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要素流动、合约执行与收益共享

杨亚楠 申晓龙

[摘 要]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益是发展现代农业必需要解决的问题。广西防城港市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主要有两种农地经营模式：一种是通过土地出租的“公司+基地”模式，一种是通过土地入股而形成的专业合作社模式。第一种模式，公司以较低的租金从农民手里租入土地，相对于公司利用农地获得的生产效益，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并不高。第二种模式，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充分的市场信息，获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并不能遵守合约，合作社利益受损。文章通过对天路公司与盛丰合作社的比较研究，利用案例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农地要素流动、合約执行和收益分配的一般逻辑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天路公司较强的科研能力以及加工销售的模式激励了农户对租赁合同的遵守；土地流转后农户可以作为雇工进入公司在原有的土地进行劳作，但享受的剩余索取权过少，实质上难以充分分享现代农业所带来的收益。盛丰合作社内部规章制度的不完善难以约束社员对合同的执行。这两种经营模式下都难以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可持续经营面临风险。研究结论：土地要素流动模式的差异所形成的制度激励和约束不同而造成农民对合约执行的响应不同，交易对象的不同也会造成农户行为选择的不同。交易对象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农户与公司、合作社合作的意愿也越强，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就越强。在各类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探索中，令农户拥有或分享土地剩余索取权，加强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深加工技术，是农民、企业或合作社能够共享农地经营收益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土地要素流动；经营方式；合约执行；收益共享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造成的土地分散经营被认为是阻碍现代农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支持，并呈现出规范化和加速化的态势，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大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张亿钧，2012）。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各类工商业资本进入农村，许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成为农地经营主体。同时，在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农地规模经营被认为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工商业资本进入农村后由于土地租金价格问题产生的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吕亚荣、王春超，2012）；而专业合作社被认为与农户利益一致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孔祥智、陈丹梅，2007）；截至2011年底，全国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2.17万家，实有入社农户4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6.4%（何婉璇，2012）。但是，在对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火龙果种植基地”与“盛丰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进行考察时，却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火龙果基地每亩纯收益高达6000元，每年每亩土地租金价格却在15到20元不等；在土地收益分配差距如此之大以及物价上涨如此之高的情况之下，公司与当地农户却很少因不履行合约发生纠纷；二是盛丰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在签订了收购合同的情况下，按照合同给社员提供种子、技术等各类服务，但是到收购季节，因社员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层出不穷、矛盾纠纷不断，合作社收益受损。

值得研究注意的是：（1）在经济发展程度、民俗风情如此相近的地方，为什么对合约的执行情况却大相径庭？是因为火龙果基地的农户漠视自己的土地权益而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的社员缺乏“契约精神”吗？（2）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剥夺”了农户土地收益，而红衣花生合作社社员是否就是维护了自己的土地权益？

2 农地流转与土地契约：一个文献回顾

高度发育的地权市场及流转形式多样化有助于发挥土地要素在资本融通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组合及资源优化（龙登高，2009）。学术界已对农户农地流转现状、特征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卞琦娟、周曙东等，2011），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叶剑平等，2010；秦雯，2012）、机理（黄延廷，2012）、决策安排进行了探讨（罗必良、汪沙李，2012）。同时研究也发现不同农地流转模式下农地流转供求双方的社会福利变化不同（林乐芬、金媛，2012）；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不仅有区域差异（杨钢桥、靳艳艳，2010），而且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也不同（杨钢桥、靳艳艳、杨俊，2010）。

土地流转契约化后，转入土地者的利益得以保障，则资本可以与土地有机结合，预期有助于破除资本的逆向单向流转（曹亚、陈浩，2010）。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农地流转双方在合约安排选择中更倾向于关注有利于自身的租金价格水平，定额制的合约安排占绝大多数（赵其卓、唐忠，2008）；并关注于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对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影响（李孔岳，2009），农户对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认知对农地的转出行为的影响（罗必良、汪沙李等，2012），以及公司或农户违约后，公司或农户会采取什么行动（杨明洪，2011）；但对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协议签订后，合约执行情况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土地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

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那么在土地要素流动过程中，如何通过土地收益共享，平衡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利益关系，既增加农户收入又能保证经营方的收益，实现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双赢”并形成规模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显然，公平和效率是经济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我国现代农业面临着农民权益保护和农地规模经营两大难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从收益共享的角度研究土地要素流动及其合约的执行，既可以增加我国现阶段对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的认识；又可以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为促进农地要素流动提供政策参考。

3 天路公司与盛丰合作社的案例考察

3.1 案例背景

“十三五”期间，广西被定位为产业转移的对接地，防城港市由于地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防城区被定位为防城港市产业配套基地、后勤保障基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0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09元。随着农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防城区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无公害蔬菜、火龙果、莲雾、柑橘、禽畜养殖、水产养殖、甘蔗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初具规模，“红金”系列特色农产品带动效应显著，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36家，各类专业合作社44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和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都得到了当地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和扶持。

2012年7月，课题组对防城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对防城区农业委员会、国土资源分局进行了访谈，并到防城区华石镇黄江村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以及那良镇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进行了现场观察、对广西天路公司的总经理和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社长唐某以及相关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

3.2 土地租入、成片流转、规模经营下的火龙果生产基地

2004年广西防城港市亿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项招商引资项目落户于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黄江村，并与当地农户签订土地租种合同，租下了当地4000多亩荒山，建设了火龙果生产基地。

公司产业发展探索模式是“公司+基地+科研+加工销售”，目前对周边经济具有较强的带动力量。基地火龙果每年开花6-12批次，结果4-8批次，从每年5月底开始持续到11月底，都需要大量的人工不断地授粉、采摘果实，需要大量的人力。目前防城区用工成本在每人每天50-100元之间，基地雇佣的都是当地农民，因此农民都有一定的打工收入。其次，基地所在的黄江村耕地面积3100亩，人口2218人，农户个人种植的面积在1000亩左右，当地农户在基地打工之余，还能学习到先进的火龙果种植技术，2011年从事火龙果种植的农户人均收入达到6154元。由于火龙果三到六年就需要重新换枝；而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最大的强势在于研发，基地已经开辟10亩苗圃园地繁育幼苗，更新淘汰低劣品种，扩大优良品种面积，先后培育火龙果幼苗200万余株，基地能够给农户提供先进的品种。除此之外，公司重点项目是火龙果的深加工，公司已购进两台机器设備，形成两条自动化微波壁火龙果干花生产线，可以实现年产干花25万公斤的生产能力。公司还新建一条饮料生产流水线，可年产饮料上千万瓶，消化鲜果近30万吨（黄江村的产量在1300吨左右，鲜果供不应求），可以解决果农销售难题。

3.3 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与社员的纠纷

2009年5月，那良镇农村经济能人唐某组织创建了盛丰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社员有160多人，注册资金为30万元。合作社成立了组织机构，设理事会（1名理事长，2名副理事长，2名理事）、监事会（1名监事长，2名监事），并制定了章程。其宗旨是推广无公害产品标准化种植和种子提纯复壮技术，为社员提供产销服务。合作社办公场所设在那良镇公社路11号，除了购置有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外，还修建有460平方米的晒场。合作社统一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引进、实验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成果；并统一组织社员实施产品质量标准，组织开展社员生产经营技术指导、咨询、培训和交流活动，向社员提供生产技术和经营信息资料。同时，合作社统一组织采供、供应社员所需要的种子、生产原料和农用物资，开展社员所需要的运输、储藏、保鲜等服务以及统一组织销售社员的产品，统一注册商标、产品包装、广告发布和市场开拓。最后合作社统一申报、认证认定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等。2011年，防城区盛丰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红衣花生亩均年收入比常规花生增收500-700元以上，社员和种植户户均增收在千元以上，由于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红衣花生种植2000多亩，今年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了3000亩。由于合作社花生为纯绿色、无污染，果实饱满，色泽光鲜和口感脆香，营养价值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红衣花生市场价格走高对于合作社来讲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合作社与社员们矛盾冲突不断。原来，社员们入社时与合作社签订了合同，明确了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权责关系，并确定了收获季节合作社的收购价格。合作社按照合同，给社员提供种子、生产原料和农用物资，并开拓了市场。然而到了收购季节，社员看到市场价格高于收购价格，社员转向市场提供花生而不是合作社。越来越多的社员选择这样做的时候，合作社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难以收回，亏空增大，合作社社长唐某将这些违约的农户告上了法庭，用法律维护合作社的利益。然而令他苦恼的是，法院支持的是大多数农户，合作社并没有胜诉。

4 案例分析：土地流转模式、交易对象与合约执行

根据案例，本文试图在不同土地流转模式下，分析制度安排以及交易对象的差异对合约执行情况的影响，回答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4.1 不同的制度安排：公司与专业合作社

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是这样的制度安排：（1）基地以其与当地农户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租赁土地，承租期在10年到20年不等。与一家一户单独签，每亩荒地租金因地理位置、肥沃略有不同，租金价格在15到20元之间。2012年新租入的土地价格在40-100元每亩左右。（2）公司租下土地后，自主经营，但是用人方面雇佣黄江村民（事实上，黄江村剩余劳动力并不多，由于用工需求量大，工人不仅来自黄江村、华石镇，甚至市区下岗工人也有），工人主要按劳分配，每人每天务工工资为50-100元，根据工作量会有适当调整。（3）地方政府牵头的情况下，基地会给周边农户提供种子和技术支持。（4）依据市场供需和价格，公司会选择收购农户的火龙果。

盛丰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的做法是：（1）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合同，合作社提供服务，收获季节，合作社按照合同价格收购花生。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包括种子、技术、经营信息、生产原料和农用物资、商标、包装、销售。（2）社员之间可以自愿联合认购股金。社员认购股金可以货币出资，也可以实物资产、劳务、技术、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作价出资。社员认购的股金，社员除退社外，不得随意抽走，社员退社时，按每股股金的账目价值或者按照评估价值确定返还股金。未经合作社同意，社员不得转让持有的股金。社员不得用其股金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提供担保。（3）合作社在直接生产经营或者提供劳务中所耗用的各种材料物资、生产职工的工资及福利费、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维修费用等，计入生产（劳务）成本；合作社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活动而发生的实际成本，包括销售产品的成本、对内提供劳务服务支出、对外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经营支出。（4）合作社的利润分配方案要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可以发现，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就基地与农户的关系而言，是承租方和出租方的关系，也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从收入上而言，务工收入远远要大于租赁土地的收入。而且务工收入与基地盈亏紧密相连，因此，如果农户与基地因租金发生纠纷，基地就不会与有纠纷的农户之间有用工合作关系，农户会丧失务工收入。作为理性人考虑，农户不会因小失大。而同时，基地向农户提供种子和技术，公司收购农户火龙果，无形中增加了二者的合作关系。

对于合作社，我国已经于2006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以在2007年7月1起正式实施。农民加入合作社是要解决在独立的生产经营中个人无力解决、解决不好、或个人解决不合算的问题，是要利用和使用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务。成员按照章程规定与本社进行交易既是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也是成员的一项义务。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可能是交售农产品，也可能是购买生产资料，还可能是有偿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技术、信息、运输等服务。然而，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并没有对合作社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详细规定，为未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4.2 交易对象的性质与农户的选择行为

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的合作机制，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交易对象的性质（行业性质和物品性质），交易对象不同会导致同一契约方所隐含的监督与考核成本是不同的（罗必良，2008）。因此交易对象的不同也会造成农户选择行为的不同。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火龙果基地的主要产品是火龙果，而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的主要产品是花生，火龙果与花生不同的技术交易结构，决定了农户的合作行为选择也存在着差异。

首先，从产品特性与农户的选择行为关系来看。就对种苗的依赖性而言，火龙果的依赖性要强于红衣花生。火龙果原产于中美洲热带地区，对土壤、气候、温度要求极高，目前种植基地的品种已经过改良，基地极其重视优良品种的培育，能够保证周边农户对收益产生稳定的预期。而那良镇自古就有种植红衣花生的传统，由于花生可交易部分既是种子又是果实，因此，依赖性并不强。其次，从技术知识禀赋与农户的选择行为的关系来看。火龙果在防城区的历史仅有二十几年，火龙果的生产从育苗到栽培再到田间管理，尤其是授粉和防治病虫害，农户自己学习模仿还远远不够。但是红衣花生恰恰相反。

所以，在市场上，花生供不应求时，合作社社员会无视合同，采取不合作的短视行为，合作社利益受损；而黄江村农户与基地有极强的技术合作关系，农户会进行理性选择。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与盛丰红衣花生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并对本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5.1 结论

农地要素流动形式的差异所形成的制度激励和约束不同而造成农民合约执行不同，交易对象的不同也会造成农户合约执行不同。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虽然没有采取“基地+农户”的模式，但是其“公司+基地+科研+加工销售”仍然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其科研能力以及加工销售的模式激励了黄江村农户对租赁合同的遵守。但是盛丰红衣花生合作社内部规章制度的不完善难以约束社员对合同的执行。交易对象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农户与公司、合作社合作的意愿也越强，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就越强。火龙果需要依赖先进的种植技术，而红衣花生却相反，这就造成了在经济发展程度、民风相似的区域，有农户遵守合约也有农户违约这种大相径庭的行为。

5.2 讨论

值得思考的是，黄江村农户尽管在广西天路科技有限公司的打工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户经营土地获得的收益，但是在现今的物价情况下，土地租金确实过低了，而且如果一旦农户选择收回土地，对已经在前期投入了巨大成本的天路公司而言，损失都是严重的。对于盛丰花生合作社，如果社员长此以往，合作社会面临解散可能，一旦市场低迷，没有合作社这个风险机制，社员的利益也难以保障。

如何通过土地收益共享，平衡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利益关系，既增加农户收入又能保证经营方的收益，实现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双赢”并形成规模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火龙果基地以固定现金来签订合同的形式会因我国CPI的上涨而损害到农户的土地利益，因此，可以借鉴我国其他地区以实物价格签订合同。例如可以借鉴江苏土地流转中，农户可以选择每年每亩拿到450斤稻谷或者等价的现金，避免物价波动造成的损失。而盛丰花生合作社应该进一步完善合作社的内部规章制度，从制度建设上面激励或约束社员行为。最后，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合作社而言，加强自身的科研能力和产品深加工能力，能够吸引农户合作，也能够带来土地规模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亿钧.土地流转背景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挑战及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12（05）.

[2] 吕亚荣，王春超.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与农村的土地流转问题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4）.

[3] 孔祥智，陈丹梅.政府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7（01）.

[4] 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J].经济研究，2009（02）.

[5] 卞琦娟，周曙东，易小燕，等.农户农地流转现状、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资源科学，2011（02）.

[6]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10（01）.

[7] 秦雯.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行为[J].学术研究，2012（07）.

[8] 黄延廷.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J].社会科学，2012（01）.

[9] 罗必良，汪沙李，尚蒲.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01）.

[10] 林乐芬，金媛.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2（09）.

[11] 杨钢桥，靳艳艳.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影响的区域比较——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0）.

[12] 杨钢桥，靳艳艳，杨俊.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0（09）.

[13] 曹亞，陈浩.劳动力流迁就业、资本逆向输出与农地流转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03）.

[14] 赵其卓，唐忠.农用土地流转现状与农户土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绵竹市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8（03）.

[15] 李孔岳.农地专用性资产与交易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9（03）.

[16] 杨明洪.“公司+农户”违约反应的静态理论模型[J].财经科学，2011（03）.

[17] 罗必良.合作机理、交易对象与制度绩效[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