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思想中减税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2018-05-21 08:56吴欢
世界家苑 2018年4期

吴欢

摘 要: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以及供给学派都为财政思想中的减税理论提供了相应的经济学基础,根据对这些学派的分析以及美国历史上减税政策的实践来理解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国内以及国际影响,并为中国如何面对特朗普减税所带来的风险提供建议。

关键词:财政思想;减税理论;特朗普减税

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签署产生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因为此次减税是继里根政府的减税革命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同时也是因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此项减税政策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国际税制竞争,从而重置不同国家的国际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减税理论的发展,减税理论的发展又具有其相应的经济学基础,从经济学的根据出发,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减税实践,本文结合减税理论的经济学基础与美国减税实践进一步深入理解此次特朗普减税,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减税政策的经济学来源

现代财政学是以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往往来源于经济学,减税政策也不例外。经济学流派众多,税负思想各异,本文主要选取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以及供给学派来阐述减税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古典学派的税负思想

古典学派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的不完全性,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职责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由于国家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角色存在,所以国家的职责应严格限制在保护社会不受外国侵略、保护社会成员不受欺凌、提供某些公共机构和工程三项之内。国家的角色决定财政税收的限度,税收的总量应以完成这三项职责为限。另外一方面,古典学派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除了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这两种增税方式外,任何税收都会通过给资本增加负担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关系到一国的生产量,而生产量对经济增长有巨大影响,因而保持较低的税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古典学派认为,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的,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和水平的同时实行轻税有利于发挥经济主体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古典学派主张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为资产阶级摆脱君主统治的束缚提供理论依据,从这一根本出发,古典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其轻税思想不仅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对日后西方主流减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凱恩斯学派的减税理论

面对1929-1933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古典学派无能为力,凯恩斯主义兴起。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来自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市场自发调节造成的,由此他们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制定了一套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政策,即“需求管理政策”。凯恩斯学派注重税收调节经济的宏观功能,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将税收局限于财政收入功能范围内,而应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作为确定税负水平的政策目标。

凯恩斯学派认为税收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自动稳定器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一种会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减轻萧条。政府税收的自动变化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当经济衰退时,国民产出水平下降,个人收入减少;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税收会自动减少,留给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也会自动地少减少一些,从而使消费和需求也自动地下降一些。在实行累进税的情况下,经济衰退使纳税人的收入自动进入较低纳税档次,政府税收下降的幅度会超过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可起到抑制衰退的作用。反之,在经济繁荣时,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纳税人的税源充足,超额累进税税率自动提高,税负调高有利于抑制总需求膨胀,降低通货膨胀率。由此,税收这种因经济变动而自动发生变化的内在机动性和伸缩性是一种有助于减轻经济波动的自动稳定因素。

税收的乘数效应使得税收的调整成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税收乘数有两种,第一种是税率的变动对总收入的影响,另一种是税收绝对量的变动对总收入的影响,所以变动税率和变动税收总量都可以影响经济。例如,可以通过一次性减税来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的目的。由于政府征税将减少私人的货币数量,因而具有促成通货紧缩、减少消费倾向的趋势,同时影响私人投资,所以政府应减少税收以提高有效需求。

(三)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供给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当时美国经济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滞涨”局面,凯恩斯学派束手无策,供给学派因其引人注目的减税主张受里根政府的重视而发展起来。供给学派认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报酬和利润,但这不是指名义上的报酬和利润总额,而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干预所造成的费用以后的报酬和利润净额,因此税率,尤其是边际税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激励因素。边际税率是指增加的收入中必须向政府纳税的部分所占的百分比。

供给学派认为,高边际税率会降低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因为高税率减少了纳税后的工资率,也就是说,在闲暇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了劳动价格,从而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减少劳动供给。相反,低边际税率会鼓励人们多工作和努力工作,从而增加劳动供给。同样,高边际税率会阻碍投资,降低资本存量,因为高边际税率降低纳税后的投资收益从而改变了现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相对价格,在现在消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提高了将来消费的价格,影响投资积极性从而减少投资。最后,高边际税率不一定和税收总量按同一方向变化,甚至有可能按相反方向变化。供给学派认为高边际税率会使人们减少正常经济活动从而降低收入,而且会使偷税漏税的行为增多,而这种行为又会浪费资源,降低经济效率。相反边际税率的降低会鼓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纳税后的收入也多,从而愿意向税务局申报自己的收入,增加政府的税收量。供给学派还用“拉弗曲线”表明一定程度的减税具有增加税基和减缓税收下降的反馈作用,最终将会导致税收增加。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首先减税会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公共部门转到私人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以满足由于减税带来的需求,使供求保持平衡。其次,减税使资产报酬率提高,刺激储蓄的增加,降低利润,增加投资,而较高的投资又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最后减税使劳动者增加工资的要求有所缓和,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消费、产量和就业的增加。此外,减税还会加强本国货币的实力,有利于国际竞争。

二、美国战后的减税政策

根据美国战后的经济状况,不同时期的减税政策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经济周期减税政策阶段;第二阶段为扩张性减税政策阶段;第三阶段为20世界80年代的里根革命阶段。

(一)反经济周期减税政策阶段

二战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流,同样对美国的财政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认为在经济萧条期且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特点交替实行膨胀和紧缩财政措施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即用高涨时期的盈余抵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以消除经济周期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主要体现在反经济周期上。这种政策基本实现了减缓经济剧烈波动的初衷,但却带来了经济增长缓慢的严重问题,出现了CNP增长率年平均仅为2.5%“艾森豪威尔停滞”。

(二)扩张性减税政策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放弃了补偿性财政政策,转而接受增长性财政政策主张,决定实施以刺激经济连续增长为目标的长期预算赤字财政政策。在约翰逊执政时期,他继承了肯尼迪的政策主张,一方面使越南战争升级加大军事开支,另一方面又提出“向贫穷开战”,向“伟大的社会”前进等思想,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力度擴大到空前范围。1964年,约翰逊签署实施《1964年税收法案》降低个人所得税约20%,边际税率从20%—91%的范围降低到14%—70%,预扣税率直接从18%降到14%以鼓励消费支出,当年预扣税的降低额超过了67亿美元。此次减税是美国历史上到当时为止力度最大的一次减税政策,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已有“滞涨”迹象,但美国政府基本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三)里根革命

面对美国经济的“滞涨”局面,里根政府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重视供给学派,实施了两次大的减税计划。第一次是1981年的《经济复兴法案》,主要降低税收负担。在个人所得税方面,1981年-1984年将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降至11%和50%;在公司所得税方面,普遍降低各类资产的折旧年限,加大了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的税收鼓励,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二次是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主要解决税制繁杂的问题。为实现税收中性,里根政府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管理,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15级税率简化为两个档次,另对高收入者征收5%的附加税,提高勤劳所得的税收抵免。在公司所得税方面税率从5个档次简化为3个档次,减轻对股息的重复课税。

里根革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经济回升,赤字减少,198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为3.5%,1984年则达到6.8%,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1992年到1999年间,美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3.5%,形成又一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影响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根据该法案,特朗普政府将大幅度降低公司税率,鼓励投资和海外利润回流,减轻个人和家庭的税负,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并制定惩罚性关税。此次减税法案不仅会对美国国内产生影响,而且将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一)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国内影响

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都认为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从美国减税政策已有的实践中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带来了美国近十年的持续增长,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也有这样的效果预期。但不能否认的是,时代背景的不同会影响类似政策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刺激仅在短期内有效,并且在短期内要承担政府赤字被拉高的风险,政府赤字的出现会鼓励政府举债,政府发行公债是政府信用的一种体现,如果政府信用降低就容易发生债务危机,因此赤字的大幅增长会增加政府长远的风险。政府举债会造成政府与私营部门竞争,从而产生挤出效应。具体来看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我们会发现这种减税政策最终获利者将是企业和富人,而这会加剧美国的贫富差距,产生社会风险。

(二)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国际影响

一国的减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国,尤其是向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会在国际产生“外溢效应”。一方面,美国的减税政策将增加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税改前美国名义公司税率为35%,而G20国家平均值为28%,中国为5%,明显美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但税改后美国公司税率降低到21%,明显更有竞争优势。另外一方面,此次税改会增加其他国家资本外流和减税的压力。减税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税收洼地,将会鼓励资本流入,可能会引发全球税收竞争,形成新一轮的全球减税浪潮。

(三)我国减税政策的应对策略

首先应明确,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减税政策的最终目的不同。特朗普减税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促进增长和增加就业,但是税改的益处基本都落在了大企业和富人身上,也就是说其减税政策最终的目的是促进资本的增长,保证大资本家的利益,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这些大资本家,而促进就业不过是一种附加效果。对我国来说,促进资本增长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国税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应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关切,而不是扶持大资本家的发展。

中国的税制改革应立足本国国情,同时应考虑国际竞争。我国政府角色与美国不同,美国倡导小政府,一切交给市场,但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我国政府的角色并不是市场的附属,而是市场的指导者,这也就决定了我国效仿特朗普政府进行大规模减税不切实际,但是参与国际竞争要求我国的税制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应从结构性减税入手,我国税制与美国税制不同,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税收大部分来源于企业,而美国税收以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比重较大。中国企业不仅承担着交税义务,还有其他负担,譬如社保、政府行政性收费等,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寻租成本,这来源于我国税收制度的法制化不完善,应加强我国税收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减轻企业税负之外的负担。

警惕特朗普减税的外部风险。我国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但特朗普减税政策所产生的资本外流风险依然存在,特朗普减税法案一出,英国、印度、韩国等国都开始制定本国的减税方案,因此资本流向不一定是流向美国,也有可能是参与全球税制竞争的其他国家,这种减税浪潮会加速资本流动,从而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面对这种风险要更加谨慎,以免经济的不稳定引起经济的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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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