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行宫制度与中央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

商雨涵

摘 要 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基于此，文章主要对隋唐行宫制度与中央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隋唐时期 行宫制度 中央政治格局 变化

中图分类号：K928.74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行宫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且在隋唐时期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深入分析隋唐时期的行宫制度与中央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对隋唐时期宫变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1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帝王行宫不能距离都城过远，主要是考虑往返都城的方便，避免宫变事情的发生，这也是后世王朝行宫制度循行不悖的一条基本原则。

2隋唐时期行宫数量及地域分布

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都城，其内的宫城历来是帝王们日常起居和处理朝政的主要场所。就一般情况而论，都城往往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不一定是经济中心或军事中心，这对于国土辽阔的王朝而言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自商朝以来就有了陪都之制，其制度影响至隋唐王朝。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其中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潜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此行宫多建在这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场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其中隋场帝在606年至618年间，则天皇帝在684年至705年间以洛阳为首都），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是这几个帝王所兴建。

3隋唐帝王频繁出幸行宫与中央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

3.1隋唐帝王频繁出幸行宫喜好分析

隋唐时期帝王行宫数量、类型虽多，但又以避暑行宫最为重要，帝王出幸也最为频繁。其中隋仁寿宫在唐时被改建为唐九成宫（唐高宗曾改名为万年宫），唐时九成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并专门设有九成宫总监进行管理，可见地位之不同一般。据统计，隋文帝在位24年，外出避暑6次，全部都在仁寿宫；唐高祖在位9年，外出避暑2次，因九成宫尚未修复，故未曾临幸；唐太宗在位23年，外出避暑10次，有5次是在九成宫；唐高宗在位34年，外出避暑17次，临幸九成宫（万年宫）更达8次之多；武则天在位21年，外出避暑3次，因移都于洛阳，不能舍近求远，出幸的全是洛阳周围的避暑行宫。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等不仅频繁临幸仁寿宫（九成宫），而且每次都要驻次相当长的时间，所谓“春往冬还”，大致在春二三月前往，秋八、九月返回，出幸时间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有时从春正月就开始避暑，而结束的时间则推迟至冬十月。隋文帝甚至在开皇十九年（599）春二月去仁壽宫避暑，一直到次年的秋九月才返回京城，历时长达一年半有余。

3.2从“仁寿宫”之变看中央政治格局的变化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发生的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分析这次宫变过程中，“仁寿宫之变”与当时的政治变动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开皇初立皇太子杨勇，到开皇中杨广邀结关中权要，博取有预政之好而且有干政之实的独孤后的支持，推倒自称渤海蓓人的高顺，最终取杨勇而代之，大致体现了隋朝关陇集团内部不同地域势力的权力斗争，而太子之位则正是这种权力斗争的焦点”，“文帝死于杨广夺位之变，宫廷风浪激变姑或有之，而其真实原因则在于仁寿中不彻底的政治变动”。仁寿宫之变虽然发生在避暑行宫之中，但整个政变的过程还涉及对京城的控制问题。史载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崩于大宝殿”，“乙卯，发丧”。按是月乙未朔，丁未即十三日，乙卯即廿一日，可知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讯，显然是杨广与杨素利用秘不发丧的数天去做各种部署。秘不发丧以便拖延时间来进行相关部署，往往是宫廷政变者的一贯做法。杨广、杨素在政变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但这后一步行动计划从部署、实施到汇报结果，都需要一些时间，这正是杨广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敢发丧的原因所在。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隋唐时期，其行宫制度对中央政治格局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仁寿宫”之变可以发现，帝王频繁临幸并长时间居住在避暑行宫中，对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国家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徐成.北朝隋唐内侍制度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2] 罗凯.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