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13亿中国人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

褚时健说：“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需要大家为国家社会作贡献。我们都愿意为国家奉献，当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要实现我们的目标，13亿中国人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还是要更加努力。”

“我们都认为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2017年秋，一则“最励志的终身创业老人褚时健逝世”的谣言在社交网站流传，随后，《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纷纷辟谣。从谣言的传出、病毒式扩散到破除，用时仅半个小时。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依然深受这个时代的关注，而他本人这一生几乎没离开过玉溪。

1937年，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褚时健父亲在1942年的一次日军轰炸中受伤，一年后离世。整个家庭陷入困境，褚时健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年他15岁。

青春在战火和动荡中度过，褚时健离开家乡搞革命，参加过游击队，练就成“神枪手”。一路来，褚时健经历太多生死离别，这其中不乏他的很多至亲，这对20岁出头的褚时健而言，触动良多。褚时健曾在自述中说，“我们那个时候真是赤子之心，一心向往新中国。我们都认为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所以眼前的苦算不得什么”。

1952年，褚时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褚时健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始了“中国烟草大王”的传奇一生。在他的推动下，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红塔山牌香烟全国皆知，品牌为国家创造的利税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叹服。

在人生辉煌时刻，褚时健却锒铛入狱。一番坎坷之后，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000余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而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16年耕耘，褚橙火了，褚时健也多了一个头衔——“中国橙王”。

“要实现我们的目标，13亿中国人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红塔山到褚橙，褚时健走过了近40年光阴，可以说是和改革开放同行。这40年，褚时健感触很深。

他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穷得‘了不得。我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缺乏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我周边的这些人都很高兴，大家的积极性都提高了。从此以后，我们国家蒸蒸日上。这只是40年功夫啊，我们国家就从一个弱小的经济体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但经济强大了，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前进了，高铁等都有了。”

40年来，国家变化翻天覆地，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面临新的问题，还有中美贸易摩擦等来自外部的挑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中国企业家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对此，褚时健在国家与个人利益上有着自己的诠释。

他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要实现我们的目标，13亿中国人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还是要更加努力。”

在采访过程中，褚时健谈论着种种过往，眼神里却装着无限的未来。他说：“建设国家，要靠人民的积极性。我当初搞烟厂，要买一套设备都没有钱，但还是拼命干工作，不仅是我，我想其他人那个时候也在拼命。对于现在的企业家而言，国家给出了很多政策，放手让他们干工作，大家更应该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拼搏，为国家社会多拼搏。”

“我90岁了，还在为国家社会拼搏”

褚时健说我们都应该为国家社会多拼搏，但现在有些人说青年一代成长在国家富足的时代，缺乏吃苦的精神。对此，褚时健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无论哪代人，只要把国家和人民利益关系摆好了，他会想吃苦的。我们当年车间工人上班，早上犯懒不起床。7点上班，有的8点还不起。但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分配政策改进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就提升上来了。”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需要大家为国家社会作贡献。该国家办的事国家辦，该老百姓做的我们就做好。我们都愿意为国家奉献，当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活也会好。”“我90岁了，还在为此（国家社会）拼搏。”他说起这句话时尤为有力。

就是这种不断拼搏的精神，使得褚时健能把企业搞好，在困难面前，做到“不被打败”。

褚时健说，要把一件事做好，在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特殊情况，都有它的困难。“我几十年的生活中，有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结果，别人搞不了，我搞好了；别人搞亏本，我赚钱了。企业生产率不行，肯定有原因，那我就很快把原因找到，然后改进解决。”

“当年烧锅炉，人家要五斤四两标准煤，我只用零点八斤，修锅炉的时候，我的头发都被烧焦，但这样成本不就降下来了吗？之后我种橙子，我觉得在过程中困难也很多，但是我们赚钱了，两三千亩地，一年利润一个亿。他们说民营企业种水果都纳不起税，但我们可以，一年纳税3000万。如果我们企业都这样，国家不就富强了吗？他们说搞国企，国家有很多扶持，我说我搞私人企业，国家对大家的扶持是一样，我搞好了，你们也能搞好，总是有道理的。”

当记者最后问道“您一生干了这么多事，干成了这么多事，还有什么遗憾吗”？褚时健说：“现在看，我觉得，我的人生满足了。最后这几年，我把日子过好，还要有一些精力，指导孩子们把生产率提高，把利润率提高，把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中国青年报》 陈 琛、陈一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