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蝗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刘晓晨

（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山西 晋中 030600）

蝗虫，俗称“蚂蚱”，属直翅目，广泛分布在中低纬度，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1]。山西作为中国历史上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有关蝗灾的记载史不绝书，其描述常以“飞蝗食稼”[2]“流亡甚多”[2]“尽食禾苗，人民卖妻鬻子，道殣相望”[2]“大饥”[2]为主，可见其危害程度之深，是我们研究中国蝗灾史的重要区域。但灾害史中有关蝗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3—5]。目前，有关山西蝗灾的研究，主要有王宏宇《山西历史蝗灾发生规律及灾情分析》[6]，笔者以公元前129年至公元1911年为时间段，分析山西蝗灾的时空分布情况与造成的影响，认为蝗灾主要集中分布在山西中部盆地，旱灾是诱发蝗虫成灾的主导因素；王建华《山西灾害史》（上下册）[7]，先生以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949年山西八类灾害（旱灾、水灾、雹灾、雪灾、风灾、地震、农作物病虫害、疫灾）为研究对象，从不同时间段探究灾害发生的特征、原因、影响及社会救助。其中，在明、清时段上，先生统计出农作物病虫害各79、88次；王庆伟《明代晋东南和晋南地区的自然灾害比较》[8]，作者运用比较分析法，对两地的自然灾害进行对比，统计得出蝗灾共22次；王国棉《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自然灾害与区域粮价探索》[9]，作者从粮价这一视角出发，分析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粮价波动影响因素，在概述自然灾害一章中，病虫害统计共83次。张青瑶《明清晋北蝗灾统计特征及灾情分析》[10]，在基于史料的基础上，对公元1368年至公元1911年晋北地区蝗灾发生时间与空间进行研究，并对1536年、1647-1648年、1836年三个个案进行描述与分析。

综上所述，有关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的专题研究较少。一是主要集中于自然灾害整体性研究，对蝗灾这一生物灾害关注不够；二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山西局部地区，尤其是晋东南地区，缺乏山西全局研究。因此，在基于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运用arcgis软件、matlab软件和origin8.0软件对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的等级分布特征、时空分布规律进行探索，以便为现代山西蝗灾监测与预防提供借鉴意义。

一、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明清时期被称为方志期，地方志中灾害类记载自明弘治年间以后开始普遍[11]，其中有关蝗虫成灾的记载十分丰富。因此本文以明清时期为时间段，资料来源于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的《山西通志》（清·雍正）[2]、王轩纂修的《山西通志》（清·光绪）[12]，并结合张杰编的《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13]以及宋正海等著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14]对其补充。

（二）研究方法

笔者研究对象为蝗灾，对历史文献中蝗虫入境但不为害的史料均不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参考李钢先生总结的历史上蝗虫不同记载名称，将“蝻”[2]“螽”[2]“蝝”[15]“螣”[2]“蚮”[15]“蝗”[2]作为研究对象；时间段为公元1368年至公元1911年，共543年，统计标准以发生年为基本单位，但具体到发生频次统计、发生月分析时依次以县（散州）、月份作为基本统计单位。

二、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等级分布

明清时期山西共发生95个蝗灾年。依据《蝗灾·气候·社会》[15]一书中的蝗灾四等级划分方法，结合明清时期山西蝗灾持续时间、受灾地数量、受灾程度，本文将其划分为3个等级。即1级：一年中一地发生蝗灾，对农作物危害程度较轻，文字记载为“蝗”[12]“蝻”[2]“飞蝗食稼”[2]“蝗伤稼”[12]；2 级：一年中多地发生一代或两代蝗灾，对农作物危害较重，出现政府赈济，文字描述为“飞蝗蔽天，食稼殆尽”[2]；3级：一年中多地多次发生蝗灾或连续数年发生蝗灾，造成农作物绝收，常伴随饥荒现象，文献记载多为“飞蝗蔽日，食禾至尽，民大饥相食”[2]、“蝗食禾，大饥”[2]。

根据上述蝗灾等级标准，对其等级进行结果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从表1中得出，明代山西共有49个蝗灾年，平均18年发生一次，以1级蝗灾为主，占51%，2级与3级各占27%、22%；清朝山西共有46个蝗灾年，平均17年发生一次，以1级蝗灾为主，占46%，2级与3级各占26%、28%，呈现出1级与2级比重下降、3级比重上升的现象，说明清朝蝗灾危害较明朝严重。这可能是因为耕作面积的扩大，造成了抗灾能力的削弱和灾害风险的增加。

从图1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山西蝗灾以1级为主，64%的2级蝗灾主要集中在明朝后期与清朝中后期，83%的3级蝗灾集中分布在明朝后期与清朝前期和中期，2级与3级蝗灾具有时间连续性特征，即公元1535年至公元1537年、公元1587年至公元1588年、公元1615年至公元1618年、公元1635年至公元1637年、公元1639年至公元1641年、公元1646年至公元1648年、公元1672年至1673年、公元1690年至公元1692年、公元1823年至公元1825年、公元1836年至公元1837年、公元1856年至公元1857年、公元1862年至公元1863年。

表1 明、清山西蝗灾等级表

图1 1368年至公元1911年山西蝗灾等级变化

三、明清时期山西蝗灾时空分布

（一）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的空间分布

笔者采用《山西省历史地图集》[16]中的清光绪十八年山西地图为底图，以县、散州为单位对发生次数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制成图2。

1.蝗灾的受灾县差异

从图2蝗灾受灾县分布图上可知，蝗灾分布具有显著的临水性特征，尤其集中在汾河流域一带。这一特征的形成是由山西季节性河流分布格局所决定的，因为河流两岸地势低洼，洪水泛滥后易形成荒滩，为蝗虫繁衍创造了适生地。此外该地区易生长喜湿性芦苇，为蝗虫生存提供充足的食物供应，有利于蝗灾大爆发。

2.蝗灾的区域差异

因明朝与清朝行政区划不同，故将山西划分为晋北区、晋中区、晋东南区与晋南区。在受灾区分布图上，受灾区具有从南到北递减的次数差异性特征。蝗灾易发区为晋南区，其次为晋中区，晋北区发生次数最少。这种从南到北递减的规律与山西气候特征相吻合。山西温度从南到北逐渐降低，晋南地区夏季高温多雨、热量充足，可满足夏蝗与秋蝗发育对温度的需求，易爆发蝗灾。而晋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短促，不利于蝗虫生长发育，蝗灾较少爆发。

图2 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空间分布

图3 明清时期山西蝗灾发生月分布

图4 明清时期太阳黑子起伏变化

（二）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的时间分布

1.月份分布与代次

《山西通志》[2][12]中有关蝗灾记载明确到月份的文献共49条，为探究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的月份差异，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制图3。

根据图3可知，蝗灾呈现出显著的月份差异性特点，阴历6、7月为高发期，占73.7%，阴历3、4、5月为中发期，阴历八月至次年2月为少发或不发生期。分析得出：阴历6、7月为一年中山西温度最暖期，正处于东亚飞蝗生存、发育最适宜温度范围内，据郭郛先生研究提出东亚飞蝗在适宜温度范围内，温度与发育时间成反比，即温度越高发育时间越短[17]。阴历6、7月以后温度开始下降，低温灾害增多，东亚飞蝗成灾率逐步降低，呈现出单高峰起伏。

东亚飞蝗代次在我国可最多分为4代，一般呈现出纬度地带性特点，但因受局部地区雨热组合、食物丰歉程度影响，也会出现非地带性现象。例如，洪泽湖与杭州东亚飞蝗发生代数相同（+2）[17]。因此，笔者在《山西通志》[2][12]基础上，确定明清时期山西蝗灾代次数，研究其代次特征。其代次划分标准依据《中国飞蝗生物学》书中表4-1东亚飞蝗生活史[17]，进行代次划分，可知明清山西蝗虫为两代，即夏蝗、秋蝗。其中夏蝗37次，秋蝗23次，夏秋蝗3次，夏蝗占58.7%，夏秋连蝗仅占4.8%，但其危害程度远远大于夏蝗，其描述多为“死亡载道，闾里皆空”[2]“父子相食”[12]。

2.周期分析

小波分析是继Fourier分析之后发展起来的信号解析工具，它可以在时（空）、频（波）两域同时给出系统演化的信息[18]。笔者采用复数形式的Morlet小波分析方法对明清时期山西蝗灾发生次数进行处理。

分析发现明清时期山西蝗灾频次存在40年至41年和24年、12年的长周期，2年和6年的短周期。根据宋正海先生划分的太阳黑子强度定级标准[19]，笔者对1368年至1911年处理后的太阳黑子进行起伏期判读（见图4），因起伏期是周期的一种显示[19]，可得出平均周期变化，利用origin8.0软件拟合求出方程式y=136-33In（x+7.8），经计算可知，明清时期山西蝗灾40年至41年的长周期变化与太阳活动平均周期一致。因此，明清时期山西蝗灾与太阳活动有关。

四、结论

笔者对明清时期山西蝗灾的等级分布、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1）在等级方面，明清时期山西蝗灾以1级灾害为主，2级与3级蝗灾主要发生在明朝后期与清朝中前期，并具有时间连续性。

（2）在空间分布方面，明清时期山西蝗灾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特征，受灾县具有临水性特征，尤其集中在汾河流域一带；区域尺度上具有从南到北递减的次数差异性特征，晋南地区为高发区，晋北地区为低发区。

（3）在时间上，通过月份和代次的分析，明清时期山西蝗灾为夏、秋蝗两代，以夏蝗为主，并具有显著的月份差异性特征，以阴历6、7月为主。在小波分析中，明清时期山西蝗灾周期长短不一，存在40年至41年蝗灾长周期与太阳活动平均周期一致现象，说明蝗灾与太阳黑子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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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建华.山西灾害史（上下册）[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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