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何为？

黄湘

从1999年开始，中国以平均每年扩招50万人的速度扩大高校招生人数，直到2008年才逐渐放缓。

10年之间，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607万人，中国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

1999年的扩招是在“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缓解就业压力”的背景下实施的，然而，时至今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相比之下，人口不到中国1/4的美国，现在每年大学招生人数将近2000万人。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美国精英人士觉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够普及，有必要推动高校扩招。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出身的美国人来说，昂贵的大学学费是令他们对大学教育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2017年，纽约州率先立法，宣布从2017年秋季开始，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本州学生，将获得免费就读纽约州公立大学的优惠。倘若美国其他各州也都效仿纽约州的这项立法，将会大幅提升美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

然而，高等教育真的是越普及越好吗？政府真的应该大笔拨款资助教育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兰（Bryan Caplan）对这两个问题都说了“不”。他在2018年出版的《指控教育：为何教育体系实属浪费时间金钱》（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说“不”的理由，辩锋犀利。该书甫一出版，即在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引起强烈关注。

卡普兰主张，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不应该由政府通过纳税人的资金来提供资助，其经费只应该来自学费和私人捐赠。

他的理由是，教育的主要价值，尤其是高学位教育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成为更好的公民、思想者或工作者，而是在于其“信号”功能，能够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人的智力、毅力与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

换言之，一个能够在逐级递进、层层淘汰的教育体系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幸存”的人，能够向就业市场和公众显示他具有优于那些被淘汰者的素质和能力。至于他究竟在学校里学了多少东西，其实并不是就业市场和公众的关注所 在。

一篇国内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报道可以佐证卡普兰的观点。2002年和2003年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满分金牌得主付云皓在保送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之后，沉迷于网络游戏，在数学之外的其他学科课程中屡屡挂科，最终因为物理补考成绩不及格只能从北大肄业，未能像许多国际奥数竞赛的参赛者那样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仅仅成为一所普通师范学院的数学教师。这篇题为“奥数天才坠落之后”的报道充满了“伤仲永”的意味。但事实上，付云皓因为物理挂科而不能正常毕业，并不说明他不具备从事数学研究的才华和能力。仅仅由于未能通过学位的“信号”功能来显示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于是付云皓在这篇报道中就被描述成了一个遭受“连绵不断的惩罚”的人，他所选择的“让初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的人生道路，则被定义为一种可怜的“失败”。

事实上，绝大多数通过物理考试的学生，只要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与物理无关，都迟早会忘掉课程内容，和没能通过补考的付云皓并无差别。

这也正是卡普兰指控教育体系的出发点：高中和大学开设的大多数课程都是不必要的，很快就会被学生遗忘，这些课程只能在很微弱的程度上提升学生的“人力资本”；除此之外，教育80%的价值就是“信号”—即使你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一个学位也能让潜在的雇主相信你具有足够的智力、毅力和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可以胜任未来的工作。

和付云皓不同，卡普兰是教育体系中游刃有余的胜出者，他当学生时的基本策略就是对每门课都想办法花最少的时间来考最高的分数，结果轻松收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并没有自鸣得意地教导世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而是专注于揭示教育体系的荒谬。

既然教育的主要價值在于“信号”，那么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一些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些人的所失。卡普兰指出，从前，很多美国人不需要高中毕业也能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成为中产阶层。而现在如果不是大学毕业生就很难找到工作，但其实很多大学毕业生干的也就是过去高中生甚至教育水平更低的人干的活，其职业技能主要来自入职以后的培训，和大学课程无甚关系。所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而很多低收入劳工阶层的子女本应选择职业高中，结果却在普通高中浪费3年，高中毕业后既上不了大学，也缺乏工作技能。

如果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教育，除了浪费大笔公款，还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教育的“信号”功能意味着，有很多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作者挣的比他们应得的少，同时有很多受教育水平高的工作者挣的比他们应得的多。在当今美国社会，教育的“信号”功能被高度强化了，和那些仅仅拥有高中毕业证的人士相比，大学学位拥有者的平均薪资要高出84%，通过积累工龄来提升薪资是非常缓慢的，10年工作经验常常也比不上一纸学位证书。

教育的“信号”功能意味着，有很多教育水平低的工作者挣的比他们应得的少，同时有很多受教育水平高的工作者挣的比他们应得的多。

因此，政府公款推动的高校扩招只会导致更多的高学历年轻人挤占低学历中年人的机会和资源，让后者挣得比他们应得的更少。

在美国，历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有必要资助教育，因为教育是培养民众成为具备足够信息、知识和思辨能力的“理性”选民的必要条件，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卡普兰则否认教育可以让民众成为优质的“理性”选民，他在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話：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中指出：在经济市场上，人要为自己的每一项选择负责，要承担不理性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后果；而在选举中，每个人投出的那一票和众多选民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选民会倾向于选择“非理性”，沉迷于某一竞选者魅力四射的政治造势活动，而不是理性辨析其政策后果。因此民主常常是失灵的，民粹横流才是选举政治的常态，精英也会被煽动家牵着鼻子走，再高的教育程度也无济于事。

卡普兰对教育体系的尖锐批判诚然劲爆，但立论过于偏激，故而反驳者甚众。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其一，卡普兰高估了教育的“信号”功能，现有的计量研究表明，“信号”功能虽然重要，但只占教育价值的30%左右，教育的主要价值还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

其二，卡普兰认为政府资助教育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但是他没有考虑社会上最为贫穷的群体，如果没有政府资助他们将无法负担对于找工作来说最起码的教育。

其三，卡普兰声称低收入劳工阶层的子女就应该选择职业高中，这等于是主张阶层固化，认为低收入劳工阶层的下一代就该继续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

最有力的驳斥来自长期研究教育的经济学家麦克弗森（Michael McPherson），他在书评中指出，教育的关键用途并不在于使得受教育者掌握某种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在于使其具备适应变化和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一个例证是，在人类历史上，农业长期依赖基本的手工农具，农家子弟只需要重复其父辈的技能，超出基本识字范围的求学在经济上是一种浪费。然而，当机械化、化肥等新技术出现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农民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迅速转化为显著的财富差距。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农民更善于学习新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他们更懂得如何利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换言之，卡普兰关注的只是如何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充分就业，但真正的问题却是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重重挑战。然而，他对教育体系的批判虽然剑走偏锋，却切中时弊，值得每一位关心教育的人士深省。