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中国千年古曲乐谱
——10卷本《中国工尺谱集成》正式出版

作为文化部“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本），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学界视为继《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琴曲集成》后的又一项浩大的考察中国民间音乐传承、见证民间音乐生态体系的重要工程。

世界最早的乐谱在中国

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卢梭1742年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关于新记谱法的报告，但被驳回，理由是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简谱的发明者，其研究和前人有重合之处。也就是说，原创意义上的发明者，只有中国和意大利。比起意大利到16世纪才完善起来的五线谱，中国发明乐谱的年代要早得多，唐代（7世纪）已经基本成形。 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是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人们常以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及其表达的抽象概念和诗情画意来评定其文化品格。同样，人们也以一个文化族群创造的记谱法及其完善程度来衡量其音乐文化的品格。如果把技术指标作为一项文明成果来看，记谱法无疑是衡量音乐思维的标尺之一。 虽然大多数唐代手抄乐谱藏于日本（最早抄于7世纪），《敦煌琵琶谱》（抄于933年）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但保存于中国民间的手抄谱本，依然是一份不可小觑的丰厚储藏。因为保存于各地民间乐社的谱本，谱字样式与唐宋谱式一脉相承。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工尺谱集成》将这类抄本整理汇集，刊印面世，这无疑是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传承。《中国工尺谱集成》是继《琴曲集成》后又一项浩大的保护传统音乐的工程，也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后续工作之一。本次出版的10卷包括：《总论》（1卷）、《北京卷》（2卷）、《河北卷》（3卷）、《陕西卷》（2卷）、《东北卷》（1卷）、《江苏卷》（1卷）。

破解古曲“天书”的密码

采用什么方式让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图案”？如何让懂音乐或略懂音乐的人通过媒介感知声音，把握声音？自然是乐谱。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

工尺谱字源于中国最古老的乐器“笙竽”。先来看看“笙竽”的制作工序：作坊里摊放着大量笙苗，未装上“笙斗”（圆形底座）之前，散乱无序。一把圆笙，有五组相同长度的笙苗，最长两根，最短三根，中等长度三组，每组四根，共计17根。同等长度的管苗，因为安插位置不同，音高也就不同。长度相同，位置不同，需要明确分辨。工匠创造符号，目的就是为了让长短相同的竹管，分出个子丑寅卯。在管子上刻一个记号，是为了不至错乱。古人用的符号十分简单，今人已经不认得了，所以，看不出其中隐藏的顺序之意。古人觉得简单、今人觉得复杂的符号，说白了就是数字。

标注“笙竽”管苗的“一二三”，开始仅仅代表序号“一二三”，到了乐器上，发出音响的管苗，就不仅仅代表“一二三”了。对于工匠来说，顺序意味着“一二三”，对于音乐家来说，顺序意味着音高。如同简谱，“1、2、3”对于普通人而言是数字，对于音乐家来说则是“do、re、mi”。对于兼具工匠和乐师双重身份的人，管序开始超脱顺序概念，转为音高概念。于是，一套新的符号体系摇身一变，成为另一套性质完全不同的符号——从具象到抽象，从数字到谱字，从读音到唱名。简而言之，竹管顺序，变为笙苗名称；笙苗名称，变为音高名称；音高名称，变为谱字符号！于是，数字在这件乐器上完全等同于音高。按照传统称呼，音名就是谱字！

如此看来，工尺谱也贯穿了数字顺序，也是一种像“简谱”一样简单但又没有简单到现代人都能看懂的乐谱。

没有谱本，无以为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声音也就不易传播。乐谱是话语权之所在，代表了书写，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师承。于曲目，它是保存乐曲的传媒；于乐器，则是按谱用字的依据；于乐师，则是代代相承的脉络；于乐社，则是凝聚维系组织的象征。 正如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所言，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仅对营造全社会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还将对建立优秀传统文化宝藏，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激发薪火相传的文化产业机制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