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元：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当时上海城唯一一面国旗

为吸引日军，掩护友军撤退，谢晋元和官兵们誓死坚守四行。一位18岁的女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横渡苏州河，给谢晋元送来了一面已经被河水浸透、还带着体温的中国国旗。于是，在敌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四行仓库的楼顶上飘起了当时上海城唯一的一面国旗。

死守最后阵地，升起上海唯一一面国旗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斗持续了70多天，但上海终究还是没能守住。10月26日，中国守军被迫转移。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政府即向国联呼吁制止日本侵略。国联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会议原定于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在上海无论如何要有一支部队能够守到那个时候。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

10月26日深夜，谢晋元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整整四天四夜，谢晋元和官兵们誓死抵抗，击退敌军几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敌无数。壮士们的事迹传到了词作家桂涛声、曲作家夏之秋那里，《歌八百壮士》那气势磅礴的旋律从他们心底尽情涌流。曲作者夏之秋说，“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

但是，包括两位词曲作者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四行仓库里，真正和上万日军作战的，并没有800人，而只有420多人。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回忆：我父亲就率领四百二十多人，对外说是八百人，不让敌人知道底细。在这四天里面，基本上全国的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四行仓库的枪声牵动着上海市民的心。他们每天聚集在河的南岸，不顾敌人的流弹，表达对壮士们的崇敬。人群中，有一名童子军，名叫杨慧敏。她隔着对岸喊着要参加战斗，前后一个小时，她还是不走，她就问你们需要什么？谢晋元说，你能不能给我们送面国旗来？

就是这样一位18岁的女童子军，当天夜里，冒着枪林弹雨，横渡苏州河，送来了一面已经被河水浸透、还带着体温的中国国旗。于是，在敌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四行仓库的楼顶上飘起了当时上海城唯一的一面国旗。

生死一线之际，谢晋元带头写下遗书，以表决心。遗书中这样写道：“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仅有一根旗杆，他在孤军营誓死升旗、护旗

然而，就在壮士们边战斗边修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31日凌晨二时，谢晋元手持国旗，最后一个与四行告别。“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参战，但租界工部局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英勇抗敌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被监禁的时间在无限期延长，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蒋介石一次次发电报，让谢晋元和孤军们一定要艰苦奋斗，坚守孤军营。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与“俘虏营”无异。“八百壮士”的自由受到限制，但谢晋元军纪严整，决心抗战到底。

1938年6月5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的命令，我军以100架飞机，40余艘舰艇，110万军队迎战，“保卫大武汉”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誓言。在全国抗战热潮高涨的形势下，武汉等地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举行十万人的大游行。滞留上海公共租界的孤军，决定在“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两个一周年纪念日，在孤军营升国旗纪念。

8月9日工部局送去了一根旗杆。可是旗杆竖起才一天，租界当局出尔反尔，唯恐日本迁怒又收回前允。经谢晋元据理力争，租界方面才复同意，但旗杆要截去四尺。

8月11日晨6时，当全体孤军和铁丝网外的上海民众看着庄严的国旗在朝阳的映照下冉冉升起时，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十个月了，神圣的国旗一直不能在上海升起，大家心头的痛楚可想而知。如今唯一一面国旗，又在上海的天空飘起，人们大受鼓舞。

然而万国商团苏格兰队、意大利队立刻集结在孤军营外面，如临大敌一般。国旗刚一升起，白俄商团竟直冲营内准备硬抢。在突然被袭之下，谢晋元立即命令保卫国旗。我手无寸铁的360名战士，在手持槍棒的一千余名兵丁围攻下，为保卫神圣的国旗，同残暴的白俄士兵拼死肉搏。英勇护旗的壮士有1人当场牺牲，孤军受伤者达100余人之多，其中重伤41人。白俄兵砍倒旗杆，抢去国旗。

“我死也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会亡国”

8月12日晨6时，孤军在早操跑步后，照常举行升旗典礼。白俄兵虽然抢去了国旗，但谢晋元对全体官兵说：“我们照样可以升旗，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我们用精神升旗法进行，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热血沸腾的烈士的鲜血，足以代表我们的国旗。”于是在齐声高唱国歌声中，一切仪式照常进行，几百名战士目视着旗杆，心中想象着国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就像国旗仍飘扬在空中一样。

为了抗议租界当局的这一野蛮行径，所有官兵进行了绝食斗争。谢晋元当众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绝对不做任何帝国主义的顺民。工部局慑于众怒，只得将国旗送还。谢晋元为此勉励将士们：“大上海租界，我们的言行必须使外国人从我们身上看出中国人的气概，认识中国人的精神！”

1941年4月24日清晨五时，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已被汪伪收买的郝鼎诚、张文清、张国顺、张福忠等四名士兵故意迟到。谢因此将这几人叫到一旁询问。早有准备的四个奸徒忽然拔出凶器，群刺谢晋元，中头胸数处。谢晋元重伤倒地，流血至黄昏许，医治无效，一代抗日英雄，就这样悲愤以殁，时年仅37岁。

噩耗一经传出，举国震悼。上海同胞往孤军营吊唁者有30多万人，素车白马，途为之塞。国民政府给予谢晋元以极高的评价，追赠其为陆军步兵少将。国军回师之后，“八百壮士”返沪者百余人，皆结庐于谢团长墓侧，多年不去。

时针拨回现在。“重新追踪父亲的人生足迹，您对哪段故事印象最深？”距离淞沪会战80年后，面对采访，谢晋元之子谢继民想起自己在与母亲生活的40多年间，也曾不止一次追问母亲，“父亲生前哪件事使你最难忘”？母亲述说的是1934年谢晋元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中途回沪的两个礼拜，一直闷闷不乐。询问之下才知，从上庐山的一路上到训练营里，谢晋元一直在与同僚辩论。“九一八”之后，中国军官议论的焦点便是“中国能不能与日本打”？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打”，因为实力差距悬殊，“早打早亡，晚打晚亡”。而谢晋元不同意。“我们的先人岳飞曾说过，‘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则天下太平矣。只要我们军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英勇不怕死，我死也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会亡国！”在这段谈话里，谢晋元连说了两次“死也不信”，这是谢继民的母亲终身难忘的。

（《谢晋元抗日日记钞》 上海远东出版社，谢继民/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