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私人复仇，宋代如何衡平情理法

宋朝士大夫并没有在法理上否认复仇的自然正义，但认为应该将私人复仇的自然正义转化为国家刑罚的法律正义

吴钩

北宋太宗雍熙年间，京兆府鄠县发生过一起惊动朝野的复仇案：一个叫做甄婆儿的女子，在十岁时目睹母亲刘氏与同村的董知政发生争执，被董知政杀死。甄婆儿将尚在襁褓中的妹妹托付给邻人张氏乳养，自己远走他乡避仇。数年后，甄婆儿长大成人，回乡祭母，在母亲坟前恸哭，随后拿了一把斧头，藏于袖中，悄悄摸至董知政家中。董知政正在逗儿子玩，甄婆儿趁其不备，“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报了杀母大仇。

当地官府在抓获凶手甄婆儿之后，上奏朝廷，请皇帝裁决。那么宋太宗如何判决这一起复仇案呢？按《宋史·孝义传》的记载，“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今天有些讲述甄婆儿复仇案的朋友，都据此认为皇帝最后豁免了甄婆儿的罪责。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能不辨正。

确实，在先秦儒家的观念中，血亲复仇是一种“自然正义”。《礼记》记载，“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意思是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杀兄之仇，随时可以报复，路上见了仇人，抄家伙就上；杀友之仇，不与仇人同待一国。不独东方的先秦儒家认同这样的复仇正义，西方的《圣经·旧约》也宣扬类似的观念，比如《出埃及》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然而，同态报复会面临“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困境。中国的儒家对血亲复仇提出限制，《春秋公羊传》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意思是说，父亲若是无辜被诛，儿子应该报仇；但是，父亲若是犯罪当杀，儿子的报仇便不具正义性。

但即便限制了不具正义性的复仇行为，那些符合自然正义的血亲报复仍面临“度”的问题。东汉的《轻侮法》便是一个教训。汉和帝时，朝廷出台《轻侮法》，根据这一项立法，为人子者，若因父亲受人侮辱而动手杀了辱父者，可以免除法律制裁。结果，受此立法的激励，民间一下子出现了无数“报辱父之仇”的私人复仇案件。最后朝廷不得不将《轻侮法》废除掉。

东汉《轻侮法》作废以降，历代王朝的立法都不再鼓励私人复仇，三国时期的魏国更是针对民间复仇行为立下严厉禁令：“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唐律疏议》对私人复仇避而不谈，但唐朝发生的几起复仇案，复仇者都受到了法律制裁。只有元朝是一个例外：按元朝刑法，“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元朝法律不但允许私人复杀父之仇，且杀父仇人要赔偿“烧埋银”。

若论宋人的法制观念，南宋人张孝祥认为，复仇具有自然正义，但若允许私人复仇，则天下将永无宁日。因此，需要以国家惩罚的法律正义取代私人复仇的自然正义，只要国家能够主持正义，人们便不会寻求私人报复，“而惟法是听”。北宋人王安石也说，复仇“非治世之道也”，只因为国家无力主持正义，冤民无处可告，才会出现私人复仇，《礼记》才会记录下“复仇之义”，这是“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非治世所宜取用。

也就是说，宋朝士大夫并没有在法理上否认复仇的自然正义，但认为应该将私人复仇的自然正义转化为国家刑罚的法律正义。私人的复仇行为不应该受到鼓励。这是宋人对先秦儒家复仇观念的修正。

但是，法律正义毕竟也有覆盖不到的地方，私人复仇行为还是无法完全杜绝，那怎么办？《宋刑统》以“臣等参详”的形式作出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仇者，请令今后具察，奏请敕裁。”换言之，宋政府将复仇案当成特殊案件来处理。回到前面我们说到的甄婆儿复仇案，地方官府的处理方式便是按刑统规定，奏请敕裁。

而“敕裁”的结果，并非如今天一些朋友解读的那样：甄婆儿获得赦免。《宋史·孝义传》对甄婆儿复仇案的记述其实是不完整的。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的记载，“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也就是说，宋太宗只是豁免了甄婆儿的死罪，改为杖刑。复仇者最终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除了甄婆儿案，宋代还发生过几起私人复仇案，比如宋仁宗时，单州人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死，王德获刑后恰好遇上国家大赦，免死，刘玉私自杀了王德，以复父仇。宋神宗时，青州人王赟之父为人殴死，王赟年幼，未能复仇，但他长大后，便伺机刺杀了仇人。这些复仇者最后都按特殊的杀人案处理：豁免死刑，但没有免除刑罚，如刘玉被“决杖、编管”，王赟“诏贷死，刺配邻州”。换言之，中央法司的法官（君主的裁决通常都是采纳法司讨论后的意见）通过衡平考虑情、理、法，对一部分私人复仇案作出了减刑判决。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