：“社会期望效用即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界定技术创新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六、人文效益标准

人文效益指的是技术创新成果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需求不仅包含物质需求，而且包含精神需求。所谓人文效益指的是技术创新成果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社会人文因素的变化的反映及影响等。如果说技术效益是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军事效益的技术基础，那么，人文效益则是包含技术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军事效益在内的全部价值准则的最终指向，也就是最高标准。因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改善最终都是为了人文效益的实现，即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需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要满足人之为人的尊严、思想道德、精神信仰、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价值、地位的精神需求。事实证明，在传统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本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更多自由空间，却反而成了技术奴隶。技术在极大改变人们的通讯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在提供强大功能的同时，也造成人均阅读量普遍下滑与碎片化，手的书写功能极大退化等弊端，而且对手机的依赖性呈现逐步增强的趋势，导致面对面的情感交流缺失，甚至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以至于有人把手机称为夫妻间的“第三者”。

人类创造了技术，但同时也为技术所创造，有学者曾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但似乎并未因此而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人们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攫取的过程中，常常迷失自我，丧失内在的灵性。”基于对技术创新成果在实际应用中所导致的人文效益偏失的反思，马尔库塞主张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考察，其把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把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总的来说，人文效益标准是基于技术创新引发的对人性发展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主张技术创新要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扩大人的发展空间为目的，要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的发展当作技术创新的核心和最高价值目标。

七、结语

以上所述的各种效益标准是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主要价值尺度。由于价值目标的不同，不同发展观下的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某一发展观下的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并不能包含以上所有尺度。即使是同一标准在不同发展观的技术创新成功标准中的地位也不相同。而且由于人类的价值目标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具有历史性，因而，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历史性，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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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倪义宝（1975—），男，汉族，安徽定远人，哲学硕士，硕士研究生，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外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哲学、医学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