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效力学木兰

■ 陈秀峰

这张滇籍旅长沙同乡为欢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拍摄于1938年元月2日的照片，是当年民族危亡抗战爆发之际在云岭大地诞生的中国第二支女子战地服务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影像志之一，是由昆明民间收藏家杨韧先生慧眼识珠淘来的珍品。据了解，这张照片属抗战胜利70余年后首次被发现，发黄的这张老照片使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次以完整的阵容展现于世。

1938年滇籍旅长沙同乡欢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合影

这张照片中的人员大致分成四排，战地服务团的女兵全部戎装短发（脱帽），第一排20人席地而坐，第二排20人倚凳而坐，第三排18人呈站立状（可能是按三个区队排列）。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和云南辛亥革命元勋李根源先生坐在第二排居中位置。其余云南同乡和东道主分站两边和第四排。照片左边有人用蓝墨水标第三排右三女兵名为“李淑”（名单中只有李淑珍），当时每个女兵可能都得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2018年3月中旬，笔者在南侨机工学会举行的年会上，偶遇原战地服务团代理团长（兼分队长）吴秉坤之女张伍女士，她说在少年时候家中曾堂堂正正摆放过这张照片，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抄家毁弃了，当听我说这张照片被人收藏并发现时顿感欣喜！四天后的3月8日时值“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纪念滇军暨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省抗战80周年”的座谈会上，笔者见到了杨韧先生珍藏的这张老照片原件，实际尺寸约28×12公分，比此前我在画册上见到的要小。照片背面用蓝墨水写着：“父亲母亲大人：/这是儿同云南之同乡及全体团员在长沙时所照之相，存念吧！/儿淑/于1938.1.29”。这段文字证实这张照片是李淑（珍）当年从湖南寄到昆明以遥寄相思并告慰双亲大人的信物，弥足珍贵！

且让我们透过这张老照片，穿越到80年前那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烽火岁月吧。1937年10月5日，滇军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出征誓师北上抗日，令全城震动。受当天誓师大会的振奋和鼓舞，以昆华女中一批女生为发起人的四千余人的游行请愿队伍，于当天下午一路呼喊着抗日口号，浩浩荡荡来到五华山云南省政府驻地，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光复楼前接见了她们，并作了热情的讲话和鼓励，称这些女青年是云南的“新花木兰”。

经过两天的酝酿，按照省府要求，自愿报名的女学生按60人的编制组成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公推徐汉君为团长，胡廷壁为副团长，吴秉坤、宋敏慧（宋志飞）、姚仙名为第一、二、三区队区队长。每人交5元钱作伙食费，大家背上行李，到西山华亭寺集中食宿，开始了一月有余的医护、军训、宣传等科目的初级训练，随时待命开赴抗日前线。出发前夕，在陆军医院进行体检时还出现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千余名女学生拥挤在陆军医院门前，要求参加体检，争取去前方。很多人是带着眼泪迟迟不肯散去。

60名团员中除沙英华、马如琴、撒明腾、马少良、马玉仙、李淑珍6名系回族外，其余都是汉族。年龄最大的不过25岁，最小的才15岁。大家的战斗意志坚强，为了参加抗战，有的虽然婚期已订，也逃避家长的阻拦奔赴前线。遭到家长阻拦的段竟强甚至以死相逼，迫使家长让步同意她从军上前线。许多团员是瞒着父母上前线的，到了贵阳才写家信告平安。临上车出发时还是有6名团员被家长阻挠不能成行。到了贵阳后，接收了贵阳市女中的志愿同学6人，她们是陈琼芬、张丽芬、彭明绪、孟昭文、黄锦鸾、毛士珍。使战地服务团仍保持60人的完整编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日）上午7时，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从昆明出发。这一天，从昆明市正义路、金碧路（金马碧鸡坊）至东站，沿路站满了大、中、小学的学生，机关单位代表、各行各业的职工、市民以及团员的家长亲属等上万人。抗日救国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口号声此起彼伏；各单位和市民们放鞭炮，敲锣打鼓，给战地服务团赠送锦旗、纪念册、毛巾等。女兵们全副武装，飒爽英姿，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乘军车缓缓行进，频频挥手向送行的人们告别，洒着激动的热泪踏上征途，数天后到达贵州。

从贵州到达长沙时，又历时九天，住在长沙水陆州的一间煤庄楼上。据赵凤稚老兵对笔者说，当时她们60位女兵挤在墙壁漆黑的楼上，大多只能侧身睡着，翻身要喊“一备起”同时翻身，这一奇异经历令她没齿不忘。第二天（1938年1月2日），云南民国元老李根源、胡若愚先后来煤庄看望女兵们，给她们语重心长地指导和鼓励，要她们努力锻炼，为国效力，做云南的花木兰，为云南妇女争光！那张老照片就是在这一天拍摄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他的女儿张素娥为代表，来服务团驻地表示欢迎和慰问，赠给锦旗，并发给棉背心、绒裤、胶鞋等冬季服装及慰劳金5元。湖南的机关团体和各阶层人民，对女兵们很关心，大妈、姐妹常常拉着女兵们的手问长问短，邀请到家里殷勤接待。

1938年1月下旬到达武汉的云南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们，正赶上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蜜月”时期。这时的大武汉，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军事上的重镇，集结了数十万军队保卫大武汉，民众抗战情绪高涨。女兵们就在这种紧张热烈的气氛中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班的主要科目有：日本侵华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知识入门、游击战术、战地救护常识、野战医院临床实习、话剧、街头剧的排练化妆、救亡歌曲演唱和指挥、编写墙报和时事报告等等。邀请的教师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知名人士邓颖超、史良、田汉、冼星海、曾昭正、安娥、金则人、金浪泊、王家齐、鲍超、董心铭、胡若愚、盛家伦等。还邀请一些大学教授前来演讲。并指定平汉铁路医院为女兵们学医护技能的实习医院。武汉的几家剧院、电影院借给女兵们作实习演出剧场，还组织观摩了一些武汉救亡文艺活动。张芝老人给笔者讲了一个买酸梅汤募集抗日经费的难忘细节。张芝老人说：“我和邓颖超摆好桌子家什就开始卖酸梅汤，一个铜板一杯。她叫我管收钱，她管舀汤。邓颖超心很细，把每一个杯子均舀得满满的。”邓颖超笑的很甜，我们俩态度也很好，酸梅汤也卖得很快。

在女兵们训练班结业的前两天，郭沫若同志抽空来给她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郭沫若亲切地询问女兵们学习的心得，鼓励她们要为抗战贡献力量，教导她们继承和发扬云南“护国起义”的斗争精神。

在训练班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先生传授给女兵们许多抗战歌曲的演唱法和指挥法，讲解抗战歌曲是激发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和将士们的爱国情操最有效的武器，要女兵们很好地掌握它去鼓舞抗日军民。当时，应六十军将士的请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和田汉夫人安娥（作词）还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六十军军歌》。

冼星海和安娥还先后亲自给女兵们当指挥并教她们首唱了这首嘹亮的军歌，然后由女兵们到全军各连队教唱，成为鼓舞抗日劲旅六十军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战歌。她们到团里教歌，人少部队多，她们只得按营教，先教谱后教词，教得非常认真。在营里教好后，再分别深入连队进行辅导。学歌的都是年轻人，记忆力好，接受能力强，两支歌只几天功夫就学会了。合格以后，她们便集中全团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以军号为前奏，更显得英勇豪迈。

国立戏剧学校校长王家齐先生以及教师鲍超、董心铭、汤先生等亲自教导女兵们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流浪者之歌》《流亡三部曲》《新凤阳花鼓》等几十个舞台剧、街头剧。女兵们到武汉三镇街头演出了二三十次。戏演得真切感人，观众真把女兵们看成是逃亡难民，纷纷解囊捐赠钱物，战地服务团将收到的钱物全部送武汉抗敌后援会。

1938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武汉市妇女会邀请各方面人士开了一个女作家座谈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十位作家；有邓颖超、史良、谢冰心、谢冰莹、丁玲、沈滋九、刘清扬、胡兰畦等知名人士，还有广西的学生军、工农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以及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大家欢聚一堂，畅谈抗战文学，中外文学名著，并将千千万万妇女投入抗战活动的感人事迹加以报导或改编为抗战文艺作品。

3月底，正当战地服务团训练最紧张忙碌的时候，训练班的指导员余慧领来了几位英籍记者，他们是专程来对女兵们采访和拍摄纪录影片的。他们把女兵们受训的情况、救护演习、演讲宣传、文艺演出以及生活情况都录成影片，带回英国及西欧各地放映。他们还写了文章，编入了英国自修大学作为教材。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英国记者报导这类活动，目的是唤起西欧妇女从军抗击德国法西斯。后来英国《大陆报》还转寄给她们一份《五十五个云南女学生》的影印件，上面报导了云南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在心勉女中受训期间，女兵们编写了4期墙报，街头宣传10次，医院实习10余次。经过三次集训学习，女兵们的思想境界及知识技艺得到迅速提高，使战地服务工作基础扎实，信心十足。

4月下旬，六十军奉命参加第二次鲁南会战（徐州会战第二阶段），又称“滇军血战台儿庄”。六十军激战27个昼夜，歼敌1.2万人，自身也付出伤亡近2万人的惨烈代价。激战期间，战地服务团第二区队长宋志飞带领刘先德、苏志贤、黄自心、姜迪芳、马少良、彭明绪、孟昭文、陈琼芬、张丽芬、黄锦鸾、毛士珍共十二名女兵悄悄爬上载兵列车，随军到了台儿庄前线。几位老人回忆说：“初次尝到战争的滋味，枪声炮声炸弹声震耳欲聋，只感觉到心脏咚、咚、咚地在激烈跳动，但我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真可谓来者不怕，怕者不来！只要炮声一停，我们就跑到阵地上去救伤员，送水送食物给战士们。”出于安全考虑，卢汉军长还是安排12个女兵到陇海铁路线上的车辐山站六十军军医处，参加了伤员的抢救工作，并及时把伤员抬上火车转移到后方医院。5月18日后，由于战略需要，六十军奉命突围，女兵们随军部特务团行动，每人胸前挂上两枚手榴弹，背上一床灰毯，一袋米一路急行军，一路上部队边打边退。白天日机尾追轰炸，夜间探照灯、照明弹不断射来。我军先头部队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一路上粉碎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和封锁。女兵们在饥渴伤痛中，还要帮助那些受伤的战士，身上的衣服已穿得又烂又脏，还长出很多虱子来。经过近一个星期的生死历险，女兵们才随部队到达武汉。

参加武汉会战期间，六十军军部把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大部份分配所属各师政治部任政治队员，继续做宣传鼓动和战地医护工作。分配到前线的同志在阳新、排市一带，随军阻击日寇，展开争夺战，持续20多天，日寇飞机空袭我后方交通线和后勤设施，轮番扫射村镇民房，硝烟弥漫，满目疮痍，一片荒凉。但因为是山区狭道，日寇的重型武器、炮火、坦克不便活动，而我军的防守坚固，战局比较稳定。日军俘虏供称，日军碰上中国的“南蛮兵”很头痛，还把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们称为“女南蛮兵”，女兵们白昼隐避空袭，常常谈笑风生，有人还凑了一首打油诗，显示了女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情怀，诗云：

“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

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

女兵们在这次战役中抬担架、抢救转运伤员，白昼隐蔽休息，夜晚参加战斗，配合作战部队阻击西进敌人。在虎头山战斗中，我军缴获了一些战利品，除武器上缴外，有的生活用品如军毯、照片、水壶等，部队还发给女兵们留作纪念。经过20多天的激战，武汉沦陷，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们随六十军转移到湘北，在湘、鄂、赣一带坚持抗战。历时四个多月，惊天动地的武汉会战，于10月26日落下帷幕。整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伤亡近40万兵力的沉痛代价，但歼敌约20万，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六十军在此次作战中表现不俗，越战越勇。

参加了武汉会战之后，这五十五位云南抗战女兵因部队需要，被分调到抗日滇军各部队，参加了长沙会战及坚守湘赣鄂等地的长期对日作战，足迹遍及黔、湘、鄂、赣、豫、鲁、苏、皖、浙、桂等省。其间张芝还担任了“六十军难童教养院”院长的工作，先后收养了因战争失去父母的难童孤儿57人。在一次火线救护中，张芝还被日军的一片炮弹片砸伤头部。

从1937年底至1942年的五年时间里，除6位在队伍到长沙时就转道投奔陕北延安的女兵（加上另一位去延安途中到风陵渡黄河时不幸落水身亡的女兵，还有两位女兵去延安途中受阻转道去了新疆）外，大部份女兵都随军抗日。有数位女兵负伤挂彩，王琼珊的头上留下敌人的弹片，张芝的头顶上留下了弹坑，伴随一生。段竟强等6位女兵后来二次上前线还参加了设在重庆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久又调往伤兵服务队及乡村服务队工作。段竟强一直坚守“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誓言。1946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她才与一位追求她很久的国军少校（黄埔军校14期）王臣斌结婚，证婚人就是救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后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这批被称为“云南花木兰”的云南女学生兵怀着满腔热血与全国抗日军民一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与三迤健儿一道出生入死、英勇抗日，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烽火岁月，女兵们激情燃烧，青春闪光，血染风采。

1993年4月，滇军血战台儿庄55周年之际，曾参加过这次战役的抗战老兵常绍群、陶任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云南六十军战地服务团60人（出发时的人数）皆女同志，大者25岁，小者仅15岁，杀敌情殷，请缨抗战，随军出发。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与战士们同壕射敌，真乃英雄也！”两老还赋词《彩云归·纪念台儿庄大战》颂之，这首词还入选山东省枣庄市政协1995年编著的《台儿庄大战诗词选》。词中写道：

“少年敌忾别家乡，恨倭奴血战台庄。近百年耻辱须洗雪，今有我，敌敢猖狂！呼前进，纵牺牲了，千秋姓字香。感父老，真情意，箪食壶浆难忘。鄂湘赣北，硝烟遮蔽日无光。忽传遍，空前讯，倭寇意已投降。姐妹欢呼高唱后，重理红装。从今起，祖国如旭日，万丈光芒！”

2006年春，在昆明文庙一次两代人欢聚的座谈会上，六位原战地服务团女兵齐声高唱当年由她们首唱的《六十军军歌》

在2006年4月在昆明文庙组织的一次聚会上，那位早有所闻敢与小学生们比赛背诵国学经典诗文的段竟强老人，竟把当年女兵们创作的抗战诗文背诵得一字不差。她吟诵道：

为国牺牲学木兰，随军转战有余欢。

安危早置乾坤外，孰料胜利早还乡。

1938年春，在武汉的部分战地服务团女兵（摄影：英国《大陆报》记者）

这一年的4、5月间（4月22日—5月 18日），正值滇军血战台儿庄68周年纪念的日子，笔者还以晚辈的名义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名记”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匈牙利人），于1938年春在武汉“心勉女中”为女兵集训时拍摄的老照片复制后赠送给健在的几位云南抗战女兵们，并在照片的背面题上一首小诗聊表敬意，诗云：

飒爽英姿木兰装，春阳初照练兵忙。

三迤女儿多壮志，抗日救国保家乡。

参加聚会的6位女兵是85岁的王云仙、86岁的赵凤稚、87岁的段竟强、88岁的宋桂轩、90岁的王琼珊、92岁的张芝。六位耄耋老人“诉战友情谊，忆烽火岁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在聚会上，她们还应我们晚辈的要求，全体起立，肩并肩昂首挺胸地唱起了雄壮的《六十军军歌》，仿佛回到了六十八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

从与几位老当益壮的抗战女兵的多次接触中，我感到这些五十年代后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女兵们，从来没有为当年满怀豪情壮志，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战场，出生入死的经历而说过半个悔字，“爱国”二字不仅是当年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女兵们心中永远不变的情怀。

2017年7月29日，那位最先(集体)首唱也是最后一位高唱《六十军军歌》94岁的女兵赵凤稚老人驾鹤西去，至此，60位抗战女兵与80年前的老照片一起融合为历史，凝固成一座“永远的女兵”雕塑，为后人留下了一曲“云南花木兰”的英雄壮歌！2018年3月8日的座谈会上，几位女兵的后人集体亮相，他们是女兵赵凤稚的两位女儿王榆芝和王瑞芝姐妹俩，女兵宋志飞的外孙女向涛及爱人李正昆，女兵吴秉坤的儿子张放及小女儿张伍的女儿郑倩如及一对上小学的女儿，女兵张芝的侄女、电视剧《战地月光》（描写女兵战斗生涯）的作者陈绍昆；以及“滇军血战台儿庄”参战将领安恩溥和余建勋将军的后人安肇琰和余琥等。参会二、三代后人还讲述及聆听了滇军血战台儿庄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细节及“国之劲旅”抗日滇军(含战地服务团)的前世今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对先辈及他们那段抗日救国光荣历史的追思和缅怀，感恩和致敬；以及对先辈身上彰显闪耀的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承继和弘扬，永远是不忘初心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