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张挂在我的耳朵里

嵇绍波

那个夏天的八月，树上的鸣蝉刚叫开嗓子，我就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三十里外的县城高中上学。升入高三，即将面临高考，学校通知我们提前到校，学习高三的内容。

低矮的砖瓦结构的教室里，老师高高地卷着袖子，汗水在涨红的脸上流淌。坐在蒸腾着热浪的教室里，咸咸的汗水沿着额头流淌下来，我的眼睛被浸泡得又红又涩。对于乡村长大的我来说，这些困难都不能算是困难，相比于烈日下在田间除草，这还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同学们也是衣衫湿透，但是依然聚精会神，目光专注于黑板，大家心中都蓬勃生长着一个瑰丽的大学梦。在上世纪90年代，考大學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经过一天的学习，我们也累了，站在阳台上吹了一阵热烘烘的晚风，陆续回到宿舍用冷水冲一下身子，倒头就睡。宿舍里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像个热气腾腾的蒸笼。这样热的天，一个宿舍还住着二十个人，卫生环境不可避免地恶劣，很多同学因此染上了红眼病，我也不能例外。

一切的苦和痛，于我都不是大问题，唯独生病是不能面对的。我拿不出买眼药水的钱，因为父亲自我读高中那一天起，就开始生病了，而且还是每个月都要消耗几百元的肝腹水。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医药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我能继续读书，只是父亲的一个不肯放弃的执念——读高中无论多难，就是在地上爬，也要爬下来。因此，我用的每一分钱都是父亲从医药费里抠出来的。我天真地以为，过不了几天，我的红眼病就会不药而愈。

一个星期后，我突然发现，我再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我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家人的目光全集中在父亲身上，父亲的病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无暇旁顾。幸运的是，红眼病终于不治而愈。接踵而来的，却是眼睛看书时又酸又涩，见光就疼得无法睁开。

放假回到家中，看着病入沉疴的父亲，我什么也不敢说，面对满脸愁容的母亲，到嘴边的话，也生生地咽了回去，我只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再次回到学校已是秋学期，眼睛似乎一直没有好的迹象，坐在教室后排，眼前一片模糊，我曾经动过配一副眼镜的念头，但是一摸口袋，还是无奈地放弃了。

上课眼睛看不清，看书又会酸疼，我的成绩直线下滑。为了挽住颓势，我想尽了办法。一次体育课后，我发现眼睛酸疼的症状缓解了些。于是，每天吃过午饭，我就到操场上打一会儿篮球。晚上，上晚自习前，我都绕着操场跑步，同学们看在眼里，认为我不抓紧时间学习，是自暴自弃。异样的眼光锁在我的背上，麻麻辣辣的，似乎要灼出一个洞。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起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一次摸底考试中，我的成绩跌至班级的倒数几名。我陷入了绝境，抬头看去， 黑板上是白茫茫的一片，耳畔环绕着同学的“嗡嗡”低语。我急得浑身冒汗，无奈地趴在课桌上，却意外地发现，只要我静下心来，就能听清老师说的话。于是我就趴在课桌上，用耳朵仔细聆听，仿佛我的耳朵里张挂着一块小黑板，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记得那个上午第三节的物理课，老师提问一个问题，喊了几个同学都回答不上来。坐在后面的同学却是无所顾忌骚动不安着，老师沉着脸盯着后排，我依然认真地趴着，却听到老师点我的名。教室里立即发出了哄笑。我没有犹豫就站起来，说出了我的想法。我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班级里排名靠前的几个同学都没能回答出来。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同学们都盯着我看，脸上满是惊愕，仿佛我是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插班生。那一天，我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尊严。

我的成绩就像熬过冬天的一株小草，虽然没有大树的伟岸婆娑，也没有花朵那样美丽鲜艳，但是也有了自己的一抹青绿。我清楚地知道希望是渺茫的，但是我不会放弃，也不敢放弃。一日日，一天天，我认真地趴在课桌上，在耳朵里张挂起黑板，心无旁骛地汲取着知识，概念性的问题我能清晰地搞清楚，计算较多的就有些吃力。不过，我的成绩还是一点点地，一点点地提高着。在随后到来的预选中，我幸运地拿到了高考入场券，成为全班六十几个人中幸存的二分之一。

人的一生，从外面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才是成长。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成长，大概就是从那段时光开始的，正是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为了一个目标，想尽办法战胜自己，再心无旁骛地前进。

那个夏天，我踩着录取线考进了师范院校，成了老师眼中的一个奇迹。去学校转团关系时，老师特地从课堂跑出来问我，因为全班只考上十多个，而我却是最不可能的一个。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认真地说，在这里，张挂着一块黑板——老师课堂上讲的，我都能看得见。

（郝景田摘自《少年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