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路在何方？（下）
——专访厦大EMBA名师戴亦一教授

撰文_翟风彩 林东富

在上篇中，戴亦一教授认为目前实体经济的出路，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进行需求侧改革，尽快释放国民消费需求，促成经济结构从出口和投资依赖型向消费内需主导型的历史性大转型；二是释放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促进实体企业从中低端制造业与中低端服务业向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跃进的突破，完成产业的历史性升级。

在下篇中，戴教授继续解析：实体企业路在何在？

消费释放

居民消费需求不旺，实体企业日子怎么会好过呢？据统计，中国消费占GDP的真实比重只有50%左右，同比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国际社会平均水平在70%以上，美国甚至超过80%。也就是说美国老百姓的钱，主要是拿来消费，而中国老百姓的钱，大部分都存起来去买房子了。怎样释放消费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病有所医对消费需求释放很重要。房子住大一点，小一点，中国人都能忍受。但是如果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穷人生病如果自己没钱就只能等死，那老百姓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储蓄解决。至于老有所养呢，问题更大。现在体制外的个体户和农民，老了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或孩子抚养，那他就很麻烦了，政府保障的低保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就算是体制内所谓老有所养的人，如果年轻时不多存点钱，老了靠退休金日子也不好过。只有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了，没有后顾之忧的老百姓才敢消费花钱，否则消费很难刺激起来。

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一直不去弥补呢？缺钱！社会保障体系要参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来，需要巨额的资金。

政府其实是有办法的，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支招，认为中国释放内需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他们认为，医保社保足额全覆盖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呢？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混改来，即政府战略性减持那些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份，用套现来的资金去补这个欠账，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起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混改激活那些老国企的机制，而且，套现资金可以用于补充社保和医保的资金缺口，加大社保、医保的投入，让老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种方案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中国政府对混改国企的实际控制权。对此，专家们认为可以学习英国的金股制度，即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国有企业，国家即使不控股，也可以设计让其持有“一票否决”特权的金股，对其某些不利于公众利益的企业逐利行为加以控制。

戴亦一教授认为，如果政府没有一笔额外的巨款用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消费释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情况就很难有根本性改观。目前很多实体企业已经在吃老本，等老本慢慢吃光了，也许就会出现更多实体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一旦实体企业出现成片倒闭潮，房地产的泡沫也就撑不住了，等待我们的很可能就是泡沫破灭的明斯基时刻。

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如果不越过这道坎，内需就很难彻底释放，中国实体经济就很难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

科技创新

戴亦一教授谈到中国实体企业逆境求生的另一个解决之道就是科技创新。他从企业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市场、教育、文化与信息环境等多个维度，阐述了他对如何释放企业创新活力，真正突破供给侧改革关键的见解。

中国以前出口那么好做，现在为什么感觉越来越难了呢？因为我们过去的传统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是低成本，现在国内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都在上升，环保压力也日益增大，加上长期依赖出口形成了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累积，人民币汇率被美元绑架，不得不持续升值，所以现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越来越弱，出路只有创新，进行产业升级。但企业创新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这就是政府为什么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目前为止，科技创新和供给侧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戴亦一教授认为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关键就是要释放企业创新的活力，让企业生产出具有全球科技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跟发达国家比，中国企业的创新环境还有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是“戴着镣铐在跳舞”。供给侧改革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第一，从企业制度的维度上来看。

我们目前的企业制度还有很多不利于创新的地方需要改革。一般来说，民企比国企更有创新活力，国企创新压力不如民企大，动力也不如民企足。创新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风险和收益必须匹配。众所周知，在高科技创新方面，深圳已经遥遥领先广州上海等超级城市。为什么深圳的创新能力这么强？因为深圳从华为、腾讯、大疆到华大基因等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而广州和上海国企太多。因此，在中央做大做强国企的既定方针下，如何改变国企的生存环境和内部风险激励机制，让国企也具有像民企一样的创新活力，是供给侧改革的成败关键，毕竟，国企占有国家更多的资源和更优秀的人才。

第二，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维度看。

创新是高风险的活动，所以一定要有高收益匹配才会有人去干。创新的高收益来自哪里呢？靠专利，创新成功你申请专利，在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期内，你就能够独家垄断卖高价并获得超额利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为什么都愿意创新？因为他们有着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创新是高风险配高收益。在中国，创新变成高风险配低收益，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创新了。为什么创新到中国变成了低收益了呢？因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完善。企业辛辛苦苦创新出来的东西，可能没几天就被人家山寨了，价格一落千丈，企业连回收高昂的创新成本都难，更不谈高收益了。所以，我国很多企业的策略就不是创新，而是山寨，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的地区，山寨别人的先进技术反而是低风险配高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家流行一句奇怪的、外国企业家可能根本听不懂的口头禅：“企业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创新风险太大，山寨更划算。在经济赶超阶段，山寨模仿战略也许是可行的，但到了高收入阶段，要与发达国家竞争，山寨就越来越难以支撑经济发展了。对于核心高科技领域，如工业级高端芯片、先进航空发动机等等都是无法山寨的，只能靠自己日积月累的创新能力。至于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戴亦一认为幕后的原因还是权大于法，地方保护和司法腐败，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尽快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创造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环境，是释放我国企业创新活力的关键，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谈到深圳的创新成就，人们发现以每万名市民拥有律师人数等指标衡量的深圳法治环境，要远远好于国内其他城市，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金融市场结构的维度看。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格局是极其不利于创新的。为什么呢？我国的资金市场至今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例全国平均在20%左右，80%通过银行贷款。创新是高风险行为，只有资本市场的钱才愿意流到创新领域去，因为高风险就意味着必须配高收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都是股权投资者，可以分享创新企业的高收益。但银行资金就截然不同了，由于只是收取固定收益（利息），风险越低越好，所以银行家天生就是风险厌恶型的。因此，银行资金出于风险考虑最愿意把钱贷给地方政府、房地产、国企央企等风险小的客户。这样的资金流向，怎么能够支持中国企业的创新呢？而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企业所需资金中的70%甚至80%是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的。资本市场为什么愿意投资给高风险的创新型企业呢？因为股东能够分享公司的收益，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虽然高风险，但也高收益。回到深圳和上海广州等地在创新领域的差距问题，人们很容易发现深圳拥有深交所，作为全国创业板和中小板融资中心的深圳，深圳高科技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其直接融资环境比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好多了，这也是深圳创新表现更为优越的重要金融因素。

第四，从教育、文化和信息环境的维度看。

创新，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如何培养具有一流创新能力的人才，关键在教育。教育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健全人格和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中国在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创新是高风险的活动，需要有包容的文化。纵观世界，那些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其移民文化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包容特性。日本经济创新算是做得不错了，但日本的原创还是远不如美国。我曾经在访问日本一桥大学时，问过一位日本教授这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出不了特斯拉，出不了苹果，出不了谷歌等这样伟大的原创企业？”日本教授的回答令人深思：“日本是武士道文化，武士道文化不包容失败，一旦打了败仗，是要剖腹自杀谢罪的，所以整个日本的国家文化是不能容忍失败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企业高管更愿意带团队去做风险小的改良项目，去搞工匠精神，而不太愿意去做风险很大的原创。”

我们要释放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文化包容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唯有开放包容，才有万众创新。这一点，我们在对比上海和深圳时也很容易看到，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移民城市，其文化比上海更具包容性。戴亦一教授认为这也是深圳创新领域远远优于上海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信息环境。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今后面对的重要竞争对手不是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而是具有超强创新能力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不是闭门造车所能成就的，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家们才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创新成果。目前受国内信息等各种环境的限制，现在深圳很多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大疆、欧非光等，为了获得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都不得不在海外诸如硅谷、特拉维夫、伦敦、首尔、东京等城市设研发基地。这样做虽然使企业获得了世界级的创新平台，但也增加了不少本来可以节约下来的研发成本。因此，如何在确保新闻和社会舆论导向的前提下，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利的面向国际开放的信息和学术交流环境，是摆在我们目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对那些束缚企业创新活力的不合理制度进行彻底的革新。

中国经济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毋庸讳言的。但目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等新形势新问题，为了防止因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发生系统系经济金融风险，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而要彻底摆脱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拯救处于困境之中的实体经济，我们要尽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入手进行大胆的革新。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必须尽快把老百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得把企业创新的活力释放出来。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和德国都面临着本币升值，出口遭受重挫的困境，但日本采用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等泡沫经济的方法应对，最终走向了泡沫破灭，而德国则采取了释放内需尤其是释放企业创新活力的方法，成功地度过了难关。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勤劳而且聪明老百姓的国家，中国经济只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没有理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理由不创造出新的中国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