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退出—呼吁视角的乡村治理路径分析

张倩秋

[摘要]传统乡村治理研究着眼于体制和治理模式等宏观因素，基于退出-呼吁机制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切入讨论农民呼吁、退出和沉默的表现，进而分析相关的乡村治理路径是一种新的探讨切入点。就我国乡村的情况来看，在治理路径上倡导“呼吁”是优于“退出”的选择。建立促成农民“呼吁”的相关机制和模式，拓宽农民呼吁渠道，降低农民呼吁成本和提高农民呼吁效率将有利于持续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

[关键词]乡村治理；退出-呼吁机制；沉默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一直以来，乡村治理被视为维护乡村社会基本公正、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增长，保障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往大量有关乡村治理的研究常从制度、主体和治理模式等着眼，分析相关机构或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自上而下观察乡村治理问题的反映。然而，农民作为乡村治理中最广泛存在的主体和基础，从农民的角度自下而上地反映与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和分析还不多。另一方面，伴随乡村治理的深入，如何观察乡村绩效的变化采取相关措施进而解决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困境并存的现状，也是持续做好乡村治理工作的难点。对此，本文基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1970）的退出-呼吁理论，结合该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从农民的退出与呼吁着手，为分析乡村治理路径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2 退出-呼吁机制简析

2.1 经济学视角下对“退出”和“呼吁”的讨论

“退出-呼吁”理论是美国经经济学家赫希曼基于组织消费者和组织成员行为的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任何一种组织形态无论其制度设计多么完善或者对错误行为的约束多么严格，都无法避免不断衰退的倾向。而在组织绩效不断衰减的过程中，消费者或组织成员对组织感到不满时，消费者可能不再购买该组织的产品，而组织成员则会离开组织，这便是“退出”的选择。这种“用脚投票”迫使组织发现问题的做法，体现了经济学范畴中的市场的力量；当然，消费者和组织成员还可能有另一种选择，即通过向组织决策层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意见，试图通过努力改变组织现状。在赫希曼看来，所有试图改变组织现状而不是逃避的做法都可以看作是“呼吁”。因此，呼吁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直接沟通，又或者是通过代表的间接沟通，都是“呼吁”的表现，只是采取的渠道和途径不同。基于呼吁，消费者和组织成员最终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实现了非市场力量对组织绩效衰减的干预。

对组织而言，无论是“退出”或是“呼吁”都将有助于恢复不断衰减的组织绩效。因为收益的下降或组织成员的持续减少将推动管理层去寻找原因。只要管理层愿意花时间去发现和分析问题，能采取积极措施纠正引发消费者或组织成员“退出”的错漏之处，将有希望减缓组织绩效的衰减，甚至帮助组织获得恢复的机会。但是，“退出”对组织绩效恢复的作用是有条件限制的。因为，倘若不是在竞争的环境下，消费者或是组织成员不能自由地进出不同的组织，而是处于被“锁定”状态的话，即使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下降不能令人满意，那消费者或组织成员根本无法通过“用脚投票”的做法迫使组织关注自身的问题。赫希曼提到的另一种条件限制是消费者需求与产品质量变动之间的弹性关系。因为如果消费者的需求对产品质量变动的弹性太高，即消费者遇到产品质量下降时就很容易大量“逃离”而使组织无法从这种“退出”获得检讨问题、修复绩效的机会，反而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收益的大幅度下降而陷入崩溃。而相对于“退出”而言，“呼吁”对组织绩效恢复的作用受到的限制就少一些。无论是在竞争或是垄断的状态下，“呼吁”都能帮助管理层在避免大量流失客户或组织成员之前，发现管理漏洞，赢得修复时间。在赫希曼看来，“呼吁”既可能是“退出”的补充，也可能是“退出”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呼吁”要么单独起作用，要么与“退出”同时作用。

由于“呼吁”受到的限制更小，对组织产生正面帮助，赫希曼提出了提高组织进入门槛和退出成本以“锁定”成员并削弱“退出”的提议。而且，他进一步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退出”或“呼吁”不仅仅是基于收益和成本的，在行为选择过程中的认知判断更为关键。他在分析中先将行动者根据“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分为“边际消费者”和“内边际消费者”两类。然后提出，由于“内边际消费者”拥有较大的“消费者剩余”，这些较大的“消费者剩余”会转化为面对组织衰退而觉得“应该做点儿什么”的义务性“忠诚”，这种“忠诚”将促使行动者在面对不满意的产品或服务时首先考虑的是“呼吁”而不是“退出”。在管理学领域，有学者认为这种“忠诚”可以理解为个体的“利他动机”和“亲社会倾向”，这些动机和倾向使得个体做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建设性呼吁”。当然，人们在选择过程中仍会理性地对比成本与收益。由于“呼吁”的成效与消费者或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影响力或议价能力有关，相应的成本也较高，因此在比较“退出”和“呼吁”的成本和收益后，只有“呼吁”后的预期收益较高才可能实施“呼吁”。但是，由于行动者并非完全理性地根据未来收益与实现的概率的乘积做出选择，且组织绩效修复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参与者，尤其是拥有“忠诚”的部分成员相信通过自己的“呼吁”可以成为影响组织绩效恢复的关键。此时，呼吁过程便是行动者的收益，“呼吁”便成为可能。因此，是否采取“呼吁”，除了收益和成本的衡量，行动者內在的动机和能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2 管理学范畴下“沉默”的补充

伴随对赫希曼的退出-呼吁机制的重视，不同学科领域都进行了扩展性的研究。管理学领域从微观的角度对组织成员面对不满时的行动做了进一步分析，并在赫希曼退出和呼吁的基础上扩充了“忠诚”、“漠视”和“沉默”等两种行为类型。其中，对“沉默”的关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更有学者认为这些年在“呼吁”上取得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沉默”的认识。

一般而言，除了社会文化习俗（例如中国文化中由于讲求“面子”，表达方式倾向于含蓄、委婉而常常用沉默这一非言语行为来表示不同意，以示礼貌和对对方的尊重外），研究发现沉默的出发点往往是自身利益的考虑。组织沉默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维交互影响的结果。个人特征、管理者特征和管理信念、组织结构和环境特征乃至社会文化因素都是引起沉默的重要因素。同样，这些因素同样可能引发员工打破沉默促进建言，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变为退出。这意味着沉默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似乎是在不做出或不能做出“退出”选择的情况下“呼吁”的对立状态，它与“退出”和“呼吁”其实是紧密相连，甚至由于在深层次上与呼吁具有相同的动机，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这意味着对沉默了解得越深，对组织中的“呼吁”是如何被“扼杀”甚至最终如何转变为“退出”的便能了解更多。因此，对组织沉默的关注使得对削弱退出、增加呼吁的理解有了新的切入点。但目前来看，除企业外，对其他组织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沉默及其与“呼吁”关系的思考却几乎没有。但在乡村治理中，农民的沉默却是现实存在的，这也说明基于退出-呼吁乃至沉默来分析农民问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依据可行性的。

3 乡村治理中农民的退出、呼吁与沉默

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已实现了从“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等系列“背对背”的间接治理模式，向以彰显农民个体权利为核心的“面对面”直接治理模式的转变，乡村建设成效明显，但乡村经济发展缓慢与乡村治理困境并存的问题仍然存在。基于退出-呼吁机制来理解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的“退出”、“呼吁”以及“沉默”的行动选择，是不同于以往的分析路径。

3.1 反映时代特点的各种农民退出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从乡村的退出都是以“流动人口”的形式出现的。早在计划经济时期，面对巨大的城乡资源分配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即使农民对乡村生活现状不满，但在我国严格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农民基本退出无望，只有部分具备退出选择（例如通過考入大学或婚嫁进城等方式）的人，通过改变个体的户籍身份退出了乡村。因此，即便在改革开放早期，乡村中早已充满躁动，但由于不存在“退出”机制，农民不能“用脚投票”反映对乡村治理的不满，政府及官员无法收到乡村衰退的反馈，也就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其恢复。城乡的巨大差距使得农民内心也潜藏着逃离乡村走向城市的巨大欲望。

改革开放后，伴随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大量形成的“民工潮”其实是农民对乡村绩效发展不满的回应。由于过长时间的退出“压抑”，使得农民在早期的退出中表现得相当彻底，不少人只要发现有可行的退出方式，例如购房入户、公职入户、积分入户等形式便全力争取，甚至还有因此动用各种关系的做法，这些都与农民发现退出获得的收益明显较高有关。与此同时，这种“退出”也引起了政府对乡村治理的重视，而我国乡镇改革也正是从改革开放后真正拉开了帷幕。但是，由于户籍管理的限制，早期的农民退出只是退出了原来生活的乡村，其身份的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于是也产生了早期农民在退出过程中“退而不出”的身份认同尴尬。

当前，伴随农村综合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的退出也相应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因土地红利等因素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让“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农村户口”的说法再度在坊间和网络上流行起来。那些仍然拥有土地或其他特有生产资源红利的农民，明确知道退出就意味着失去相应的收益，因而在这些乡村中几乎不存在退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在城镇化改造中出现的失地农民，他们失去土地后的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居民，尽管有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没法享受市民一样的待遇，而且就业能力较低，即使对现状不满却也不敢退出，因为一旦离开乡村其生活质量可能更低。从上面不同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出，农民退出经历了“无法退出”、“退而不出”再到现在“不愿退出”和“没有退出”并存的过程。

3.2 依附于集体或他人的呼吁与普遍的沉默

退出-呼吁机制中指出，当退出不可得时，“呼吁”便成为消费者或组织成员宣泄情绪的唯一选择。锁闭的乡村正好是这样一种情况，但受“群体本位”文化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呼吁并不是个人的，而更多附着于集体或他人。现实中较为突出的两类被依附集体就是宗族和乡村精英。

上世纪50年代末，宗族制度曾因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度销声匿迹。但作为传统乡村社会自治的基础，乡村里因宗族聚居习惯而形成的宗族组织、观念和领袖权其实仍一直存在。宗族所具有的团结和信任机制对村庄起到了利益保护者的作用，尤其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宗族的凝聚力和宗族的领袖权常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依附宗族就能放大个人呼吁的效果，并起到保护个体的作用，这对缺乏政治资源的农民而言是极具诱惑的。正如有研究发现的，村民的公共需求越强烈就越有可能建立宗祠，因为需要在建立宗族组织后，由宗族带领满足相应的发展需要。著名的激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历史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对包产到户的关键一“按”也是依赖宗族的力量得以实现的。当时的参会者大多同姓同族，他们承诺如果倡议包产的人因此而坐牢或杀头，将把其子女抚养到18岁。这显示，村民在无法退出的时候，个体的倡议到集体的呼吁因为得到宗族的荫庇得以实现。如果宗族内又存在不同旁支的话，这种依附则变成对旁支的依附。与此同时，农民依赖宗族实现呼吁还表现为选举中对本族村干部的偏好。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认为同一宗族可能带来的正外部性，即认为本族村干部在调解纠纷时会偏袒本族人，又或者能以权谋私优先获得改善自家相关的公共服务。正是基于宗族的依赖，个体不需要经由个人呼吁也实现了呼吁的行为和结果。

另一种常见的依附群体就是由乡村精英集合的群体组织。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增长、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乡镇企业的迅速成长以及近年各类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熟，为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乡村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有部分外部进入的乡村精英，例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村成为农村干部的，基于“乡土情结或情怀”而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在不考虑退出的情况下大胆呼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再造的动力。但是，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早期不算多见，更多的却是伴随户政制度松动下，各类乡村精英通过升学、参军和进城务工等渠道流出（形式上 “退出”）了农村。这便是赫希曼退出-呼吁机制中提到的不同群体由于“消费者剩余”的不同，“消费者剩余”较大的“内边际消费者”最有可能最早觉察到组织的质量问题，并因为发现质量下降后，在退出成本不高的情况下选择退出的诠释。这便是那些“消费者剩余”（具备更多选择资源，如年轻、技能或资金等）较大的农民在改革开放的民工大潮中以各种形式的离开“退出”了农村。

与乡村精英进可“呼吁”，退可“退出”的多种选择不同，那些无法退出却又在缺乏乡村精英带领下依附特定群体而呼吁的农民，则更可能表现出“沉默”。这种沉默的出现有参与度不高，认知有限而形成的“顺从型”沉默，例如留守的老弱妇孺这些“3869”部队，他们既无法退出，又由于无法参与或基于传统观念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不是本份事而“无话可说”；也有的因为不知道进一步“呼吁”的途径，觉得自身力量单薄害怕被打击报复而不敢妄言而出现的“自保型”沉默；也有部分沉默是因为并没有涉及个人的利益，为了获得良好的人际交往印象而表现出的“讨好型”沉默。因此，尽管不同的沉默初始动机不同，但在现实中，尤其是“空心化”程度严重的乡村中，“沉默”比“呼吁”或“退出”更常见。但伴随城乡差异的缩小，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回流，其中更不乏精英。有不少学者在农民的集体上访中发现，乡村精英在诱致性事件中作为领导出现是决定着是否发生集体上访的关键，也是决定农民能否实现抗争的关键。然而，若针对事件采取分化的策略，尤其是针对乡村精英的分化，最终的呼吁难以通过集体的形式实现，那整个呼吁（部分资料中以“抗争”为描述）也可能最终消解，乃至流产。因此，依附于乡村精英的呼吁不同于依附于宗族的呼吁，较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若乡村精英能形成制度性组织同样能帮助实现个体呼吁和民主参与的愿望（例如近年的乡贤理事会和各类合作社），否则个体很可能伴随乡村精英的分化转而“沉默”或者“退出”。由此可见，我国的农民呼吁主要以集体形式出现，而个体的呼吁若不能依附于集体，那很可能转为“沉默”或者退出。

4 基于退出与呼吁机制的乡村治理路径

4.1 “呼吁”优于“退出”的现实

尽管呼吁和退出都是恢复组织绩效的方式，但对长远提升乡村治理的效果而言，呼吁无疑更适合当前的国内乡村现实。一来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仍然存在，农民缺乏退出途径，且部分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农民不愿退出的情况致使难以通过退出判断组织治理绩效；二来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当代农民对生活质量的弹性变高。这意味着在退出成本不高的情况下，农民可能会因为感觉乡村问题难以改善而大量退出。诚如早期大规模的“退出”引发的乡村“空心化”之鉴，是深化乡村治理需要注意的。

4.2 推动参与，让廣大农民有话可说

“乡村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善治”的本质要求就是自主和参与，而要促成呼吁首先也需要参与。但面对当前农村中“沉默”更为普遍的现状，要推动广大农民的参与，可以从了解他们“沉默”的原因和“沉默”的类型表现开始。以“顺从型”沉默为例，出现这种沉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不自信。这部分农民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现有的参与途径和程序都不了解，村内日常宣传不足，对每个村民参与权的重视不够，他们不了解，也没有动力去了解，只能变得无话可说。要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从提高每一个农民的文化自信做起，使他们认识到参与是保障个人基本村务权力的基础，是光荣的责任。从沉默着手推动参与与“呼吁”，有赖各级政府和相关治理机构的政策宣传、民主意识培育和法制教育等多途径的引导和激励。

4.3 培育并引导乡村“内边际消费者”呼吁而不是退出

在退出-呼吁机制中，赫希曼指出“内边际消费者”是“退出”与“呼吁”的关键点。同时，从我国乡村现实来看，乡村“内边际消费者”也更容易承担起引领呼吁的责任。那么，要促成更多的呼吁，关键在于促成他们在敏感点上率先选择呼吁而不是退出。按照赫希曼提供的思路，一是培养忠诚，一是要提高退出成本和降低呼吁成本。植根于乡村的精英们受乡村滋养而成长，他们就是乡村的“内边际消费者”。如果乡村内有注重培育乡村精英的传统，并在培育过程中强调乡土情怀，在成长的环境中注重唤起他们“为乡村做点什么”的“义务性”忠诚，这无疑能更好地引导他们的“利他”动机，自觉为更好的乡村的治理和建设而“呼吁”。另一方面，对乡村精英而言，提高退出成本并不意味着像以前那样强制束缚城乡人才的流动，而是使得离开而失去的可能比留下呼吁获得的更多，这样一来，乡村精英更不会贸然选择离开。对此，如何建立一套有效机制留住乡村精英，能让乡村精英在对应的政治、文化或经济领域发挥个人所长或许也是在当下乡村治理中迫切需要的。

4.4 培育多类型乡村内生社会群体

从前面的分析可见，农民呼吁离开群体就难以实现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乡村中农民的呼吁是以集体的形式得以体现的，宗族和乡村精英组建的组织只是其中的两种典型代表，农民在有组织的群体中实现了比孤立的个人更强的呼吁力。当然，出于传统乡村相对封闭的人际关系网，这种在呼吁中对集体的依赖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群体的。相对而言，那些根植于农村社会的内生型社会群体必然更容易获得信任，尤其是在生活中熟悉的群体组织，农民对其的依赖性也会更高，在实现呼吁上对农民个体也更具吸引力。从已有的社会群体呼吁效果来看，当群体与治理机构的关系越紧密，其声音就越强，呼吁就越有力；而如果这些乡村社会群体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群体呼吁的方向会更准确，示范和带动作用更强。因此，培育多类型乡村内生群体，优化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也能更有效地帮助农民通过呼吁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4.5 拓宽乡村呼吁渠道

“呼吁”成本较高是“呼吁”受遏制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无论是“背对背”的乡村间接治理模式或是在“面对面”的直接治理模式中，农村体制机构比较单一，外部渠道介入较少，村政机构或者村民自治组织的素质和成熟性决定了乡村熟人社会中内部渠道的质量。有效渠道不多，呼吁方式受限且难以传达到有关部门和决策层无疑进一步抬高了呼吁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在乡村治理中增加一些特定的体制性渠道，例如媒体、信访又或者第三方监察机构降低农民搜集信息、寻找呼吁渠道的成本，一方面既可提高农民呼吁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因缺乏体制性渠道而不得不依赖于诸如互联网、自媒体甚至是极端行为（如自杀或犯罪）的这些非制度性渠道呼吁可能引发的危机。

4.6 建立有效的乡村回应机制

企业中应用呼吁-退出机制的研究发现，对待呼吁的反应会影响员工后续对呼吁的态度和行为，而对呼吁没有回应的处理又有可能引发“退出”行为。类似地，我们可以推断在乡村中的呼吁个体遇到没有回应的呼吁也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对呼吁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引导乡村自治机构规范处理农民呼吁，有关政府部门针对呼吁及时回应是提升呼吁有效性，强化有效呼吁的必经之路。

5 结语

完善乡村治理是一个漫长而综合的过程，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更多是立足于政治学领域或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宏观层面加以讨论和分析的，而基于退出-呼吁视角，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展开乡村治理中有关个体反应的微观层面的思考。从经历了早期大量退出而导致乡村“空心化”的教训来看，推动农民的呼吁对落实乡村治理而言无疑是更优的选择。但农民呼吁的实现由于受传统和文化的影响，更依赖于集体呼吁。进一步降低呼吁成本，促进呼吁对乡村治理中发现问题，优化乡村绩效的作用是乡村治理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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