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卞之琳诗歌与诗论中的节奏问题

李章斌

引 言

抗战爆发前夕，《文学杂志》创刊，主编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诗论发达”①。朱光潜不说诗歌兴盛而说“诗论发达”，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在众多的文体之中，新诗的变革最为激进，也最为根本，因此受到的质疑以及与此相随的辩论也最多。“五四”之后，不独写诗和诗歌批评的作家写了很多诗论，很多主要创作小说、散文的作家也参与进来，甚至以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美学为专长的学者也写了大量诗论，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解志熙敏锐地指出，现代诗论之“发达”，“不仅在于数量甚夥，更在于讨论专深之作、理论创新之说颇多，其诗学思考的范围与理论水平日渐超越了‘新诗’和‘新诗理论’的局限，直驾古典诗学而过之，显著地推进了中国诗学思维的现代化，揭开了中国诗学的历史新篇章”②。诗论的“发达”确实与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有关，但也与它所遭遇的一些根本性的难题有关，这些难题萦绕于所有关心诗歌命运的人的心头，诗论如此“发达”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焦虑的变相流露。节奏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中最重要、也最令人焦虑的一个。

可以说，汉语诗歌节奏在现代经历了问题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即问题面临的语境、对象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方法都必须彻底变革），因此也陷入深刻的困境：学界实际上连节奏具体指什么都没有达成起码的共识。孙大雨说：“‘五四’以来每有人讲到诗歌艺术，总要提起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